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五·一。一大早，廖晓东感觉不适，肚子疼得厉害。本来今天是她们下乡三周年的纪念日，知青们想在一起开个座谈会，她疼得实在动不了，便央求丁法：“你去找徐丽来。”
徐丽赶到时，廖晓东已经躺在炕上昏过去了。“是分娩，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快把她抱到学校去。”徐丽对丁法说。“去学校?生孩子在哪儿都一样。”“这儿的卫生条件这么差，你们家连块干净布都没有……。”徐丽不再理会丁法，上前去抱廖晓东。她抱不动。此时的廖晓东脸色发黄，又苏醒过来。她看见徐丽在一边，用手胡乱地抓住徐丽，疼得哭起来。“要是龙妹在就好了，她学过医会处理。”徐丽安慰她。丁法见廖晓东醒过来，对她说：“生个孩子没这么费劲，庄户人哪有这么娇气。”徐丽打断他：“你快找人烧点热水，你不用在屋里呆。”邻居家听说廖晓东要生孩子，跑来几个老大娘帮忙。孩子总算呱呱落地，是个男孩。孩子落地，廖晓东兴奋地给儿子命名：“五一。”这是她人生的写照。五一下乡插队，五一结婚，又逢五一有了儿子。丁法家住房困难，又没有别的女人，再说坐月子在农村看来是件大事，在徐丽的再三要求下，廖晓东抱着五一回到了知青点，也就是现在的小学，由徐丽负责照顾她的生活。徐丽不让丁法常来，对他说：“有事我会叫你的。”这个比廖晓东大十岁的男人在徐丽面前很知趣。由于廖晓东无法授课，徐丽自己教学。
这天，龙妹回来了，但情绪很低落。她看到躺在炕上抱着孩子的廖晓东十分不解。“你还不知道?”徐丽打趣的说。“人家已经为贫下中农生下小贫下中农了。”“男人是谁呀?”“苦大仇深没有结婚的丁法。”“不认识。”龙妹很失望：“晓东姐，你怎么会在这里结婚呢?”“这是我的选择。龙妹，告诉我母亲怎么样了?”“去世了。”龙妹眼圈一红：“本来，我想在家陪陪爸爸。可是，离开这时间太长，我怕影响不好。母亲去世对爸爸的打击太大，我真怕……我这次回来带了些药品和器械，往后，山洼村的农民看病，一般不用再往外跑了。”“真的?我要去告诉支书，这也是他期望的。不，是全体贫下中农同志们所希望的。”廖晓东很兴奋。“其实咱们这还缺少个商店。”徐丽说：“社员们打油买盐都要出山，很不方便。”“可以向村支书提嘛。”龙妹说。“我提过。”徐丽说：“老支书说，没有人会算帐。”沉思了一会，廖晓东突然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就不要售货员了，咱们可以提议，开个无人商。”“无人商店?”龙妹、徐丽吓了一跳：“这能行吗?”“怎么不行?这也是新生事物，不要小看了贫下中农的觉悟。”俩人沉默不语。“要不，咱们先跟支书说说。”见徐丽和龙妹不吭声，廖晓东要下炕。“你别动。”徐丽连忙制止。“我去，没出满月到处跑，当心身体。村支书同意龙妹当医生，但无人商店的事，说要请示公社。
第二天，公社来了一位领导在山洼村又开了社员会。“革命的贫下中农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特别是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更是深人人心，被事实所证明。山洼村的三名知识青年为我们山洼村带来了生机，知识青年同志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山洼村贡献了自己的才华。使山洼村有了第一所小学，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现在她们又倡议在村里开设无人商店。这更是一个新生事物，使山洼村在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大路上又迈出了更近的一步。公社党委非常赞成这种设想。决定，无偿为这一新生事物提供保障。今天下午，让大队长带领几名社员去公社供销社搬商品……”
山洼村的无人商店又引起了全县的哗然。县广播站又出了评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看山洼村的无人商店》，评论高度地赞扬了山洼村的无人商店，特别是知识青年在农村作用的发挥，更应了毛主席那句话：“很有必要。”山洼村又一次为自己的创举和荣誉而自豪起来。不久，县广播站又发表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评论，表扬山洼村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甚至说山洼村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村干部们这几天忙的不可开交。