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广场经过一条斜路通往省委的另一座大楼。斜路一侧是大食堂背后,一侧是旧式小楼群,主要住的是省委各类机要人员。现代间谍电影经常出现敌方人员对我方间谍试探又试探,怀疑又怀疑的精彩情节,其实生活中那有那么复杂。别说间谍机关了,就是省委,一旦怀疑你的忠诚,马上调走了事,谁有功夫去调查?除非涉及大的运动,伤害了很多人,省委才会组织专人调查。机要人员直接掌握机密,平日更是小心。
省委办公厅有个机要员是邓小平的亲戚,有一女一儿。文革中邓被打倒,她也调离机要工作。两个小孩在省委孩子群中被孤立,大家围着他俩喊打倒打倒。每次老妈看见都把我纠回来。她那个儿子跟我哥同班,文革中我们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前次回成都,翻看老相册,还看到我哥,我和他们家的一张合影。文革后他们飞黄腾达,老妈当上了西南航空的什么大高管(貌似董事长)。有一次儿子回成都来看过我(当时老哥在北京上学),谈了几句话不投机,以后就没有再联系了。鲁迅的《闰土》真得人间三昩呀。
斜路尽头是个大圆盘,边上就是省委第二栋大楼,方方正正,规规矩矩,记得是四层,上两层是组织部,下两层是宣传部。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是当时省委下属三大部,办公厅最有实权,组织部其次,宣传部最差。但外出办事,经常让宣传部负责人下去。宣传部长主管宣传文教,但经常插手工农业和公安事务。那个地方工厂停工,那个地方闹事,经常让宣传部长代表省委出去处理。所以老爹很看不起办公厅厅长,嫌他“瘟”。
其实,这些干部都是“我”党的好同志。当时,除省委第一书记有点派,其他人都是双手一抄就可以出门,绝对不带随从跟班警卫人员。我在自由市场就多次看到省文教书记杜心源,一手抱着只老母鸡,一手提着青菜,站在路边和老爹聊天,但一直不知这位是什么主。到九十年代才问明了他的身份。別说现在了,杜心源按过去的标准也绝对老抠门儿。一顿饭能上一毛钱就不错了。据说从来不去大食堂打饭,嫌贵,半斤油半斤肉的日子也过得非常滋润。他改开后一直在位,直到安全退下,但儿女没有发财的,都在基层工作。办公厅厅长人也很随和,和普通人打得火热,一点架子没有。他女儿和我比较熟,是国内某国防研究所的基层研究人员,退休时不知混上副教授没有。儿子现在成都,回国还见过。感觉有点心酸。
不过,表面光鲜背后的政治斗争……,俺就只能嘿嘿了。当然那是另一个话题了,不是本文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