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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婚恋炼狱
二十天的探亲假，我留给辽源十五天。我仍然要回山东探望父母，只是由于恋爱的力量，心灵的天平已有所倾斜。事实上，恰恰是这半个月的相恋，发展和巩固了我们的感情。如果说开初的结识不无外界因素、不无他人帮助，而这一次却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了。在解脱了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我真正深深的爱上了我这未来的妻。这使我在随之而来的突然打击面前，经受了磨历和考验。
事情是这样的，1972年下半年，我与未婚妻的恋爱关系在她所在单位公开。而让未婚妻猝不及防的是她竟有一个单相思的暗恋者由此而胡言乱语，加上此人的叔父在这个单位有一定势力，推波助澜，不明就里的党委书记因此而批评未婚妻脚踏两只船。这让未婚妻既气愤又有口难辩，反而促使未婚妻下定决心，确定关系并允许我向组织申请政审（当时，我们的婚姻是需要组织政审和批准的）。因此，在我赴京之前，我正式向组织写了请求对未婚妻政审的报告。而这次，我再一次感受到命运的安排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真理”。假如不是未婚妻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将外调信迟回两个月，我也许不会再有这第二次东北之行，我们的恋爱关系也许就此中断。实在说，没有第二次的交往，也就没有足以阻碍组织干预的感情基础和力量。正是这阴差阳错的一次次巧合，既制造了我的痛苦，也促成了我的婚姻。
二月底，我回到了连队。随连队到铜陵农场执行一年的军农任务。三月，调查信回，又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未婚妻单位的工作人员只是照抄了未婚妻参加工作时填写的履历表的情况而忽略了时空的概念，把其因刑事犯罪受关押已提前释放的叔叔的问题推定为在押。这自然不能通过我们部队严格的政审，干部股通知不能再保持关系。这无疑是祸从天降，我无法接受这残酷的“判决”，也无法承受这痛苦。因为我已经动了真情。另外，我善良的天性使我更多想到的是这种“判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两人的关系，更残酷的会影响她的整个家庭。两个待嫁的妹妹、三个正在成长的弟弟，。因为处对象而“暴露”了家庭的政治不合格，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灭顶之灾，年青人再不会有任何出路。无论如何，我不能为了自己而遗害它人。我一面力争，一面通过我的大哥尽快弄清情况，同时要求对她们家严格保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不顾组织的压力、不听领导的劝告，甚至做出了如不能通过，不惜退役的答复。还好，尽管我的指导员、就是70年一块去河南接兵的姜排长不能说服我，但也没有做过分的责备。特别是一向关心我的邓教导员，更多的是安慰。恰在这时，我又不幸染上菌痢，严重时只好披着大衣躺在厕所门口，连续泻肚和高烧。连队不得不送我到南陵住进南京军区127医院，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住院。由于我们是一个连队远离团队几百里单独在农场执行任务，信息不通，好多关心我的领导和战友不明真相，一时流言四起：说我得了精神病。这不无善意的传言，自然有损我的形象和威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此时的我因为两年的“模办”、“西安学习”、“北京编写训练大纲”等，在团队已小有“名气”了。关心议论我的人，知情者更多是更尊重我了。
因为，当时我们团里我们这批兵提干太多，自然会遇到各色各样的情况。不少战友是在入伍前恋爱多年或定婚的，甚至有些已经结婚生子。而此时提干后提出解除婚约、恋爱关系，甚或闹离婚，以至女方找上门来，给团营首长添了不少麻烦，也使部队党组织对干部的教育有了新的思考。我的问题虽然与组织原则有不合之处，但至少在思想道德品质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未必不在领导和大部分战友中成为另一种“典型”。因此，由于战友、首长的理解，当然也少不了刘桂成君（这时他也回到团政治处工作）的“奔走呼号”；当然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大哥通过单位组织补发了政审函，说明了问题的性质和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股长终于“屈服”了。5月16日，我还在127医院住院，我们的李士龙营长到医院通知我组织上批准我们保持恋爱关系的决定。我的欣喜可想而知。直到此时，我才告诉了未婚妻这一有惊无险的艰难历程，未婚妻及其全家为之感动。
