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在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视中国为主要敌人的美国自然举国上下受到震动：在朝鲜与美国兵戎相见的劲敌如今成为核对手了。约翰逊总统作了四分钟的公开讲话。他试图降低这件事对美国社会的冲击，在讲话中说这是美国政府预料到的，暗示政府早有对策，以此安抚民众。约翰逊总统并非十分诚实，根据最新解密的美国情报机构文件，1962年，中央情报局及其它情报机构联合作了一个分析，预计中国可能在60年代结束之前拥有原子弹。这应该是约翰逊总统升级越南战争决策的依据之一，乘着中苏分裂之际以及中国拥有原子弹之前搞定越南。这份情报分析出笼仅仅两年，中国就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大大超前了美国的情报预计。历史学家们或许会好奇地遐想，如果中国的原子弹是在8月之前爆炸，约翰逊总统还会大规模介入越战吗？有一点需要指出，作为朝鲜战争时期的参议员，约翰逊曾质疑并否决了麦克阿瑟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方案。此时在宣读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官方声明时，已成为总统的约翰逊应该意识到越战将命途多舛。
美国此时面临的安全局势，已与挑起冷战时截然不同。1946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能阻止任何敌对（苏联）势力接近夹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美国本土。可以说美国享有绝对的安全。美国预料苏联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掌握原子弹，美国有信心在这之前搞垮苏联。这是美国敢于肆无忌惮挑起冷战的底气。1949年8月，苏联出乎意料地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没有料到苏联凭借间谍获取了美国的原子弹秘密。其时美国已拥有235颗核弹，但仍加快了制造核武器的速度。一年之后，美国的核弹便增加到369颗，苏联只拥有5颗原子弹。美国享有绝对的核优势。两年之后的1953年，美国的核弹更是增加到了1436颗。相应地，苏联的原子弹也增加到了120颗。虽然不到美国拥有量的十分之一，却也达到了可以摧毁美国的程度。美国虽然仍保有对苏联的绝对核优势，却失去了绝对安全感。
冷战开始以前，也即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就拟定有向苏联投掷核武器的计划。这个计划很简单，类似于向日本的投掷方式，就是把原子弹一个接一个地扔，直到苏联投降。但这个计划并没有执行。而当苏联获得核武器以后，美国开始制定向苏联发动先发制核打击的具体方案，并认真地考虑予以实施。50年制定的“Off-Tackle”是此类打击中的第一个。这个方案将苏联人口密度最大的123个城市列入核打击名单，由B29战略轰炸机执行投弹任务。其中的60个城市将在最初几天中遭受第一波核轰炸，剩下的城市将在此后的30天之内被摧毁。由于没有把握在先发制打击中尽数摧毁苏联的原子弹以避免核报复，这个计划没有执行。随着苏联原子弹产量的增加，列入该计划中的核打击城市名单也在加长，包括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美国在计划准备采取先发制核攻击时，也在担心苏联会采取先发制核攻击。出于恐惧，美国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原子弹，并大规模投产新研制的B52战略轰炸机。为了避免自己携带原子弹的战略轰炸机被苏联可能发动的先发制核攻击摧毁在机场，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沿美国边界执行战备巡航，一俟接到命令便立刻调整航向，直接飞往苏联执行投掷原子弹的任务。
从处于美国的核垄断威胁之下，到虽拥有核武器但仍处于核劣势的苏联，其恐惧犹甚美国。苏联从获得原子弹的那天起，便奋力追赶美国的核武器数量，由此而挑起了与美国的核军备竞赛。然而，由于工业能力比美国差一大截，一直到60年代初，苏联的原子弹还只能维持在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苏联遂从原子弹的投掷手段上率先寻求突破。1957年8月27日，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击中了6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同年10月，苏联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也在同年拥有了洲际导弹。不久之后，新的导弹又被安装到了核潜艇上。
