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0年的党史，最重大的两个错误就是发生了文革与腐败，前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后者是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形成的，那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因为，文革与腐败都到达了党内公认的“亡党亡国”的危险程度，如果我们不把其发生的思想与制度根源说清楚，就很有可能再次重蹈历史覆辙。
关键就在于“一个党，一个领袖”这种党权制度，它是由历史形成，其核心又在于党内的权力结构，这是我们理解党史的最关键的地方，要是不搞清楚这点，党史也就无从真实地理解。简单说，党内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但在此核心之外，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山头”。党内的“山头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它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各式各样的特权利益集团或“经济寡头”，这些都是浅层次的“山头”，深层次的“山头”是党内最高权力竞争的结构性力量，它往往又是通过文化上、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的各种路线之竞争而凸显出来的。没有“山头”，就没有“核心”，这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权力结构与政治传统，是一种制度的惯性。所以，当“核心”要控制权力时，就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他利用一个“山头”去遏制另一个“山头”，另一种就是他利用额外的经济补偿去收买各个“山头”的政治支持，前者是文革的起因，后者则是腐败的起因。也就是说，文革与腐败发生的制度性根源是相同的。
一、文革是如何发生的？
解放初期，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必然的，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对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根据苏联的建议制定的。中共领导集体对搞经济、搞工业化并无经验，因此以俄为师、模仿苏联优先重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的路子是很自然的。在建国蓝图里，领导层最初达成的共识是，估计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也就是说，在这15年内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允许一定的私营经济存在，即，只能逐渐地来改造这些私营经济，最终都转变城社会主义的国家与集体所有制。这在当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最终要消除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那一代人普遍的认识、理想与信念。当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完成时，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这里面苏联提供的帮助是巨大的。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虽然重工业是优先发展了，但尚在可以承受的经济比例之内，各方面的经济工作开展得都还比较顺利，因此党内分歧并未凸显出来。
从1957年批评反冒进开始，党内高层的经济政策开始产生了重大分歧，1958-1960年的大跃进形成第一次高潮，经济形势遭受重大挫折，结果造成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政治批判，党内分歧公开化；然后，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取得了一定效果，1962年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还是针对大跃进的评价，高层分歧明显，毛的说法是“一个指头（错误）跟九个指头（成绩）”，而刘的说法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完全对峙；从这时起，毛就开始布局反击，“七千人大会”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强调阶级斗争，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提出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警告。毛的反击策略从经济路线转到政治路线上，他可能觉得已经无法掌握住经济政策的主导权，再加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刺激，就下了决心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来迂回争夺主导权。毛的这个重大思想转折最终导致了文革的发生。
从1945年的七大到1956年的八大，再到1969年的九大，党内的“山头”也大致演变成型，军队系主要人物是彭德怀、林彪、贺龙，党务系主要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政务系主要人物是周恩来、陈云、高岗，宣传系是陈伯达，情报系是康生，这里所谓的“山头”，是指能对国家最高权力或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党内高层人物，以军队系为根基，党政系是主体，宣传系、情报系关键时候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最高权力层不发生重大分歧时，这些“山头”都是潜藏的，不会发生重大冲突，但当最高权力层发生重大分歧时，就会由政策分歧凸显上升到路线与权力的斗争。由于在“大跃进”之前后，党内的政策导向发生了重大分歧，所以最终就导致了文革的发生。