虽然忙碌，但心里却美滋滋的，山洼村历史上第一次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而且，大到县领导、小到大队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纷纷涌到山洼村来参观学习他们的作法。更令人激动的是县委的领导亲自拍板，山洼村虽然地理位置落后，但有超前意识，应该更进一步帮助他们。于是，公社党委决定，调动全公社劳力上阵，帮助山洼村修一条通往山外的乡村路。对这一决定，山洼村的贫下中农更是欣喜若狂，虽然私下有人说县里领导来参观因为不通车要步行几里山路不满意才决定修的公路。但不管怎么说，山洼村的社员们从此有了出山的路，再有病号可以直接用车拉到医院，不需要再用人抬了。于是，山洼村的贫下中农们从心里发生了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五一刚出满月，廖晓东就抱着孩子在川流不息的参观团中做经验介绍。从贫下中农的思想觉悟，汇报到无人商店的出世，最后归纳出的结论就是：山洼村的贫下中农永远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人商店的诞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产物，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奏。这样设想，不用十年，山洼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步人共产主义轨道。
在这股热潮中，只有徐丽保持冷静。她把无人商店作为一种设想或试验，能否保持，有待于历史证明。因此，在参观团面前，她很少开口，话少得使不少参观的同志说她不像老师。徐丽有自己的想法。在她眼里，廖晓东的思想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束缚，以致于思想走向极端。最使她不能理解的是廖晓东来山洼村的一系列选择。特别是出于对贫下中农的同情而嫁给贫下中农，她无法理解这种感情。尤其是看到她的婚姻并不幸福，繁重的劳动，清贫的生活，无端的打骂。但是，这一切她又无力改变。徐丽认为自己绝不会一辈子扎根在这个贫穷的山村。所以，当廖晓东有一次问她：“你也结婚吧，村里的贫下中农青年很多。”她未置可否，淡淡一笑，回答：“这一点，我没有想过，我不知道自己能在山洼村呆多久。”她无法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说到底，她自己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仅是为了情义和无法抵制的号召而与好友一起下乡，思想觉悟没有升华到那种义无返顾的境界上。“今后不要问我这个。”这就是她的结论。
廖晓东作为知识青年的先进代表，开始轮回到各个地方去汇报思想、介绍经验，家里没有女人，孩子交给徐丽又不好意思，于是，她只好自己带着孩子。 她本来自己准备了一份发言，但公社里说思想升华的不细，又给她修改一番，使经验介绍的更生动具体，从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为贫下中农治病救人，到嫁给最穷的贫下中农，现在抱着的孩子就是与贫下中农结合的产物，等等。使参加听讲的同志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不少知识青年自发地问：“一个女同志能做到的，我们男同志为什么不能做到?”于是，全县不少知识青年都主动与贫下中农的子女结婚落户。这些行动，都被称之为热爱农村、热爱贫下中农的体现。
连续的劳累、奔波，使廖晓东身体明显消瘦，巡回结束回到山洼村后，整个人瘦了一围，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家里的很多活又在等着她。丁法很不满意她的行为。也许以前他也曾把廖晓东作为知青的先进代表而对她敬之。一旦她成了自己的妻子，在落后无知的山里人眼里，性质就完全变了。况且丁家有许多需要女人的家务。这些天廖晓东一人抱着孩子在外面演讲不归，家中又恢复了以前的萧条，自然令丁法极为不满。廖晓东与丁法俩人的文化层次、思想意识等距离太大。丁法是典型的农民意识，如果丁法珍惜廖晓东对他、甚至对贫下中农的一片真诚，那么他们的生活也许会美满幸福。但丁法不这样想，他把廖晓东留在山洼村、嫁给他丁法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必然选择，他怎么会珍惜这份情感呢?难怪后人说廖晓东的悲剧很大程度取决于自己，尽管也有历史的原因。“你整天忙呼什么?”丁法对廖晓东的归来不满意。“公社里安排的。”在万人会场上声如震天的廖晓东在丁法面前却永远不敢抬头。丁法不听她解释，“啪”一个耳光又送上：“告诉你，山里人看不惯一个女人整天在外溜溜乱转，不顾家。”由于连日的奔波，她和孩子都瘦了不少，本想回家好好休息，但水还没喝上一口，先挨了一个耳光，她的脸上一阵发烧。廖晓东抱着孩子默然流着泪。这是自己的丈夫，她不敢再说什么，说也没有用，既然自己已经进行了选择，那么就永远不要后悔。三年后，廖晓东又怀二胎。山洼村又恢复了旧日的平静。
