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日，离这年的除夕夜还有七天。
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驶入位于上海长宁区愚园路749弄的区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急匆匆地从车上抬下三副脏兮兮的担架送到急诊室，在冰冷的夜里，担架上的两女一男身体已经全都僵硬而且气息全无。
死者身份很快被确认。头发塌在地下，面容清秀的女子叫顾圣婴，当时30岁，是中国著名的钢琴家，另外两个是她的母亲秦慎仪和弟弟顾握奇，他们是几分钟之前从离医院不足一公里的愚园路1088弄103号送来医院的。
顾圣婴（1937-1967）
103号，住着顾圣婴一大家子，楼上住着她的外婆外公、舅舅舅妈和小姨一家。顾圣婴一家因父亲顾高地在西北“劳改”，所以顾圣婴和母亲、弟弟从愚园路1355弄73号搬来和大家同住，他们住用一楼的饭厅、客厅和厨房，是顾圣婴的小姨在紧闭的厨房内发现他们一家三口瘫在地下的，当时，厨房的煤气全部打开了。
WG初期，自杀似乎成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维护生命尊严的共同约定，仅在顾圣婴全家拧开煤气开关之前，和她家来往密切、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的翻译家傅雷夫妇在1966年9月3日自杀身亡，过了3天，曾指导过顾圣婴的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和夫人程卓如一起服安眠药后开煤气自杀，又过了3天，即1966年9月9日，钢琴系主任（也就是傅雷曾经为顾圣婴介绍的钢琴教师）李翠贞不堪屈辱，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精心化妆后拧开的煤气阀门自杀。四个多月之后，中国当时最具才华的、被誉为“钢琴诗人”的顾圣婴也和母亲、弟弟一起走上这条不归路。
在顾圣婴自杀之前，她留下了遗嘱，但这份遗嘱现在已经不知所踪，而当时看过这份遗嘱的顾圣婴的小姨也已经去世，生前她只透露了遗嘱中有让她代为还钱的内容，其他的细节从未谈起。在历史的混乱中湮灭的遗嘱，带走了顾圣婴生命中最后的声音，也带走了她下定决心和家人离开人世的真正因由。
好像一切都昭然若揭，她的死因就是因为“WG”，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1月31日下午对她的那场“批斗会”，关于“批斗会”她受凌辱的细节有多种说法，打耳光、揪头发、踢她、叫她下跪面对领袖照片“请罪”等等。因为后来没有当事者和目击者出来细述一切，所以，究竟她受到何种程度的“批斗”也已经模糊，只留下许多“据说”，但这些并不完全准确的“据说”都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次“批斗会”顾圣婴经受了她这辈子最大的侮辱！这种侮辱已经触碰到了她尊严的底线，而且，她已经得知，第二天还有一场更为残酷的“专题批斗会”在等着她，她，没有给“造反派”再次凌辱她的机会。
也许，和其他在同时受到此种“待遇”的艺术家相比，顾圣婴这个被冠上“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的女钢琴家所受到屈辱的程度要稍微“轻”一些。比她小两岁、同为当时中国钢琴“五大圣手”的刘诗昆（一说“六大圣手”，其他几位是傅聪、李明强、鲍蕙荞、殷承宗）在同一时期也打被的头破血流、右手骨折、后入狱5年。可是，刘诗昆和其他许多艺术家活了下来，而顾圣婴和其他人却选择了了断，但，不能就此就认定顾圣婴是脆弱的。
顾圣婴（右二）、李名强（左一）、刘诗昆（坐者）、殷承宗（右一）
“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哪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那水晶般的纯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在纪念顾圣婴的一篇文章中这种她因纯洁、纯粹而走向告别“不值得一过的人生和没有意义的生活”的观点似乎说明了顾圣婴是因脆弱而“不堪一击”，但细究、深究她的和内心却可以发现，其实顾圣婴短暂的生命中是充满着许多坚强的。