其一，快慢问题，毛的想法是快，“十五年超过英国”，后来又变成“三年超过英国”，他很难容忍党内同志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提出批评，这种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其实在党内尤其是地方上是比较普遍的，毛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
其二，比例问题，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失调，基础建设投资过大，这是导致“大跃进”经济发生重大危机的根本原因，虽然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最终承受不起了，尤其是农民付出的经济代价太大了，这是导致高层发生分歧的直接原因。比较中苏两国通过优先重工业化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不同历程，关键在于“中国过多的人口（据1953年的普查估计，有五点八三亿人，每年增加约一千二百万至一千四百万人）加上可供开垦的新土地的相对缺乏，意味着中国人口对食品供给所造成的压力将大于俄国”（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3页）。所以，中国想模仿苏联的路子注定会失败。
其三，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把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全部改造成公有制，当时党内的共识简单说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那句著名格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实践过程中，党内逐渐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农民的责任田问题，邓子恢、陈云都主张包产到户，刘少奇、周恩来也都支持这种意见，但毛的底线是大队核算制，也就是说包产只能到大队这一级，包产到户就是私有制，而包产到大队却是集体所有制，这是一条底线。毛对包产到户非常反感，邓、陈两人被他很批一顿，从此靠边站，田家英也跟他提出包产到户，结果引起他的猜疑，自杀而亡，可见毛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毫无通融之余地，他可能认为包产到户是最彻底的“私有化”，这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根本相悖。
但现在我们需要真正搞清楚的问题是：如果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只是针对高层的经济政策分歧，那为什么最终却演变成一场全党性、全国性、全民性的政治运动？为什么局势最终会全面失控，而不是仅仅限制在经济领域？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显然，仅凭毛一人的意志发动不了如此巨大的运动，肯定还有某种集体的意志在起作用。魏斐德写《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这部书的目的，也是想弄清楚：为什么毛要下那样大的决心来打倒他自己所创建起来的国家体系？我喜欢他最后所做的结论：“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但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完全限于毛本人的思想或心理动机，而是要从历史必然性或集体无意识当中去解释毛的意志，因为毛的意志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只是历史必然性的一种集中表现。没有意志，就无法创造历史，但没有历史，也就无法铸成意志。作为研究者，必须要去探求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这就是历史之必然性。
其二，就是从社会或群体心理上来分析。因为毛的目标只是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如果没有其他结构性的政治与社会力量，那光凭毛自己的意志，也无法导致全党、全国、全民性的斗争与动乱。文革是天下大乱，全面的批斗，今天你造反，说不定明天你又被夺了权，各地均陷入混乱的相互批斗当中，像上海、重庆、广西等地的武斗还特别厉害，死了很多人，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从造反心理来说，我认为文革动乱可细分成四个社会心理层次：一是最高权力层，也就是毛所处在的这个层次，他要造反的对象只是那么少数几位，在党内能挑战其影响力的人屈指可数；二是元帅们和政治局委员这个层次，譬如，林彪成为接班人后，他第一个打倒的就是贺龙（当时军委是贺在主持工作），当他还想继续打倒军队中其他对手时，就被毛坚决阻止了；三是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势力，也就是省部级这个层次，这是最混乱、最残酷的；四是群众这个层次，这才是动乱之源头。严格来说，这四个层次的造反心理都是不相同的，前三个层次均是由党内复杂的派系斗争或历史宿怨造成的，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党内各山头历史上形成的矛盾便集中爆发了，特别要指出的是，很多批斗都是出于私人恩怨，这类批斗往往都搞得比较残酷。譬如，大将许光达是红二方面军的，就最早跟着贺龙一块被打倒了，其专案组组长是他手下一位受过处分的保卫部副部长，跟许素有芥蒂，因此许就被整得特别惨，最终几乎是被屈辱性地活活整死。这类案例在文革中是比较普遍的，那是一个人整人的疯狂年代，但大家都高举着神圣的旗帜。权力与政治的动机，或许不能完全用日常道德伦理来衡量，但其行为必须存在道德之底线。所以，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来研究群众的造反心理，这才是文革发生的真实的社会基础。毛只是发动了文革，但如果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文革也不可能扩大化、普遍化。有什么样的群众，便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而不是相反，所谓领袖，只是集中表达出了群众内心的欲望而已。