热闹一时的无人商店首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关闭。主要原因倒不是人们的思想觉悟较低，而是由于无人管理，导致商品的腐坏，老鼠咬加上虽说是无人商店，但却需要人清资、盘点、进货等一系列需要人干的事，而山洼村的人们在狂热的引以自豪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不容改变的现实。之所以不容改变，因为这一举措曾给山洼村带来了一时的辉煌。最让山洼村自豪的，是那条足有三米宽的公路，在他们眼里，没有无人商店的诞生，就没有公路的诞生。这，自然要归功于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
作为知识青年后来又成为农民妻子的廖晓东，已经被山洼村的贫下中农接受。在他们眼里，她肯嫁给农民是她的伟大，而留在山洼村则是山洼村的光荣。她依然教着她的书。就在她担任了山洼村的团支部书记、进了山洼村的领导集体之后不久，知青中开始有人返城了。最早听到这一消息的是龙妹。龙妹到卫生院拉药品，在卫生院看到不少知青在开病历证明，出于好奇，一问才得知的。回来后，她把这一消息马上告诉了徐丽。徐丽一阵欢喜：“悲剧快结束了。”“悲剧?”龙妹茫然。“你真是个孩子。”徐丽答道：“你想过在农村扎根一生吗?”“没有。”龙妹老实地说。“所以，回城是早晚的事。”“只是，不知晓东肯不肯?”“潮流，她也无能为力，只是我担心她的家庭。”
第二天，廖晓东到学校上课，徐丽把龙妹的话告诉了她。廖晓东感到奇怪：“怎么，会有人想到回城?我们当初不是立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吗?怎么有人变了?”“此一时彼一时嘛。”徐丽有些得意：“这是潮流，当时下乡是潮流，现在返城也是潮流。”“我可没这么想。”廖晓东急了，“咱们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怎么好反悔呢?再说，农村，也离不开咱们。”“地球不会停止转动。”徐丽大声说。“你感到你现在的家庭很幸福吗?”龙妹换了个话题。“这不是一回事，我立志在农村，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幸福。”廖晓东回答。“就算是为了事业，可这毕竟是人生不可回避的事实。”廖晓东大声说：“我重复一次，我留在农村不是为了我自己，同样也不是为了丁家。”“走不走是你的事，现在已经有了招工名额，都在公社里，我已经要求返城了。”龙妹说。“龙妹，山洼村的贫下中农没有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要责备她，这是人之常情。我也准备给家中写信想办法。”徐丽说。“你留下吧，我们不强迫你。”龙妹很痛快。
“不，不是我，是我们，是我们全体知青。我不但自己留下，而且要动员全体知青都一起留下，我们现在走了，算什么?当初我们怎么说、怎么做的?贫下中农同志们会怎么想?我们不要被一时的潮流所迷惑，我们是毛主席号召下乡的，现在回城，这不是否定吗?”“你不要说这些了。”徐丽打断她的话，“我问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意义你想过没有?”廖晓东一怔，欲言又被徐丽止住。“我再具体一点问你，你下乡这几年除了成家立业这些不下乡照样都必须经历的人生外，你得到了什么?”“你怎么能用这种患得患失的观点来衡量这场政治运动?”廖晓东提高了声音，“要走就走，不要说些右倾之言来影响别人。”徐丽很失望：“我们的思想误差太大、太大。”
廖晓东不等徐丽说完，迫不及待地回到徐丽宿舍，这儿也兼作学校的办公室，她伏桌疾书，不一会儿就满怀激情地写了一份《倡议书》。“给，这是我的倡议书，你们看看，我就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议全体知识青年战友们不要被返城的风潮所左右，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廖晓东不听徐丽的劝阻，坚持把这份倡议书送给了村支书，委托村支书尽快派人送到公社。 公社已经有了回城的招工名额。据后来有人说，公社在研究回城名单时已经把廖晓东列在了第一批回城的名单之中了，理由一是受贫下中农教育好，二是在农村找了婆家，说明了扎根农村的决心。恰在这时，山洼大队派人送来了她的倡议书，这无疑是给自己即将有转机的命运泼了一桶冷水。