洲际导弹的出现把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升级带入到第二阶段：美苏两国的洲际导弹只需二十分钟就可越过北极打到彼此的国土上。不仅如此，洲际导弹还带来一个不同于战略轰炸机投掷的新特点：导弹发射出去后就收不回来了，不像轰炸机起飞后，只要还没有投弹，就还可以命令中止投弹并撤回。为了防止己方的核导弹被对方先发制攻击的核导弹摧毁在发射基地，就必须做到一旦发现对方的导弹来袭，己方的核导弹要抢在来袭导弹落地爆炸前全部发射出去。这就非常依赖探测对方导弹发射的预警系统，而这一系统能给与己方判断和下命令发射的时间最多也只有二十分钟。而一旦下达发射命令，几分钟之后，世界便走到了末日。下达发射命令者与自杀者无异。于是产生了描述美苏两家相互核摧毁的术语：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
苏联还在单个核弹的威力上下功夫。1961年10月30日，苏联试爆了一颗当量为5000吨的氢弹。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核弹。这颗氢弹的最初设计当量为1亿吨。经过专家计算，认为如此大的当量可能会损及苏联自身，于是改变设计，把当量减为一半。即便如此，减半的氢弹爆炸后，整个天地霎那间变得通体血红，并且一直持续着，形同人间地狱。试验的飞机在投弹后急速飞离现场，机尾居然被爆炸冲击波追尾，以致烧焦变形。
62年苏联把核导弹运进古巴，把原先打到美国的导弹在空中飞行的二十分钟时间缩短到6分钟，使美国坐卧不安。其时美国拥有大约27,000颗核弹，苏联的核弹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多数资料引用的美苏实战部署核弹的部分数目如下：洲际导弹美国有182枚，苏联只有42枚。战略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美国有1600颗，苏联只有160颗。此外，美国在欧洲部署了约500颗核弹，在世界其它地方（包括美国本土）还部署了数千颗核弹。美国总计实战部署约3400颗核弹。苏联在古巴部署的核弹为158颗，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针对美国可能实施入侵的战术核武器，只有6到8枚SS-4中程弹道导弹装备了百万吨级的核弹，可以打到华盛顿特区。苏联其余的实战部署数目至今不详。一般估计是美国实战部署数目的十分之一。肯尼迪总统遂摆开不惜与苏联打核战的架势，迫使苏联把核导弹撤出古巴。对应地，美国也把近距离瞄准苏联的核弹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
对峙双方都具备在顷刻间毁灭对方的能力，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处于对方核导弹瞄准下的恐惧无时不在。这种恐惧曾驱使迦太基向罗马发起了坎宁之战。同样的恐惧亦曾驱使罗马帝国灭掉了迦太基。美苏双方的和平只是由于意识到谁也无法从首先发起的核攻击中生存下来而得以暂时维持。核武器对峙下的双方神经高度紧张，核按钮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双方都曾把核武器发射权下放到实战部署的发射部队一层，以使在最高领导层被先发制核攻击消灭后仍能实施报复攻击。这无疑增加了由误判和轻率引发核战的危险性。
美国一直在考虑如何降低紧张状态，但每次绞尽脑汁的结果都是无计可施，只能继续增加核弹数量。按照计算，200颗核弹就足以将对方从地球上抹掉，但是美国已经有了近3万颗，仍然不能克服被对方核弹瞄准的恐惧，因为对方的核弹数量也在增加。苏联方面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因为恐惧而增加核弹数量，更多的核弹数量引发更大的恐惧。美苏两家把世界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大院的话，院中的两个大户在家里囤积了大量炸药，一个闪失就足以把整个院子炸成齑粉。两个大户由于担心对手家的炸药比自家多，还在不断增加炸药量意图压倒对手。其他住户吓得目瞪口呆。人人知道长此以往，总有失手的一天、引发爆炸，却都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中国就在这一时刻加入了核俱乐部，成为这个精英集团的第五个成员。
按照常理，中国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因为此前只有美国对中国发出过核威胁，而且不止一次。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曾多次规划对中国的核研制基地实施轰炸甚至核轰炸——美国称为“外科手术”——的缘故。苏联虽然最终撤回了对中国核武器项目的支持，但没有像美国那样如骨鲠在喉。十月十六日那天，多国都探测到了中国的核武器试验，全世界都等着中国加入美苏的核竞赛，美国是最沮丧的一个：一个拥核的苏联已经穷于应付了，现在又要增加一个新的核对手。但是，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中国在公布成功试爆原子弹的公告中同时声明：中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明确表明了不加入核竞赛的立场。中国是核大国中唯一作出这一承诺的国家。这也同时表明，中国的原子弹仅仅是防御手段。不针对任何人，也因此不针对美国。如何理解、解释中国的这一立场？是毛泽东害怕核竞赛吗？显然不是。如果害怕，就不会花血本研制原子弹了。是毛泽东害怕招来美国的核袭击吗？显然也不是。