群众之间并无历史恩怨，他们为什么要造反，相互之间你批我斗？上层的政治斗争为什么最终会演变成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动乱？从群体心理学上看，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彻底崩溃。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自清末以来就一直呈现衰弱式微之势，建国后推行的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更是彻底取替了传统的宗族自治、乡绅自治，在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下彻底颠覆了旧式社会传统，旧的道德、旧的制度被当成是万恶之源被彻底地摧毁了。这种思想观念在当时是被群众普遍认同的，大家认为造反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建立新中国就必须摧毁旧中国，这就是革命。但问题是：新的道德、新的制度其实还并未成为人民内心的真正信仰，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识完全还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当时人民惟一的信仰就只有对领袖的信仰，这种信仰亦具有其深厚的传统根源，中国人历来都有“明君”的信仰，至今仍是如此。所以，当中国人只剩下对领袖的信仰而其他道德伦理的信仰均被毁灭时，除了服从领袖的意志外，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约束就荡然无存了，其行为也就完全失去道德之底线了。文革期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等等荒唐野蛮之状况，就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也是人性的崩溃。为了整人，为了夺权，就可以任意歪曲捏造事实，栽赃陷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留后路，往死里整人，残酷迫害异己，已全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罪恶感了。可怕的是，大家还都认为自己是正当的，理所当然的。文革中发生了那么多的有悖基本道德伦理之事件，难道大家都是被迫的吗？我的看法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为了革命就必须这样做，也有少数人知道错了，但他们随大流，也跟着做，或不做也无力反抗。我想要强调的观点是：文革时期的造反心理是分四个层次的，每个层次的动机都是不同的，每个层次的造反者都需要负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绝不能把文革的责任全都推给毛一人，大家就心安理得了。邓后来评论文革，说这不是毛一人的错，大家都有份，这应是实事求是之说，良心之论。毛只是发动了文革，他的层次只限于高层，其他几个层次的责任并非毛之过，文革实际上是党内历史恩怨与民众极端心态的一次总爆发。在群众这个层次，他们信仰领袖有错吗？信仰领袖没错，但这绝不能成为自己做恶的理由，自己做恶就是自己的责任，这跟领袖无关。无论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如果大家能守住这条道德底线，那历史就不会倒退，而只会前进。文革发生的根源还是民众精神信仰的崩溃，在文革前，传统道德伦理的信仰就已崩溃了，但新的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来，失去信仰，人就失去敬畏感，其行为也就不受道德约束了，就没有底线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反思文革，就不能简单地只盯住毛的错误，而是要分析整个国民的精神状态。
但文革的结果是树立了毛的绝对权威，其一人政纲独断，党内再无反对者，反对就会被打倒，这其实就是封建帝王那套，实属历史之倒退。评价文革，甚至于评价整个党史，关键就是如何评价毛，他是创建这套党权制度的灵魂人物。但评价毛绝不能庸俗化、简单化，毛无疑是一个伟人，但非圣人，评价毛，必须功过分明，功不抵过，过不掩功，其功非一人之功，其过亦非一人之过，功过都跟国民精神相系。对毛和文革的评价，就应作如此观。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导致如此严重的腐败？尤其是，为什么最高层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在有意纵容腐败？这就是腐败形成的关键原因。
毛去世后，党内的元老们就联合起来推翻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从此，毛的绝对权威制就演变成元老权威制。其实，无论华执行什么政策路线，他都会被元老们推翻，他不执行毛的路线，反而会被打倒得更快，因为他根基太浅，元老们已被文革耽搁了10多年，都是急着想出来做事的，这些人就成了新的山头，华根本没有这个资历和能力来摆平元老们的势力。很快，华就被强势的邓所取代，这是因为邓得到了军队集团的支持。党内若论资历，陈云比邓更高，但他没有军队的背景，所以成不了最高领导人，只是在经济事务上要比邓更具有影响力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总路线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就形成了以邓陈两人为幕后轴心的新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并一直持续到十四大时江完全接班为止。所以，从1978年到1992年，可看作是元老督政时期，或称为邓小平时代。