1955年8月29日，18岁的顾圣婴正在家中为4天后在上海兰心剧场举行的独奏音乐会做准备。此时她已经登台演奏了两年，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钢琴独奏员，但举办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还是人生头一回。所以，对音乐和演奏极端认真的她，此时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之中，既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地期待着即将来临的个人演奏生涯的新时代。
然而，几个公安人员的突然出现，让顾圣婴的琴声戛然而止。他们出示了逮捕令，将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带走，并从此与家人永别。顾高地多年后回忆说：“这天外飞来的横祸，把我们全家都吓呆了---我对女儿圣婴说‘你要好好练琴—爱祖国、爱人民’。当时女儿沉坐在椅子上，神情忧郁而悲愤地望着我说‘爸爸，我爱国家，也爱爸爸！’”。今天，人们可能听到女儿说“爱爸爸”觉得天经地义，可是，在那个时候，要对一个即将被公安人员带走、有“历史反革命嫌疑”的父亲说一声“爱爸爸”，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这完全有可能会断送她的前程。
顾圣婴和父亲顾高地、母亲秦慎仪、弟弟顾握奇
在20多年的囚禁生涯中，顾高地一直心存一个疑问，就是他被从家中带走后的第4天，女儿的音乐会是否如期举行了？是否能成功？1977年，当他从劳改营中回到上海，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先生才告诉他，那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圣婴能冷静地对待事物，控制个人感情，是出于她对音乐的爱。”李嘉禄先生这样说。李嘉禄说顾圣婴能“控制个人感情”，其实就是指顾圣婴当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坚强，而这种坚强不仅仅是“出于对音乐的爱”，支撑她的，还有伟大的父爱。
顾圣婴当天演奏了肖邦的《f小调钢琴协奏曲》，她借肖邦的音乐恸哭、宣泄了她的离父之痛。在肖邦挚爱的第二乐章“小广板”钢琴进入之后，第一个音就是一声深叹，随之而来的是颤抖的心灵、倾诉的波澜，仿佛孤帆挣扎于滚雷怒涛之中，而在音乐欣赏的听众中，又有几个人能听得出、看得见在这孤帆之上，只有顾高地一家人？
顾高地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一个望族世家，在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曾任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少校兼蔡廷锴将军秘书、中校参谋，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他日后写下了《我所知道的八·一三战役片段》是研究淞沪抗战的重要史料），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曾帮助过中共潘汉年及郭沫若等要人，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提供了许多情报，还掩护了中共地下电台的活动。抗战胜利后，顾高地辞去军职，隐居上海，和同样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的妻子秦慎仪一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培养儿女身上。
顾高地是个文人，也是个军人，他从小就让顾圣婴、顾握奇姐弟学音乐、学绘画、学文学，还请了师傅教他们打拳，所以，练就了孩子们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许多音乐评论人曾评价顾圣婴虽看上去纤弱、但在弹琴的时候常会表现出“惊人的爆发力”，也许这种力量就来自父亲刚毅的传承。
由于从小顾圣婴就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所以，顾高地让顾圣婴主攻钢琴。从5岁开始，便把她送入开有钢琴课的上海中西小学，后又请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再传弟子）、李嘉禄（40年代即在美国巡回演出的归国教授）等国内名师指导顾圣婴，顾圣婴还跟马革顺教授学习音乐理论、跟沈知白学习音乐史，此外，还跟傅雷先生学习文学，这让顾圣婴受到了严格、系统和纯粹的钢琴训练和教育，纯正的音乐“血脉”加上少有的天赋和勤奋，终于造就出中国一代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而无论何时，顾圣婴的琴声中都有父亲的身影和烙印。
