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果不迁都，继续以南京为都城，它将成为史上唯一一个以江南大城为京师的大一统王朝，而历史的航船很可能由此改变航向。
明初朱元璋、朱允炆两代，以南京为都，迁都北京，完全是明成祖朱棣个人意志的结果。
朱棣在篡夺大位后， 仅仅在南京居住了七年，就开始北巡，此后就经常性地住在北京，把都城南京当成了馆舍。
他在永乐十四年曾短暂地回到南京，目的就是与群臣商量迁都的事。在遭到多数廷臣的反对后，朱棣施展专制君主的威力，强行压制反对意见，新都营建工程在第二年大规模地展开。永乐十八年正式下诏，以北京为新都，以南京为留都。
朱棣将都城北迁，完全违背众意，连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都不赞同。只是朱高炽不敢明里反对，但他一即位，马上着手把都城南迁。首先借南京地震，命皇太子朱瞻基（宣宗）回南京镇守，又令回国的下西洋官兵在南京集中，为再次迁都——这次是往回迁——做好准备。可惜仁宗在位时间过于短促，而宣宗与他父亲又是一个“反轴”，他更喜欢北京，于是南迁计划流产，从此都城就不挪窝了，趴在华北平原尖尖上那么局促一小块地方（西、北为山，东近海湾）。
仁宗与多数廷臣反对迁都北京，主要考虑到北京自然条件较差、经济衰落、资源贫乏，所需物资以及朝廷、百官、大批驻军和势必急剧增长的大量人口，将完全依赖几千里的运路（又称漕河、漕路）运输供养，十分困难，将为百姓增加异常沉重、且永无尽头的负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造成国力和民力的长期、持续的无谓消耗。这个经济账，算不来！
仁宗君臣的担心绝非多余，在以后两百年的时间里，北京就像一条张开巨口的贪婪的龙，将天下财富源源不断吸进它的肚子里（北京的所有生活、生产物资，全部依靠江南民运和官运）；甭说别的，就是每年四百万石京运粮食，从运河一节节地往北运，再加上漕路的维护以及黄河冲决之后的治理等等，不知要消耗多少资源！一定是天量的，无法计数。
大家想想，如果把这些资源和财富省下来，明朝中央和地方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积蓄？国力将得到极大的增强，百姓也会富庶很多。而明朝始终摆脱不掉“国穷民困”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太多的资源被白白地浪费掉了。这是立都北京的经济账，很不划算（后来清朝的情形大体相同）。
还有一本战略账。
有人说，朱棣迁都北京对于保障北方的国防线至关重要。我不同意，明代的北方国防线，从最西的甘肃镇到最东的辽东镇，绵延万里，九大边镇（“九边”）有效地抵御着漠北的强敌，谁说一定要把都城摆在前线，才能有效防御呢？
永乐时，出于北征的需要，以北京为后方基地可以；但之后历代君主守成，以北京为都，形成名不副实的“天子守边”，则大大不可。（可参考我写的《朱棣真的割大宁媚“虏”吗？明代“天子守边”是被迫形成的》）
事实是，把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都城摆在离边境这么近的地方，恰恰使其成为万里九边上最为薄弱的环节，动辄国本动摇，处累卵之势。一旦强敌溃关而入，马上使国家面临倾覆的危险。这在明朝历史上多次发生，如正统十四年瓦剌军攻进京畿，嘉靖二十九年鞑靼军兵临城下，以及崇祯中清军多次在京郊纵横野战，京师频频报警！“天子守边”根本起不到巩固国防的作用，反而使得辽东、宣府、大同、蓟镇为保障京师和陵寝，屡屡为之牵制。而最不幸的是，清军在崇祯十七年击败李自成后，轻而易举就占领了北京——在古代，京城丢了，就意味着亡国。
明朝如果定都南京，而将北京改为军镇，在此屯驻重兵，与左右之蓟辽、宣大联成铁壁，将从整体上改变捉襟见肘的被动态势，有利于巩固在东北方向的国防。蒙古军或清军纵使破关而入，在华北骚扰，明朝仍有广阔的战略空间以从容调剂应对，而不至骤然失陷根本。
同时定都南京，倚靠富庶的江浙和沿海，国家根本之地远比北方更为稳固。就是李自成、张献忠在中原滋扰，明朝定乱之力，也将更有余裕。至少不会困守北京，清军迫于前，流贼乱于后，始终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
明朝在崇祯十七年骤然亡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北京四面皆敌，如鳖在瓮，毫无回旋余地造成的。
而明朝长期将国家的主要资源投在北京，对江南几无经营之策，唯虚设一名义上的留都。使得中原沦陷后，南明虽在南京仓促建国，却毫无经略御敌的资本和实力。待清军南下，顿时土崩瓦解，实不出意外。
因此我认为，明朝如果不迁都，至少有以下三个好处：国力更强，民更富，战略形势更优。大明的国祚或许会更长些，不至于在崇祯十七年骤然崩亡；即使中原沦陷，明朝也有望像南宋一样，抱半壁江山以求自存。
朱棣强行迁都北京的决策，是他缺乏战略眼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