这15年，也是计划经济解体、市场经济处于探索的一段时期。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上，邓陈两人的分歧其实还挺大的，譬如，在开放经济特区、引进外资规模、货币发行量、经济增长速度、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陈一直都非常谨慎，相对要保守得多，但邓主张多搞快搞，对经济的发展与改革要急迫许多。但由于文革的教训，两人都非常注意协调关系，尽量避免直接政策分歧而造成政治上的对立，均衡地维系了党内的权力稳定。这最主要就是体现在用人方面。陈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是党内的经济权威，性格内敛沉稳，比较重视选拔专业性、技术性的人才来管理经济工作。十二届常委里，陈的正式职务是中纪委书记，但他选择了姚依林成为他在经济政策上的代言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姚就担任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十三届入常委，到十四大时才退出，也就是说，在整个元老督政时期，姚一直都是经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姚表面上属于那种精打细算、沉默寡言的技术型领导人，但实际上他在政治上也特别善于藏势、蓄势，多方权衡，老成谋略，是一个厉害人物。因此，通过姚长期的具体运作，以及陈在幕后的大力支持，最终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体制化的经济技术官僚势力的党内传统，这是所谓“保守派”的一个很大贡献。在毛时代，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工作始终是围绕政治目标来运转的，不太重视经济自身规律，从未形成一个稳定的专业性或技术性的经济内阁。陈、姚两人推荐了一大批经济专业人才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这些人主要在国务院系统，就形成了党内较为成熟的经济内阁传统，改变了以前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开始注意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管理经济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与进步。我把这个转变称作政治经济学和行政经济学的分离，经济政策的制定就相对比较客观独立，跟政治目标和政治领导人的更替就不再那么紧密相关了。陈、姚常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但他们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和经济内阁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不容否定的。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界定，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无褒贬之意。有段时间，邓也讲过党政要分开，就是指党务与经济工作要分开，这是不太一样的两个领域。现在来看，党政分开的制度内涵在于：党不干涉具体的经济工作，由国务院（即经济内阁）来负责国家经济与社会事务，政府只是最终要对党中央承担其政治责任，类似于现在俄罗斯、法国的总统-总理制。但这种分权制在元老督政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
邓的风格跟陈差别很大，他就被视为党内改革派的代表，跟陈分峙。邓陈两人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无疑是比较明显的，但落实到最后，其核心问题还是在接班人的选择上。邓选择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人来主持中央工作，胡管党务，赵管经济，这符合邓最早的党政分开的设想。应该说，邓开始时对两人是非常信任的，相对来说，他更信任赵一点。邓跟毛在党内的区别在于：在重大问题上，毛基本上可以一人说了算，但邓还必须顾及到元老们的意见，尤其是陈云、李先念、彭真以及军队的几位老帅。邓是一位务实派，“黑猫白猫论”，只要不动摇执政党的权力基础，经济上怎么快速发展就怎么改革，很少受旧体制条条框框的约束。但党内元老们的思想相对来说比他要保守很多，若无邓的强硬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如此迅速。邓采取的策略就是：让胡、赵两人在前台主持经济改革，他则在幕后来做最后的决策拍板，通过胡赵两人这道屏障，也避免了自己跟元老们发生直接冲突，政治上就有了一段缓冲地带。但这样一来，胡赵两人就被推到了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从而使邓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大周转空间和斡旋余地。据赵晚年回忆，在胡当总书记时期，邓、陈两人都是常委，但却从来不开常委会，以避免两人直接表态发生冲突，要是他俩意见对立就问题严重了。所以，胡、赵两人的倒台实质上是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政治冲突的牺牲品，为了党内权力的均衡，不管邓愿不愿意，当保守派千方百计抓到胡、赵两人的失误时，邓就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赵在回忆录里也承认：邓曾提过让他来接替军委主席，以便他能更顺利地推进改革，但他却认为这样做自己反而更不利于开展工作。这就足以说明邓的公心。邓的想法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他在同王洪文的斗争中就明确意识到到：经过文革后，元老们的年纪都较大了，都不再适合出来工作了，必须尽快启用一批全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年轻干部，就是所谓的“四化”，其核心在于“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但这样一来，就把很多老同志以及其子女就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了。邓不想启用元老们的孩子来接班也是很好理解的，他也没有安排自己的子女接班，关键就是为了平衡党内各山头的势力。但为了获得党内高层对改革的支持，邓就作了一个策略上的安排：允许领导子女和军队利用特权去经商。纪登奎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就曾讲过：改革开放是邓决定的，但党内阻力很大，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加难办了，当时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经济，做生意，邓也不是不知道此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情，他也是难哪。