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
作者黄泽文
序言
这是一篇回忆文章，回忆我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几个月的亲身经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时的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段往事，已随岁月的流逝变得遥远而冲淡，但每每想起，却仍然刻骨铭心。文章中所涉及的同学们，在那疯狂的年代中，无论是红五类、麻五类、还是黑五类的家庭出身，也无论是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受暴者，如今均在定期举行的同学会上握手言欢，促膝谈心，品茶忆旧。如果偶尔回想起当年的中学时代，摆谈起来，则恍如隔世，不胜唏嘘。
但是，往事已矣，却并不如烟。历史需要真相，历史的错误不能再犯。因此，在我们已渐入老境的时候发表此文，无意于责怪当年折辱过我的同学，却有心致歉于往昔教过我的老师。作者撰写此文的唯一目的是回忆青春，记载历史，反思根源。让我们的后代了解当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些真实事情，从中得到启迪，并引起思考。这或许能为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作出贡献。
此文所写，均本于作者本人当年的日记和笔记，一些内容，也参考了网络上的一些资料。引用的许多照片均来自网络，难以逐张查证出其最初来源，在此先向原作者表示谢意。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上）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进入五月以来，成都中学的教学秩序就已经不那么正常了。我当时是成都五中高一的学生，虽然少不更事，而且身处西南一隅，但我的周围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影响开始快速地进入到校园，北京来的通知、社论、重要文章搅动着中学生的大脑，也搅动着校园的气氛。校园里政治活动频繁，本该用于上课学习的时间被一系列的大会、小会、政治学习、游行、写大字报等活动所占据。校园里很难再有往常那种朗朗的清晨读书声和安静的晚自习灯光。革命到来了，偌大的校园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以下是我当年记的日记，摘其要者转述于此，括号中内容为现在添加的注解：
5月9日至21日到圣灯公社踏水大队劳动两周，帮助双抢（抢收麦，抢种稻），其间参加了当地四清工作组主持的对敌斗争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并访贫问苦。
5月27日，星期五下午，我班（高68级4班）召开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集团的大会。同学们发言十分踊跃，一致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6月3日，星期五，学校召开师生代表大会，这是我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学习并贯彻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声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动员师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4日，星期六，全校在工作组的安排下开始发动学生和老师写大字报，向教育黑线猛烈开炮，声讨三家村黑帮集团。大字报的矛头也对准当时四川省揪出的小三家村的成员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李伏伽等。
6月6日，星期一，我校师生上街游行，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声讨三家村黑帮。喊的口号包括“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 ……。
6月9日，星期四下午，天降暴雨，在雨中抢救刚贴出的大字报，效果不佳。
6月15日，星期三，全校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一共揪出近20个牛鬼蛇神老师和职工。（当时的成都五中有教职工一共100来人，牛鬼蛇神占全体教职工人数近五分之一。）
6月16日，星期四夜，刚睡下突然被来家的同学叫醒，紧急通知到学校去，听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指示作出的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听完后热烈欢呼，表决心，拥护这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并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6月17日，星期五，学校全面停课。
6月20日，星期一，在工作组的组织下继续写大字报，学生开始在老师批改的作业中寻找蛛丝马迹，用以揭批老师。我班的同学给班主任侯寿春老师写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我也在其上签名。（陈姓同学拒绝在上面签名，表现出独立思考，不随大流的定力。）
6月27日，星期一，组织观看被批判的电影《逆风千里》。
6月30日，组织学习北京师大一附中初三学生李长寿给班主任的一封信，以及中国青年报据此发表的社论。社论强调老师是分左、中、右的，要大胆揭发学校领导和老师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
7月5日，星期二，全校正式放假，但各班班委和共青团支委被工作组要求留校搞文化大革命。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文革在成都中学的启动最初是从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开始的。当时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史学家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作家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个人在六十年代初写了些杂文，以“三家村札记”的名目发表于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而邓拓更是独撰杂文集《燕山夜话》，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三家村成员：邓拓，吴晗，廖沫沙（转引自网络）
为什么文革肇始之际，要拿他们三人祭旗，个中奥妙，岂是我辈这等外省中学生所能猜透的？我们只是在工作组的鼓动下，义愤填膺，口诛笔伐，亦步亦趋地学着当时党报上的手法，断章摘句，无限上纲，写出很多大字报悬挂于校园中，将三人的文章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泼向三人的脏水中，有我这样的中学生的一份，这是当时独有的一人挥手，全民作恶的现象。多年后知道，打倒这三个人符合当时打倒彭真，改组北京市委的需要。文革发动的导火线被公认为是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后，进一步上牵下连，扩大到上述三人合作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通过无限上纲的手法，制造出这一桩文字狱，从而达到打倒彭真，剑指刘少奇的目的。这是最高领袖在文革肇始时的一个战役布署。
文革初期常见的批判三家村专栏（王瑞忠摄）
文革以“文字狱”始。四川省的头头们也有样学样，当时抛出了一批平时有点独立思考，爱写点文章和小说的党内和党外干部进行点名批判，其中包括张黎群（时任绵阳市委任副书记）、马识途（时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沙汀（时任省文联主席）、李伏伽（时任乐山地区文教局副局长）。其中，还把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称为四川的三家村 [1]。这些党内外的著名文人均在文革中锒铛入狱，受尽折磨。
此外，还需补充一点的是，我们用大字报口诛笔伐的李伏伽先生就曾在民国时期的成都五中（当时叫四川省立列五中学）任教，最近在查阅他的背景资料时发现，五中现在已将他列为杰出校友 [2]。历史还真有点幽默。