如果害怕，就不会花血本研制原子弹，并公诸于世了。毛泽东在50年就顶着美国的核威胁出兵朝鲜。54年和58年两次台海危机中又顶住了美国的核威胁。没有核武器时，毛泽东没有在核威胁面前退让。有了核武器之后，毛泽东仍旧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警告美国不可越过北纬十七度线进攻北越。毛泽东没有被核武器的恐怖所支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与毛泽东对核武器的一贯立场相符：不屈服于核威胁，也不对人使用核威胁。这是中国传统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核武时代的新体现。当然，这一声明不仅仅是用来做一种道德宣示。实际上这里面还包含了毛泽东的一个现实意图，毛泽东是在回应美国掌握核武器之初在使用核武器上的谨慎态度。
美国向日本投掷了两个原子弹之后，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解释了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理由：“我们把它（指原子弹）用之于那些偷袭珍珠港的人，那些用饥饿、殴打和处决对待美国战俘的人，那些把国际战争法弃若敝屐的人。我们使用它是为了缩短战争，是为了保存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的生命。”这就含蓄排除了将原子弹作为挑起战争的用途。杜鲁门在另外一个场合明确提到不把核武器用作为“进攻性武器”。前面第三章提到在1945年到1949年的美国核垄断期间，美国没有对苏联投掷原子弹。尽管杜鲁门后来在使用核武器上有过摇摆，但最终他没有再次使用核武器。因此可以说，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在核武器的使用上是谨慎的，负责任的。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包含了一个信号，意在提醒美国回到掌握原子弹之初的谨慎，不能把原子弹用作为解决人类分歧的手段。1967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间接回应了毛泽东发出的信号。
本来，当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后，美国可以和苏联达成互相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谅解。美国由于此前未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因而能与之建立不使用核武器的信任关系。但由于用原子弹威慑苏联布置在欧洲方向的常规武装力量，并且组建北约围堵苏联，冀望用核优势继续威慑苏联，这一基于维护霸权政策所产生的敌意破坏了与苏联建立信任的基础，导致了冷战失控。用核弹瞄准别人并不能免除甚至减少被核弹瞄准的恐惧。美国此时一定非常后悔：若是预料到会与苏联发生可能毁灭世界的核竞赛，当初就不会如此轻易挑起冷战。毕竟没有人愿意挑起一场双方会同归于尽的对峙。美国能挑起冷战，却因恐惧而听任核竞赛如脱缰野马，凸显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失算，见证了美国领导力的失败。
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与中国的结盟又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安全环境，致使苏联不寻求与美国达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谅解[1]，而是不遗余力地追赶美国的核优势。美苏的核竞赛展示了双方意图毁灭对方的意图和能力，就像两人拔刀相见，目露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凶光，此后再难建立互信。
美国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后悔：如果能预料到日后苏联咄咄逼人的核竞赛，在拥有核垄断时就应该用原子弹解决掉苏联。美国认为它失去主宰世界的帝国只是源于一个偶然的失误，坚信一个分成等级的世界才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期待这个偶然的失误将会被纠正。而纠正这一失误的将是下一个帝国。美国不想让这一机会落到其它国家手中。
这为世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今后发展出比现有核弹威力更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譬如说一个能不被现有预警系统发现的核炸弹，且只需几个甚至一个就能置对手于死地，第一个拥有的国家势必有一个不可防御的窗口期，就像美国在1945年到1949年期间的垄断地位，那么，不管是谁掌握了这一武器，都存在断然使用的极大可能性，免得再次失误，反受其害，就像本来享有绝对安全感的美国日后被苏联剥夺了这一安全感一样。当苏联试爆世界上最大的氢弹时，很令人怀疑它是不是就在寻求这样一种可以一击杀之的强大武器。当苏联的第一颗卫星飞跃美国上空时，美国人害怕苏联的卫星会掉下来，变成一个无比巨大的核弹，在美国人作出任何反应之前爆炸……人类如果不能消除核武器的威胁，那么今后几十年，一百年，乃至一千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隐患就将始终陪伴着人类，犹如悬在人类文明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人类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是不可避免的吗？这样的大屠杀一旦发生，迄今为止人类所取得的历史进步就将被逆转。天穹开了一个口子，随时会发生崩塌。