傅高义在其名著《邓小平时代》里也认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邓对干部的腐败并未严厉追究，以至于最终腐败到处泛滥，使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就变得极为困难。这就是市场经济改革导致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它跟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在计划经济下，就不可能发生这种经济腐败，那时领导人为了获得党内山头的政治支持，只能通过授予权力的方式，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权力斗争；而在商品或市场经济下，除了授予权力，就还多了一种授予经济利益的补偿性方式，这最终又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腐败。但两者的道理是相同的。对邓来说，改革是大事，为了减小党内对改革的阻力，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当时他可能也并未意识到腐败会变得失控，危害会如此巨大。在邓看来，文革里老同志和子女们都受了苦，现在又要精简机构，对他们做些必要的经济补偿也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张五常的地方经济竞争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观点，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腐败确实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改革的进程。但为什么腐败最终会失控呢？即，邓以后，为什么只是钻制度“空子”的“官倒”腐败会演变成系统性或制度性的腐败？邓对腐败只是放了一道口子，但为什么最终却变成恣意纵容腐败而致大坝溃堤呢？这真是不可逆、不可控的吗？
如果不发生89事变，赵全面接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胡赵两人的倒台，根本上，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区别，本来是很正常的经济政策分歧，由于长期处在战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党内高层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过程。但由政策分歧而导致路线与权力斗争，这在党内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派对改革的不满，最终都聚焦到了胡赵两人的身上，最终都演变成更换接班人的权力斗争。保守派先是利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让胡辞职，陈当时是想让邓力群来接任总书记，邓没有同意，就形成了赵李搭班的局面，李鹏在经济政策上比较接近陈，邓还是继续让赵来主管经济；后来保守派又利用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误和1989年的学潮事件，把赵也打倒了。实际上，这是保守派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权，也意味着邓的暂时失利，此时江就被推荐顶替上来，在当时形势下，邓也只能先用他。在此后三年，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进程陷入缓滞状态，因此才有了邓1992年的南巡讲话，其中最关键的话就是“谁不改革谁下台”。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此时他做了一件让邓彻底放心的事情，就是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并通过修宪把这个理论法定为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于是，邓便把军权交给了他，为提高江在党内的威望，还指定他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邓的政治交代，那就是谁改革就让谁接班。邓意识到了，他必须尽快交班，元老们才会全部退出政治舞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才能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只要接班人一天未定，党内的权力斗争就不会停止，这必然就要影响改革进程。但邓对江仍未绝对放心，另外在邓的潜意识里，党务和经济工作还是要分开来的，党权需要集中，经济权需要分散，管经济的人必须懂经济才行，所以，邓在交班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个限制江的决定：他安排了胡锦涛来接江的班（这就意味着江无法自己决定接班人），让朱镕基来接李鹏的班管经济。这种隔代接班的安排，其实质是为了限制江的权力。邓的想法是：在他的这种安排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停滞，并且，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会长期保持稳定。作为元老一代，邓有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希望自己的政治遗产可以完整、顺利地传承下去。毛对接班人的要求是必须将文革进行到底，邓则是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作为打天下的一代领导人，他们都具有这种自然形成的权威性，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毛邓两人均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政治伟人，对他们不必去做过度的道德评价，因为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做出那样的决策几乎是必然的。