既然我的痛苦时期已经度过，我的天性不容我在工作上有少许落后。这一年的农场生活是艰苦的，但也充满了奋斗的喜悦。我经历了从整田、浸种、育秧、插秧、耘田、双抢（双季稻抢收抢种也就四五天的时间，甚至日夜连班）、收获整个的早晚稻生产全过程，学到了不少知识。到了收获季节，我们更是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工作之余，我组建了排球队，带领战友们和狮子山铜矿中学的学生们友谊比赛。我的活跃、豪爽以及对战友的真诚的关怀备至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这为我在连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尽管我当时的职务仅仅是副排长，但我的威望却远远超出了我的职级。即使在我以后犯“错误”的低潮时，我的一些战友也很少有人背弃与我的友情，更无落井下石者。这使我感到自豪，十四年的军人生活因此而无悔。虽然我自选的道路使我失去了军营上进的机会。但我自信倘若命运不是这样安排，我会成为一个一呼百应的优秀指挥员。
然而，也许是我的顺利使我“发昏”，也许是我的所恋牵走了我的心，也许是我的自信过了头。总之命该如此。我碰上了一个十分“可恶”的从基地工程处调来的连长。他欺上压下、欺软怕硬、作威作福，俨然一个土皇帝。假若仅仅因为我的“好恶”不能为证，那么到1976年初当我当着营教导员、两位副营长和两个连的官兵愤然煽他两个耳光的时候，竟无一人上前劝止。这虽然不能说是对我的冲动和违犯军规的“奖励”，但也足见其民愤之大。事后从副营长到战士各层人员无不拍手称快。而到他随后离队之时，作为连长的他摆下两桌告别宴席，而他自己手下的十多名排长竟无一人赴宴。做官为人到此地步，亦属可悲。
我犯了军规，自然应受到惩罚。团副政委抓住此事不依不饶，除了我的所为确实影响甚大（试想一个下级当众殴打上级，如不严明军纪，何以治军。对挨处分我已有充分准备）之外，副政委不无感情用事之嫌。一者这位连长与之同出一个团，二来......。副政委大有拿我开刀，让我解甲归田之势。然而，我的营连首长、我的同期战友们到处为我求情。或许，还是我们爱才的团首长们不忍弃我。【整整三十年后，2006年11月，我到大连看望当年给我起草处分决定(原来并不知晓)的军务参谋单敬德大哥时，他简要的向我透露了当年领导层的争议。当时的参谋长宋子阳坚持留我。因为他是最关心我们这些在“模办”土生土长的技术骨干的。只是当时我不可能了解这些细节，以至我无法报答众多关键时刻关心我、保护我的首长们。至如今有的已经作古，这将使我终生遗憾。】最后，全团干部大会上，副政委声色俱厉的通报了我的错误，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会后，我痛快的在处分决定上签了字。表示我心甘情愿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自感罪有应得，对处分无任何压力。而我的战友们却感到处分过重，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议论纷纷，特别是这位连长随之退役，更使我的大批哥们扬眉吐气，甚至影响了副政委的威信。
这场风波过后，我深刻地反省自我。我的嫉恶如仇和刚直不阿的本性决定了我的仕途不会顺达。我的热情渐失，不再计较在部队的发展，只是认识问题更加深沉、处理问题更加谨慎。同时，我也深感部队对我的关怀与爱护。团干部大会不几天，我们团张政委到制氮连检查工作。而我正在那里执行临时任务，他听说我在，特意命人找到我，没有任何批评，而是语重心长的安慰和鼓励。一个小小的副排长犯错误受处分后能及时得到政委的直接帮助，可见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可见部队赏罚分明和爱护下属的优良传统。我自然十分感动，我还得继续为国效力，为部队建设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报答部队和首长的关怀。在我离开807团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成绩，赢得了领导和战友的谅解、信任与赞扬。
值得一说的是，1972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代理司务长、北京编写训练大纲、73年的农场生活包括中间到江山教导队轮训……特别难忘的是1974年4月，我与未婚妻17天的家乡之会，9月去甘肃武威接装、过兰州白塔山留影、乌鞘岭观雪…….到11月再次被派出去接兵。虽然这时我已不太愿意去奔波，但命令需要服从。而且幸好这次是去东北辽宁，我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回家成亲。在征得营领导同意后，我作好了定兵后即回辽源完婚的打算。10月20日，在战友王兴明的帮助下，我在驻地公社“违法”（男女单人在场）领取了结婚证。
一个月的时间，我和战友、同学、老乡吕继云负责一个公社三十名新兵的目测、政审、定兵。这对我来说，可谓轻车熟路。我们保质保量的定完兵，由继云一人负责带他们随新兵团回返，而我则于12月25日告别了继云等一起接兵的战友，离开辽宁锦县（现凌海市）谢屯公社，在保卫股徐股长的帮助下到沈阳得到基地新兵团长（我们团副参谋长）的批准，直奔辽源。
我的突然出现和直接出示结婚证要求马上结婚的行动，很使我的哥嫂及未婚妻的家人忙乱了几天。1974年12月30日，我们步入结婚的殿堂。哥嫂主婚、电厂老领导赵长海证婚，革命化的婚礼热烈而简单，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
新的生活开始了，从此我的思想进一步转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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