公社里非常重视她的倡议，况且廖晓东是知青中的先进人物。于是，这份倡议书被送到县里，接着，县广播站又一次向人们播出了这个倡议。廖晓东的倡议书在知识青年中仍然有号召力，不少下乡知青把她视为知青的光荣。于是，一场返城与留乡的大讨论在知识青年中展开了。不能说那个年代所有愿意留在农村的知青们都是违心的。虽然有，但绝不是全部。廖晓东就是一位，她是发自内心想留在农村。当然，也有人是因有其他情况需要回城的，但离开时也都恋恋不舍。龙妹被批准回城，徐丽也被批准回城。本来第一批中有廖晓东，但公社里把她的名字划掉了，因为怕打击了她的积极性。
徐丽和龙妹的决定，对晓东影响很大，她知道自己无力挽留这两位战友，只得默默地替她们整理行李。徐丽见她挺个大肚子来看她，心里很不好受：“快了吧?”“最近几天的事了。”廖晓东答。大队为欢送两位返城的知青举行欢送会，请了不少贫下中农代表参加。许多贫下中农流着眼泪，拉着徐丽的手，久久不能放开。他们忘不了知青们带给山洼村的好处，农民们不会说大道理，只能一句一句重复着那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别忘了咱山洼村的老少爷们……”徐丽和龙妹也被这份真情所感动，默默地流着泪，一个劲地点头。
村支书从公社找了一辆拖拉机把徐丽和龙妹的行李装上。廖晓东坚持要送，于是也上了拖拉机。拖拉机在山路上摇晃着行驶，三人谁也不说话。走着走着，廖晓东突然感到肚子疼了起来，徐丽连忙抱住她：“怎么样?”廖晓东脸色惨白，一个劲地摇头。徐丽连忙对司机喊了声：“快，先到医院。”廖晓东闻听，吃力地摇了摇头。徐丽没理会，只喊司机：“快点。”到了医院，经检查，提前临产。手术时间很长。徐丽让龙妹先去公社报个到，并请拖拉机手回山洼大队告诉一下支书和丁法。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徐丽急切地询问医生：“怎么样了?”“大人小孩都平安。只是，病人很虚弱，生活太苦，营养不良，需要好好休息。”“大夫。”徐丽流泪了：“她就是山洼村的廖晓东啊。”“什么，廖晓东?”大夫也吃了一惊，“怎么会这个样子?她不是青岛知青吗?一点也看不出来，而且，她的营养，还不如一个农村妇女，她丈夫家一定很穷吧?”徐丽流着泪，没有回答。
山洼村的农民们用地排车把出院的廖晓东接回家中。徐丽对丁法很气愤。因为廖晓东，她误了回城的机会，而且在住院期间，是她日夜照顾陪伴，而做为丈夫的丁法却没有踏进一步医院的大门。贫下中农就是这种感情，且不说有没有一点夫妻情份，简直没有人情。几天后，廖晓东家里来人了，是她的母亲。龙妹回城后专程到她家中走了一趟。因为廖晓东离开家后，除了在自己结婚时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外，几乎与家里断了联系。父母非常着急，听到知青有回城的机会后，非常高兴。但当龙妹告诉他们廖晓东的情况后，他们又着急起来。看来，她回城的希望很小，因为她立志扎根农村，况且已经有了两个农民的孩子。
尽管廖晓东的母亲有思想准备，但现状仍使她吃了一惊。她并不在乎丁家的贫穷，只是不忍目睹憔悴的女儿。临行前，除了车票钱外，余下的全留给了女儿。“妈，你别难过，以后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请你告诉爸爸，作为女儿我很不孝，离开家好几年了，一直没回去看看他老人家，请他原谅我。”廖晓东劝慰母亲。“家中你不要牵挂，我们只是担心你。孩子，这里的条件和环境，要想走出贫穷，难如登天。你别劝我了，你要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们也不会伤感。只是，你不同，我们在你身上有一种沉重的嘱托，你这样生活，我们怎么安心，怎能无愧于死去的先烈们?”“比比他们，我是多么幸福，他们连今天的生活都没能看上一眼就走了，我还是幸福的。”母亲含着泪离开了山洼村。
廖晓东送母亲去公社坐车回来的时候手里带回来学生们急用的课本和本子，徐丽问她哪来的钱。“妈妈走时留下的。”“你……让丁法知道了，怎么说?”“你也不要太小看人家的觉悟，再说，你不说，他咋会知道。”“你应该补补身子。”“徐丽。”廖晓东很动情：“丁家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吃的下呢?我这样生活，已经很知足了。”