权力与政治的运作，不能完全按照道德来评价，但必须存在道德之底线，而对毛邓两人的历史评价，我觉得应该都还在这个道德底线之内。现在也有不少人把改革开放的弊端（譬如腐败）全归咎于邓，正如把文革的责任全推给毛一样，这都是有失公允的。根本上，这是制度的缺陷，惯性之使然，只要制度不改变，谁掌权执政都会那样做，甚至结果可能还要更糟更坏。党权制度的核心就是两点：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必须要具有足够的权威，否则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这是我们的政治传统，亦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以毛邓之权威，尚不能完全摆平党内的山头主义，其后的领导人没有了毛邓的自然权威性，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天大的政治难题呢？
从十四大到十八大这20年，可称为后邓小平时代，因为其政治权力格局还是邓以及元老们遗留下来的。元老们设想的或设计的就是集体领导制度，它具有一个领导核心，但决策权在于常委会，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再出现个人大权独揽，元老们对文革的残痛记忆是异常深刻的，所以就安排了这么一套常委决策制度来防止个人专权。毛邓两人，基本上都具有一锤定音的最高权威，但到了江，他就必须赢得常委会或政治局的多数才行，这是权力格局的一个巨大转变。江在党内资历不深，但他非常聪明，深谙权力运作的微妙，通过大胆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易行动，最终摆平了元老们直系的政治势力，把常委会和政治局变成了支持自己的固定多数，简单讲，就是让支持自己的新人进入政治局。这要归功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换取必要的权力。从1992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了快行轨道，想法设法快速致富就成为新的社会风尚，社会财富的暴涨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广阔空间，有权势者（主要是元老们的后代，他们都经历了文革，对政治与权力仍怀有相当的恐惧心理）热衷于追求财富甚至超过追求权力，但他们获得财富的同时就必须放弃政治权力，不能两者通吃，这是违反常规的，大家对此规则都是默认的。这就是所谓的“闷声发大财”。所以，在江的运作下，政治局就进入了许多从基层提拔上来的平民领导人，譬如周永康、徐才厚等都是这个时期进入核心权力圈的，作为等价交换，有权势者则获得了他们所希望的财富。中国的经济权贵或经济寡头就是这样形成的，涵盖了所有国有经济垄断行业，这是权贵们原始财富积累时期。江执政期间，主要形成了传统经济领域的权贵阶层。此时，腐败就逐渐成为社会风气，风气一败坏，形势就失控了，因为上上下下都在追逐不正当的利益，通过稍加隐蔽的暗箱操作，就把原来属于国家与集体的财产肆无忌惮、穷凶极欲地私自瓜分了，由于最高层有意纵容腐败，所以谁都无法控制它了。最终，权贵们获得了他们想要的财富，江则获得了他形式上的最高权力。但在江之后，由于他不能自己来选择接班人，但他仍强承邓制，兼任军委主席，并强势地安排了常委会的人选，形成了所谓的“九龙治水”的权力格局。胡执政期间，九个常委各管一摊，谁都管不了谁，致使最高权力成为虚位，就更加无法节制腐败的蔓延之势了。更关键的是，腐败程度更深了，除了传统经济领域的权贵阶层外，还形成了新兴经济领域的权贵阶层，这两个权贵阶层的权力背景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依赖于元老们直系的政治势力，后者主要依仗着新崛起领导人的政治势力。总的来看，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优质资产差不多都被当作政治金券被“利益输送”掉了，而且已经完全分利集团化了，无论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均逃不掉这种被瓜分的结果，像周永康集团那样长期掌控中石油、中石化，绝对只是冰水一角而已。最终，就导致了整个军队系统、政法系统的腐败失控，整个地方政府（如山西）的腐败失控，整个国有企业（如中石油）的腐败失控，这是不可逆、不可控的。在传统的党权制度下，领导人利用经济利益来收买政治支持是一个很有效的模式，这绝非领导者个人的道德或意志所能决定，而是制度的必然性。所以说，腐败是由邓起，由江兴，由胡败，但这并非领导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按照上述假设，腐败蔓延跟经济增长是相关的，只要经济继续增长，以经济腐败维持政治稳定的权力格局就不会崩溃。但是，如果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再无新的经济资源来作为收买资本时（因为旧的经济资源已经被分利固定化了），这时中国政治与权力格局就会进入一个大调整的时期。所以，如果不彻底改变最高领导人必须收买山头主义的政治支持这种制度传统，那中国就很难跳出这种恶性循环的历史定律。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文采用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假设来说明党史的演变规律：“一个党，一个领袖”这种党权制度是历史形成的，这套制度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他必须提出自己的政策路线，并在党内达成一致共识，关键就是他要说服党内其他有权势的领导人支持其政策路线，不能遇到重大挑战，因为，这些有权势的领导人也可以通过反对其政策路线，来对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提出挑战，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最高领导人就只能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他可以利用别的政治势力来抑制党内的反对者，二是如果反对势力太强的话，他就只能用额外的经济利益去换取反对者的政治支持。这些有权势的领导人，就是党内的“山头主义”，因为制度上规定了最高领导人是由权势集团内部封闭性协商推选出来的，所以，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性也依赖于他能在党内获得多大的支持。