在世界所有的政治领袖们（包括美苏领导人）面对美苏核竞赛的危机束手无策时，毛泽东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引导世界迈出了去除核威胁的第一步。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只是缓解危机，而非根除。在毛泽东眼里，美式资本主义体制和苏式社会主义体制——被毛泽东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标签——都不能解决核对峙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危机，所以都不可能是人类的最终政治体制。人类现有的政治制度没有跟上技术发展的进度，当前的核危机便是这种政治体制跟不上技术发展而造成的混乱。毛泽东是第一个知道冷战将从武力对决转向意识形态对决的人，因为是他引导了这一转向。他决心要加快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至少是这一新制度的原则的确立，以使核武器的相互威胁在这一政治体制下变得完全没有必要，唯其如此才能显示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1965年秋，为防止美国将越南战争扩大到中国，毛泽东力推完成了三线建设的部署。之后，他在一首诗里写下了豪迈的诗句：“试看天地翻覆。” 于是，紧接着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
从那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美实现了和解。四十年之后，基辛格说出了美国与中国和解的真实意图：尼克松“和他的属下们竭力争取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重新建立联系，以减轻从东南亚黯然撤军的痛苦。”（《论中国》）。和解能够实现是因为在美国方面，虽然曾多次威胁对华使用核武、但终究没有付诸实施，而在中国方面，则是没有加入针对美国的核竞赛。一向自认道德高尚的美国人意识到，在使用核武器一事上，有人比他们更加高尚。
尼克松与毛泽东握手时表达敬意
必须认识到，中美和解是在美国仍保持对中国的绝对核优势，中国则保有对美国的核报复手段下实现的，缓解了、但并未最终解决人类面对的核危机。
尼克松访华三个月之后又访问苏联，由于中美和解对苏联造成的压力，使得苏联让步，与美国签署了美苏间第一个限制核军备协议：《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还签署了一个为期五年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给美苏的核竞赛踩了第一下刹车。
当这一切尘埃落定，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未来世界的统一要靠中国文明的智慧。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评价毛泽东说：他是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
参与中美和解的破冰之旅四十年之后，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耄耋之年的基辛格摒弃了以前用共同对付苏联作为尼克松北京之行目的的幌子，诚实地承认了毛泽东与美和解不是为了对付苏联，也暗示了毛泽东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不对美苏感到恐惧的领导人。毛泽东不是因为害怕苏联才与美国和解的。如果害怕苏联，则应该与苏联形成类似美苏间的核对峙，而不是在1969年主动升级与苏联的边界冲突。毛泽东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是针对所有国家的，包括苏联。毛泽东着眼的是让世界摆脱核武器的威胁。其结果是所有人都从中得益，包括中国自己。
艾森豪威尔曾说，躺在发射架上的原子弹最具有威慑力。毛泽东则把核武器的威慑力提升到还没有生产的原子弹才最有威慑力。毛泽东以中国潜在的核武器生产能力作为威慑力，以不加入核竞赛作为建立信任的基础，与美国达成和解。原子弹一旦躺在发射架上，就显示出毁灭对手的敌意。为了维护已经建立的核平衡，也难以撤回躺在发射架上的原子弹。 亦即敌意一经显示，则极难消除。苏联解体之后，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俄罗斯仍未能与美国达成真正和解，彼此依然用躺在发射架上的大规模核武器保持着对峙状态。这证明了毛泽东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核危机的判断依然正确。