上面的日记也显示出，文革初期，中学生花了不少精力来声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黑线。这是鼓噪起来的中学生亦步亦趋紧跟伟大领袖的行动。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给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制度定了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而且明确指出了今后教育工作的方向：“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后来，这一思想在一九七一年更是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固化为“两个基本估计”，即：1）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2）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文革十年的“教育革命”，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虚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判断之上，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的教育体系折腾得满目疮痍。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会（转引自网络）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传达下来时，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们彻夜欢呼这一英明决定，认为这是：“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消灭产生精神贵族温床的伟大胜利”，并在第二天全面停课，上演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次“壮举”。从此，上千万中学生在文革开始之际失去了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其中绝大多数人一生再也没有走进课堂，他（她）们的系统受教育的权利被永远剥夺。此一决定对个人成长的决定性影响，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后来给我们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有目共睹。
日记中提到了工作组。文革初期，成都中学里面的工作组实际是当时正在中学里领导“四清”运动的四清工作组。由此可知，成都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是四清运动未完成就开始的运动 [3]。四清运动是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而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在城乡中发展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我等中学生由于年幼，幸未直接恭逢其盛，但却常常要被组织起来听一些报告，听到过一些“背靠背”，“干部下楼”，“洗手洗澡”之类不甚了了的话语。甚至也在半夜被同学叫醒，迷迷瞪瞪、风风火火赶到学校去听关于颁布“四清二十三条”的报告。随着文革风暴的来临，四清工作组就开始介入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而当开始批判“十七年教育黑线”的时候，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学校当局，还有身上带有旧社会各种印记的老师们，首先成了众矢之的。
中学生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当时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其风源自上面。日记中提到的李长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青年报对北京师大一附中初三学生李长寿给班主任的一封信大加赞赏，刊发社论《学生可以帮助老师革命》。此社论特别强调：“教师中还有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对于牛鬼蛇神，不管他是校长也好，书记也好，教师也好，也不管他有多老的资格，多高的名望，多大的权威，统统都要揪出来，彻底揭露，坚决打到，而毫不留情。”
中国青年报社论《学生可以帮助老师革命》（转引自孔夫子旧书网）
这是一种教唆，其实，这样的教唆，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自我进入中学以来，阶级斗争就成为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国家大事，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中学生的课本中，在报纸、广播、电影、文学作品里，在不断的运动和政治学习中，我们这些初涉人世的少年，被耳提面命地教导着，告诫着，要热爱新中国，要热爱党和毛主席，要牢记旧社会的血泪仇，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想变天复辟。在这样的引导下，中学生形成了一种红黑分明的二元思维，心中积聚了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当把斗争矛头对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之时，这种教育体制的执行者，学校领导和老师，就成了斗争的最直接的靶子，就成了发泄仇恨的对象。于是，文革初起之际，六到八月之间，“学生斗老师”在成都中学里狂飙骤起，陡然成风。这是在“学生斗学生”之前发生的一幕闹剧。这一闹剧在世界教育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文革初期中学里面的大字报和大批判（转引自网络）
我所在的高68（4）班也不例外，班上同学也写大字报批判我们的班主任侯寿春老师，以及其他任课老师。大字报由谁起稿？怎么写的？揭发批判的内容是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记得清楚的是，写完叫大家签名，我也签了，参与了作恶。但签名后，看见一个矮个子的陈姓男同学拒绝签名，他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冷冷地拒绝，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考的风范。值得庆幸的是，我班没有出现过打骂老师和斗争老师的行动。
在我的记载中，成都五中揪出了近20位教师职工，包括学校的教务主任，占全体教职工人数近五分之一。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被学生毒打，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曾昭蓉的青年女老师，她是政治课老师，又是当时初三（4）班的班主任，被学生剃了阴阳头，毒打得鲜血淋漓。据说曾昭蓉老师是在四清中被工作组重点清理的对象，其原因和她在上课时的某些越界言论有关，被学生揭发，反映了上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中，学生也被鼓动起来告密，致使为人师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五中的校长叫漆瑶光，是一个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先生，高身，瘦削，待人温文儒雅，笑容可亲，即使在初一年级的学生面前也是如此。他是党外人士，并无什么职权，平时主要致力于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的素质。一九六二年我刚进五中时，学前教育是学习漆校长编撰的《中学生文明行为细则三十三条》，其中的内容极为详细具体，除了规范教室纪律和尊敬师长的条款之外，还包括“两人同行不先步，两人同坐不并股，两人同食不先筷，…”等行为举止方面的内容。这正合君子所谓“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的规矩。这种君子条例，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逆革命造反精神而动，此时自然成了批判对象，被热血沸腾的学生们口诛笔伐。好在漆校长本人并未被触及皮肉，也未被关进牛棚被监管劳改。
君子受辱之际，自然是痞子横行之时。从此，“狗娘养的”、“砸烂狗头”、“王八羔子”、“混账王八蛋”、“滚他妈的蛋”、“老子要…”之类的恶言秽语充斥于校园之中，涂鸦于大字报之上，畅行于街头里巷之间。其流毒之深远，当时谁能预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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