她把课本又分给了那些孩子们，同时也发现少了一个学生。“石头呢?”“到山上去了。”学生们告诉她。“为什么?”“他们家粮食不够吃，他爹不让他来。”“这怎么行?”廖晓东着急起来：“徐丽，你上课，我去找。”廖晓东找遍了好几个山头，终于找到了正在拾松籽的石头。“石头，咋不上学?”石头见是廖晓东，扑在她怀里哭起来：“老师，家里饭不够吃，爹不让上学了。”“饭不够吃，你就在学校吃，别误了上学。”石头的父亲闻知廖晓东为了找儿子上学，翻了好几个山头，心里过意不去，对廖晓东说：“老师，孩子上学是好事，只是你们粮食也不多，就让他来家吃饭吧。”“没事，够吃。”廖晓东很轻松。
过分的劳累和虚弱使她又一次病倒。当她迈着艰难的脚步走进医院时，医生确诊她肝硬化。面对疾病，她很坦然。她把诊断书藏起来又回到了山洼村。她甚至想到的是自己是个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知青，千万不能因为有点小病而影响工作，导致贫下中农认为她娇养。终于有一天，她疼的坚持不住，再也无力登上那熟悉的讲台。她的门外，是一双双渴望而又熟悉的眼光。一个学生胆怯地问：“老师，你还能上课吗?”“能。”不知哪来的力量，她竟然大声的回答了一声。孩子们欢快的回到了教室。她找了一根木棍，步履蹒跚地走上了讲台。肝硬化疼的她冒汗，她想起了焦裕禄。于是，也用办公桌的一侧紧紧顶住腹部，继续地给孩子们讲起课本。毕竟这是个要命的玩笑，时间不长，她惨叫一声，摔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学生们的惊慌声把大人们引来，当人们抬起昏迷的廖晓东往医院送的途中，她又睁开双眼，微弱地对徐丽说了一声：“你接着念……下去。”医院诊断，肝硬化脱水，偏僻的公社医院无力为这位坚强的知青手术，她被送到60里路外的县城。在县医院苏醒后，她坚持要回到山洼村。但是，任她怎么解释，却没有人再相信她，因为那份病历已经为她的生命开始划上了句号。 县里的领导闻讯起来，医院的负责同志提出转青岛的意见，县委的同志当即同意，并指出要全力以赴。病床上的廖晓东闻知要转青岛的消息，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吃力地握住县领导的手说：“不要……给国家……浪费钱……不要去青岛。”
病房里的人们潸然泪下。当时是“文革”后期，人情味似乎比较冷淡，但人们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良知。在她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她一定想去看看养育她的故乡青岛，一定想去看看她经常嬉戏玩耍的大海和沙滩，更会想起抚养她长大成人的父母。但，她拒绝了，原因太简单：不要给国家浪费钱。三十年后，我多次重温这句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遗言，心里常常浮起一种苦涩的伤感。据说，她的病如早治，用现在的宾馆中的一桌饭钱就足够了。廖晓东的病情日益恶化，县里的领导强行送她去青岛医院治疗，但权威的大夫流着泪摇了摇头：“……已经迟了……。”
1974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她忽然显得有点精神，于是对陪床的人说：“我今天感到好点，我想回去给孩子们上次课。”陪同人员摇了摇头，对她说：“路太远，你回去太累……”“你去找医生说说，整天躺着也不是办法，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希望和要求。
1974年古历正月17日下午，她告别了她熟悉和热爱的世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时年27岁。她留下了一个3岁的儿子和仅有6个月的女儿。山洼村的农民要求把廖晓东拉回她们的山洼村，县里决定，待开过追悼会后再定。追悼会上，县里请来了烈士的父母。抑制不住感情的父母在会上大哭：“孩子，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死去的父母呀。”顿时，会场上哭声一片，天空也落起了细雨，但，没有一人离开会场。
山洼村的农民自发地来参加追悼会。在那贫穷的日子里，善良纯朴的农民竟然把家中仅有的几个鸡蛋带来……数不清的群众纷纷拥到廖晓东父母面前，向她们伸出了满怀深情和热爱的双手。廖晓东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悼会后，她的骨灰被埋在她深深爱着的山洼村的大山深处……
节选自纪实文学《廖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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