毛泽东制定了独立的、不同于美苏的核政策。他利用美国急于退出越南战争和对苏恐惧的心理，促成了中美和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以比美苏相差极为悬殊的弱小实力，居然能够迫使美国开启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的对华政策，并为中国后来面向西方的改革开放铺垫了必要前提，收获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中国的核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独立研制出原子弹给了毛泽东制定独立核政策的充分自由。如果中国的原子弹完全是在苏联的帮助下研制成的，则中国的核政策将多多少少要受苏联核政策的绑架，必须以某种程度加入针对美国的核竞赛以回报苏联。用毛泽东的话，就是欠苏联的这份人情是很难还的。中美和解还给美苏间的核竞赛降了温。中国独立的核政策为缓解威胁人类生存的核威胁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美和解标志着人类在核武器时代不寻求用核武器解决国家间分歧的愿望和努力，关乎地球人类能否超越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保有和平共存的未来。中美能够和解还包含了关乎人类社会本质的一种哲学精神，即人类必须支配自己创造出来的存在[2]，而不被这种存在所支配。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可撼动，道理就在于此。中美和解之后，福特政府开始了美国自行裁减核武器的进程。这表明美国开始摆脱恐惧，恢复理智。苏联则继续快速生产核弹，在70年代末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核弹拥有数目，最终在80年代末达到了核弹拥有量的巅峰，计40000颗。美国的巅峰是在70年代中期的尼克松政府时期，计30195颗（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这些数据可能会有一点误差）。苏联解体之后，美俄开始大规模裁减核武器。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报告，至2016年1月，俄罗斯仍拥有7290颗核弹，美国则有7000颗。报告并指出，裁减下来的核弹头并未销毁，而是被储存起来。两国继续裁减的前景黯淡。这再次显示了当前的政治体制在核威胁面前的无能为力，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日子依然遥远。
毛泽东和尼克松缔造的中美和解得到两国后任历届政府的遵循。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和解依然维持住了。这有力证明了中美和解有着比共同对付苏联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类不寻求用核武器解决彼此间分歧的愿望。中国和美国不想重演美苏间用大规模核弹互相瞄准的冷战一幕。没有人愿意回到冷战。用核弹瞄准对手并不能免除或者减少被核弹瞄准的恐惧。如果中美不曾和解，或者和解遭到破坏，人类就只剩下一条路：用不断增加的核武器互相瞄准，走在被不断增加的敌意、憎恨和恐惧笼罩的险路上而看不到尽头。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自命为和平缔造者，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与苏联签署《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成就而自豪。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总统图书馆里，他专门开辟了一个展示世界领袖塑像群的房间。在房间的中央和一群站着的世界领袖塑像之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坐像。尼克松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未来的历史学家预定这一段世界历史的主人翁：在当时所有的政治领袖手足无措之时，只有毛泽东未受恐惧感的支配，不加入核竞赛，实现中美和解，从而为美苏核竞赛降了温，为走出冷战提供了初始的、不可替代的领导力。尼克松尊奉毛泽东为世界领袖中的领袖。周恩来以其忠诚无私的辅佐而同享殊荣。
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领袖塑像群
四位卸任美国总统与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领袖塑像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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