这种党权制度，既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前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毛时代的山头，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党内高层代表人物，每个“山头”都代表了一种传统的政治势力，毛并没有掌握所有的山头势力，但他有自己的嫡系，基本上能做到平衡各个山头；邓时代的山头，就是党内的元老们，他也能做到大致平衡各个山头；而江胡时代的山头，就是元老们的后代和前任领导人，前者可称为“传统的山头”，根深蒂固，后者可称为“新兴的山头”，枝繁叶茂，江还能做到大致上收买山头，但胡就无法做到继续收买了，山头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党内严重的经济腐败与政治分裂。真实的党史当然要比我这种简单的概括复杂得多，但我采取这种简单的假设就完整地解释了党史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文革与腐败的成因）。
党权制度的核心可以概括成“一个党，一个领袖”，或者说是“党的领导，党的领袖”，这套制度虽然借鉴了列宁式党组织形式，但其精神实质仍是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它跟苏联那套党权制度仍有重大差异。这套党权制度的利弊在于：其利主要在于决策效率很高，其弊在于若决策错了就很难纠正。这实际上跟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有关，简单说，它就是“没有反对派的权威主义”，不能公开反对皇权，这是禁忌，属“大逆不道”，但内部的谏议是允许的，关键是不能公开反对，在“大一统”的皇权制下，原则上是不允许存在私党或山头主义的。而党内山头主义的传统是受到了苏联体制的影响，由于皇权制崩溃后，最高权力不再是继承制了，而是需要由各个山头来共同协商推荐决定。也就是说，党内的山头主义是客观存在的，最高权力者想要“摆平”这些山头，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设计，自然就容易重犯毛文革时的错误。毛曾感叹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问题难就难在：党和领袖必须要有权威，但如果党的政策或领袖的决策遭到反对，那又该如何来协调解决？如果是遭到党外的反对，党就没有权威，但如果是遭到党内的反对，那领袖就没有权威。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对最高领导人是不能公开反对的，但如果是私下里反对，就必然陷入山头主义的权力纷争。总之，党权制度的这个缺陷，我们至今仍未从理论与制度创新上来很好地解决。一方面，要是党和领袖没有权威，中国很多事情确实不好办，但如果要是维系其权威就不能有反对意见，那谁能保证其决策就不犯错呢？
我认为，要彻底解决好这个难题，只能走民主化的改革才行，健全的民主既包括党内民主，也包括党外民主。“一个党，一个领袖”这种党权制度确实是符合中国人的政治经验的，这是由历史和传统形成的，也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共识。一位执自由主义观点的朋友跟我讲过：他曾私下询问过多位大学里教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老师，结果发现90％以上都是主张中国应该实行这套党权制度，他就觉得很不好理解。这其实很好理解：我们的政治信仰从来就不是来自某种抽象的观念，而是来自历史的经验。中国人骨子里很难放弃“大一统”的思想，所以，民主化必须跟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相适应才行。我详细论证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是源于其基督教信仰，所以，西方自由主义绝非普世价值，民主化也绝非自由主义这一种模式，而是存在不同的文化模式，这里就不多讲了。归纳起来，党权制度的民主化就是两条：人民把政府权力专门授予一个组织化或官僚化的政党去执行，但必须保障人民批评政府的正当权利；执政党内部通过一定程序推选出其领袖候选人，但其是否最终当选，必须由人民投票来决定。如何抉择接班人是政治与权力运作的核心问题，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必须要通过一种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民主程序来解决接班人问题，最高权力的传承不能由少数人内部决定，此结果最终必须要由人民投票来决定，只要做到这点，党权制度就会成为一种正当的民主制度，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要是做不到这点，党权制度的缺陷就很难弥补，就只能依靠人治而非法治。简单地说，所谓民主，无非只有两点：人民正当的权利诉求必须得到充分表达；人民必须拥有最终决定最高领导人的投票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化也是克服党内山头主义的利器。因为，如果最高领导人是由少数人决定的，那按照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他就必须对这少数人在政治上负责，但如果他最终是由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他就不用对这少数人负责，而是直接对人民负责，并从人民那里获得必要的合法权力。所以，根据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完全可以接受“一个党，一个领袖”这种党权制度的，但它还需要往民主化的大方向上去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来反思文革，重新评价毛，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这点：在党权制度下，山头主义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依靠树立绝对权威是解决不了党内的权力斗争的，这个难题只能通过有效的民主化改革才能最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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