但是，正当她风华正茂、厚积薄发的时候，父亲却因“潘汉年案”受牵连被捕，并被判20年徒刑流放大西北“劳改”，顾圣婴失去了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支点和听众，但她却没有被击倒，经过阵痛之后，她表现更多的是坚强和期望，她，从此走上了一条卓越艰难的“救赎”自己和家人的道路。
作为一个钢琴家，能去努力改变现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弹琴。顾圣婴练琴刻苦远近闻名，她后来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的导师、前苏联著名钢琴家克拉甫琴科曾回忆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琴十到十二个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已故中央乐团著名指挥李德伦也回忆说：“1957年，顾圣婴去莫斯科参赛，我当时在莫斯科留学，每天都从学校往中国代表团驻地跑，我发现，顾圣婴原来是个拼命三郎，她练琴一般从早晨开始，一直练到下午，中午不吃饭，我对她说，小顾你这样不行呀，不吃饭怎么行，但她不听我的，依然没日没夜练琴，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拉她出去吃饭，或者买好饭给她吃，但饭常常是搁在那里凉了-----”
在顾圣婴遗留下来的日记中，也能看到当年顾圣婴刻苦练琴和对演奏精益求精的态度：
4月23日（四）五小时四十五分钟
晨起精神还好，但肩仍酸痛，手指抽紧。练了近六个小时琴---
4月24日（五）两小时四十五分钟
整个练习计划需要很好安排啊！决定每天练习六小时，读半个小时谱，主要是二轮作品，Ballade自首当其冲，Franck也需努力，而Bach、Haydn、Liszt，则久未弹，需复习呢。
4月30日（四）五小时
上午练了Studies,“三度”“侏儒”，问题仍很多，从九点一直到十二点半，似乎还有几首不够有把握。
“练习、练习、练习”这是顾圣婴日记中出现最多的词句，可“父亲”的字样在日记中却难以觅见，顾高地被女儿深深地藏在了心底。而尽管顾圣婴为祖国在国际上争得许多荣誉，也没能换来让远在青海劳改的顾高地得到半点宽恕和减刑，因为在组织看来，顾圣婴是国家培养的，她获得的荣誉归祖国所有，和顾高地没有什么关系。在顾圣婴的内心深处，也许她认为她的努力是救赎父亲和家人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现实却告诉她“此路不通”。
从1957年开始，顾圣婴获得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金奖，成为新中国在国际获奖的第一位钢琴家后，还在1958年获得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最高奖，之后又于1964年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并在访问波兰时得到波兰政府赠送给国际钢琴比赛获最高奖选手的珍贵礼物---取自病榻上的肖邦的石膏手模，而在“WG”中，这个手模作为顾圣婴“里通外国”的“罪证”被损坏，它直接宣判了顾圣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在“WG”时期被损坏的肖邦的手模
顾圣婴的努力不仅表现在钢琴演奏艺术水平的提高上，还表现在她“积极向组织靠拢，要求进步和改造思想上”，她为此做出的努力毫不逊于在钢琴上所做的一切，即使出国比赛，她的脑海中也不断紧绷着“为国争光，打击敌人”的“红线”，在日记中她还写道：
4月18日（六）
我应该坚强，勇敢地面对困难，面向斗争，尽我之一切来保卫国旗、保卫主义、保卫同志们的荣誉----
4月20日（二）五小时1/4
据云美国此处有两人极强，苏联有四人较好，自然这是强敌，我要努力啊！不紧张，但专注！不计较得失，但要弹出风格、弹出水平，争祖国荣誉，争群众影响。
4月22日（三）六小时四十五分钟
这是不好的现象，软弱啊！说明我没投入工作，我对比赛没有足够的雄心壮志，没有必胜信念，没有豪气，没有不可摧毁的力量----不，我绝不辜负同志们的信任和委托。
4月25日（六）五小时半
男爵今晨早餐说比赛是比技术，没有政治，要捣鬼也是美国—我一定要弹好，让他们看看，听听新中国的面貌和声音！风格！！水平！！----应该记住，弹好就是我运用好了我的武器，也就是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
