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八一年中国官方界定的文革起止日期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一共十年。
1966年我是北京101中学初三三班的学生。1968年初到1978年夏我是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先是第八机械工业部）直属的青海农机锻造厂的工人，也是十年。
一九八一年的中国官方给文革判定的性质是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i]。这个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的是，在这十年内乱之中，至少有200 万到300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ii]。
1966年夏我见证了我们北京101中学前图画教师陈葆昆的死亡，1977年初又经历了我的室友跳楼自杀。文革，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计算的十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都是一大段抹不掉的青春岁月。以下是我的视角，我的回忆。
一、离开北京
青海农机锻造厂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陆续开始兴建的“三线”[iii]民用重工业工厂之一，它也是青海重型拖拉机制造厂的分厂之一。
当时中国重型工业的骨干仍然是苏联援建的一批厂子，重型拖拉机制造厂也只有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官名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一家，其产量有限，质量也常出问题。中国曾试图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重型拖拉机厂，像天津拖拉机厂（“天拖“），但效果实在不理想。1968年业界就传了一个顺口溜：“天拖天拖天天拖，大姑娘拖成老太婆，八年打败了小日本，十年建不成天天拖”。
青海拖拉机制造总厂的组建除了出于备战的考虑外，还试图改变重型拖拉机制造落后的状况。它由洛阳拖拉机制造厂援建，并提供中、高层干部、技术员和高级技术工人。年轻的技术工人骨干则从北京的九所中学里面召收中学生作为学徒工加以培养。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当时的招工对象限于当时的高三和初三两个年级的学生（即所谓“老三届”[iv]里的老高三和老初三）。据我后来看到有人的回忆文章称，当时的高三学生已经经过了毕业考试，可我不记得我们初三的学生也经历过毕业考呀。不管怎样，我们也一定是被划归为 “毕业班”了。能与老高三比肩，还没有歧视，我立刻报了名，那是1967年底。
这个消息却在我的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父母一辈听说要去青海，错愕之余，极力反对。青海，在老辈人的心中，就是“蛮荒之地”和“发配之地”。更要命的是，由于户口制度，一旦成了“青海人”，调回的几率几乎是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口或户籍制度绝对是一门大学问。据百度百科“户籍制度”资料，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但当时我却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铁了心要去青海。
报名那年我十七岁，父亲和继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最初的动荡中，我为不是“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出身而感到自卑。由于父母当时也在受冲击，虽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但家被抄了几次。所以我当时主要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只有周末回家。而学校，自1966年秋冬之后，变得冷冷清清。幸运的是，学校的后勤仍然照常运转：学生食堂照常开门，冬天也照常给学生宿舍提供煤炉和煤块，尽管相当多的宿舍是空的。
当时的日子，虽经历了文革最初的动荡，又经历了学生自己组织的农村劳动及后来的军宣队入驻及军训，但都是短暂的。接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来或不常来学校了，在诺大的校园里主要就是“清”和 “冷”两个字。虽然有几个好友相伴，但谁都知道，离散是迟早的事。
我当时坚持要去青海农机锻造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当工人，而且是正规大工厂的工人。青海农机锻造厂虽然生产拖拉机，但据说战时就会变成坦克厂，听起来就让人热血澎湃。
北京101中学是被称为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于1946年建于共产党的晋察冀边区，1949年1月迁入北平。1950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圆明园遗址修建校舍。1951年9月迁至圆明园现址。
最初北京101中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军人子弟，五十年代中以后逐渐向社会开放，成为当时北京市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学生经统一考试入学。由于其紧邻北大、清华等高校及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不少知识分子子女考入该校，以后101中还特意招收了一批农民子弟。但在文革开始时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在101中学里仍占相当比重，看到百度百科才知道，习近平、曾庆红、李铁映都是我们的校友。
101中学有不少 “光荣传统” ，其中之一就是体力劳动。在建校之初，学生和教员就亲身参加了修建校舍的劳动。以后每年学生都定期参加劳动：学校里有菜园、果园和小工厂，同时我们每个学年还会到农村劳动一到两个星期，其中一年我们还曾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焦化厂劳动了一个星期。正是这个经历，使我对中国的农村和工厂都有些肤浅的了解，也萌生了不能去农村的念头。当时年轻人的另一条出路是参军，但我由于不是 “红五类” 出身，这条路不对我开放。
我们属于当时最早被分配的北京中学生，当时报名的人并不多，不存在什么竞争，当时我们班四十三名学生中只有包括我两个人报名。青海农机锻造厂属于三线民用厂，政审不像参军那样严格，我报了名就被录取了。三、四个月以后，这个厂又从北京招收了一批中学生，我们班上另一名同学也入了厂。再往后，除了少数参军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都去了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村插队，真正留在北京的是极少数。大批下乡的青年在1978年以后形成大批的知青返乡潮， “口袋户口” 成了一个当时新的名词和社会问题，此又是一个大题目，此文不提。
据我记忆，青海农机锻造厂给我们那一批每个入厂的学徒工发了二十块钱的冬装费，但后来有文件称给我们发了三十一元冬装费[v]，记不清了。当时我的继母嚷着要去把钱退掉，我在家里大闹，一度搞得很僵，后来还是我父亲点头放行。其实他不放行又能怎样。过后当他们送我姐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时，恐怕还庆幸了我的决定。
1968年1月12日在我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当看到他们一脸悲肃，站在站台的寒风中向我挥手时，我的眼睛还是没出息地湿润了。
[i]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ii] ”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 作者： 金钟 来源：《开放》杂志2012年10月号 http://www.china50plus.com/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
[iii]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中国除继续反美（帝）外又开始反苏（苏联修正主义）。时值五十年代底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为的大饥荒）后不久，“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了中国的国策。从1964年起，中国开始在中西部山区兴建大批的重工业工厂。从当时的战略眼光考量，这些工厂必须建在内地的大山里，山沟里，甚至山洞里，称为“三线”（在一线沿海大城市二线中部重工业城市之外的第三条战线）。三线厂分军工和民用两种。军工厂在选址和管理上更加严格。我们厂属于民用厂。当时的三线厂因为都在山沟里，基本上是每个厂自成一个小天地，厂里的人自成一个小社会：设有厂区和福利区。厂区有食堂，福利区有单身宿舍，家属楼，小卖部，幼儿园，小学校。厂里的人跟厂外的世界不怎么来往。
[iv] 所谓“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开始时在中学就读的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及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岁数在13到18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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