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巨变在中国大地发生。共产党夺取整个大陆的政权，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国号由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变化延续至今已68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百姓在1949年历史的转变中又经历了什么？
1949年4月底、5月初的上海十六铺码头，我的外公带着太太、孩子与他的哥哥一家互道珍重惜别。他的哥哥决定把资产、全家都转移到台湾。外公没有任何资产，只是个为轮船公司做工的打工仔。此时，他的大老板也决定撤资去台湾，愿意跟着去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携带家眷登上公司自家的货轮去台湾继续工作。我的外婆当时身怀六甲，即将临盆。外公担心船上没有医护人员，外婆万一在船上生产出意外，所以决定全家留在上海。饱经乱世的外公以为时局的变化也同以往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样，是暂时的。这份工不做，就打另一份工。却没有料到这一别，哥哥就音信全无；这一留就是十年的失业，直到1959年才在同乡的帮助下被海运局雇用，重新回到船上工作至退休。十年的失业对于外公这个小老百姓意味着失去固定收入、意味着艰难贫困。
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在1949年一别成永别。我的爷爷原在福建的小城当老师。家里老婆、孩子七、八张嘴要喂饱，真叫穷教书匠勉为其难。穷则思变，爷爷于是跟着昔日的学生到台湾去这做生意。做的是贩卖水果之类的小生意。这一去就是三十余年。离家时是壮年汉，回家时却是白须翁。妻子和一个儿子已不在人世，化作照片在墙上迎接久别的丈夫与父亲。爷爷不是做生意的料，在台湾生意做不下去了，重执教鞭又做回了老师。养活自己没有问题。起初还能通过第三国的亲戚寄点钱回家，不久，国门关闭，奶奶就不能再收到信和钱了。好在那时，伯父已经出道工作能够贴补家用。我的爷爷、奶奶在海峡两岸音信全无的情况下坚韧地独守其身、等待团圆的时机。 八十年代初，国门重开，在两岸还不能往来，大陆的经济条件远比台湾落后的情况下。爷爷还是决定取道香港回家。收拾行装、办理证件时，当地派出所的警官提醒他说，“阿伯，你如果进过大陆，就不可能再回台湾了”。爷爷回家后百岁而逝，再也没有回过台湾。
我先生的外公、爷爷1949年前在上海的海关工作。爷爷在外关工作，需要上船验货。外公在内关工作，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书。外公的收入比爷爷差点，但是，和普通人家比还算是殷实的。他们两位都是英国在中国本土所办的税务专门学校里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英语都非常流利。1949年政权接替后，都失去了工作，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国门关闭，没有多少进出口贸易，海关自然不需要人才为之服务。
他们两位都比我的外公要年长二十余岁，当时都有孩子已出道，加上有点家底，变卖一些家产还能维持生计。所以幼小的子女，能受教育的都没有耽误。先生的二伯父1949大学毕业后在大陆找不到工作，听朋友说香港可能有工作机会，当时还不会广东话的二伯父就带着家庭主妇的妈妈去了香港谋生，以图互相有个照应。两个月后，他的妹妹也去了香港投奔哥哥、寻找工作机会。1949年，外国资本、民族资本都大批撤离大陆。喧闹的锣鼓掩盖不住一片萧条的经济。二伯父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姑妈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就更不可能找到工作了。二伯父在香港成家立业扎下根来就寄钱、寄药、寄食品帮助家里的老父及弟弟们。但是爷爷去香港和奶奶团聚却要等到80年代。
先生的大伯父1949年前在美国领事馆工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大使馆、领事馆都打烊关门。为领事馆工作的中方人员可以选择去美国，也可以选择领取遣散费。大伯父选择了领取遣散费和大伯母、孩子一家回到老家空置的老宅。遣散费到底有多少，除了大伯父、大伯母外，家族里无人知晓。但有了这笔钱后，大伯父就没有再工作过。没有去美国的大伯父也没有逍遥多久，在文革中就因着在美领馆工作的这段黑历史，受了无妄的牢狱之灾。我起初觉得外公没有选择离开大陆，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不能正确认清形势。可是，看到大伯父这样的文化人也不能做出正确判断，再想到那些比大伯父更有卓识远见的大知识分子们，在1949后选择逆流回到大陆，在文革中受到更大的冲击，就真的不能怪百姓鼠目寸光了。
解放也罢、沦陷也罢，都是对于某个政权、某个政党而言的兴盛或衰亡。对于平头百姓而言，总是意味着颠沛、流离、动荡、失散。正如同古人所感叹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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