在几十年前，表现的比普通人更积极，思想比一般人更要求进步，是“有问题”家庭子女的共同特征，顾圣婴也没有例外。而由于她在“思想上的进步”和钢琴上“为祖国争光”的优异的成绩，她在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被共青团上海市委评为上海市先进青年，到了1964年，顾圣婴甚至看到了“入党”希望。
政治上的接纳，组织上的“归队”，让顾圣婴看到了抹去家庭“政治原罪”和脱胎换骨的希望，以至于她的琴声中也流淌出更多的“红色声音”。进入1964年之后，文艺界意识形态风声渐紧，演奏会上，昔日那个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的“钢琴诗人”顾圣婴开始被要“翻身”的、演奏《翻身的日子》、《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解放区的天》、《高举革命大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洪湖赤卫队》的顾圣婴所替代，可尽管她的琴声变的激昂和热血，但还是难以改变她那处在“艺术与革命，‘反动家庭’与‘进步青年’”的几乎分裂的双重精神境地，她的好友们道出了他们的怀疑与担心：
钢琴家鲍蕙荞先生说：“在那些年里，她默默承受着命运的重压和痛苦，就像一个朝圣者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踟蹰前进。-----我们都察觉到她的演奏风格渐渐有了些变化，原来的清新的诗意和高贵的抒情少了些，代之而来的是躁动不安的戏剧性。初时，我们还以为她是想突破自己，寻求一些新的东西，但逐渐感到了那是源于她内心的巨大痛苦似乎要挣破她单薄的身躯中冲出来，那是她的心在哭泣、在挣扎、在呐喊，我常常暗自担心她因此快要崩溃了。”
顾圣婴的挚友刁蓓华先生说：“我们平时与圣婴相处，总觉得她有心事，心里很矛盾，有话无法吐露出来。”
刘诗昆先生回忆到：“我经常在她的琴声中感受到她的忧郁。我几次问她，顾圣婴，你是不是感觉很不开心？她微微一笑，说‘我有什么开心的呢？’”
从1955年父亲被捕入狱到1966年“文革”开始，顾圣婴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就这样背负巨大着矛盾、忧郁、痛苦以及沉重的家庭负担（全家靠她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母亲帮人做裁缝小有补贴）一路坎坷，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放弃，而是咬着牙表现出极度的坚强，她曾坚定地以为这条救赎之路终究能够走出来，并且一度看到了希望。然而，“WG”的开始，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打击宣告了她的坚强是无望的！这让她彻底绝望，她只能用死来让自己曾经迷茫和被迫游离的音乐灵魂回归，这是她最后的坚强。
惋惜她的人们常会提起“私密的温暖”，当时同样正受到冲击的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先生日后回忆说：“1976年1月31日下午，（顾圣婴自杀当天）在淮海路上我远远地看到顾圣婴在马路那一侧缓缓走来，她步履沉重，完全没有往日那种轻松、爽朗的样子。我心里一怔，很想走过去问她一声，但转念一想，自己也要随时汇报，圣婴的处境也许正和我一样，因此踌躇了好一会，没有走过去”然而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李先生痛惜无比。顾圣婴的表妹吴慎德事后也说：“假如那时我们闯过去大家一起说说也就说开了。都没说，小姨、舅舅、舅妈也没察觉，小姨他们吃好晚饭就睡了。其实她们（指顾圣婴一家）这一晚应该是很难受的。”
冷酷是无法迎合的，极度的冷酷可以扑灭任何燃烧的热情。当一记耳光打醒了顾圣婴，不再苟活便是她坚强的选择，而当时即使有这样的“私密的温暖”也可能很难动摇她这种选择。
1977年，顾高地先生从青海劳改营释放，他满怀着对家人的期望，迫切地想听到女儿的琴声，而这时他才得知他的全家在十年前已经不在人世了，自己住的房子也没有了，顾高地一夜须发全白。
1979年举行的顾圣婴骨灰安放仪式
1979年，在顾圣婴辞世12年之后，举行了她的骨灰安放仪式，但摆在灵堂中央的骨灰盒是空的，她和母亲、弟弟的骨灰不知所踪。
而那时，电台中又开始重新播放顾圣婴演奏的肖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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