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插队到了内蒙巴盟乌拉特前旗的一个牧区公社。公社书记叫仁庆，一个老资格的蒙古族干部。仁庆和我家关系密切，说是“贼铁”也不过份。
作为一个知青，和书记有这层关系，心里会踏实许多。但是我当年非常谨慎小心，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我家和公社书记的关系。我所在的生产大队（牧区不设小队）的大队长曾经含糊问过我一次，我也没有正面回答。
1969年夏天，我父亲厂里的一个干部，我们叫他土豆叔叔，领着一对中年夫妇来到我家。中年男人就是仁庆，土豆叔叔开口闭口喊他老排长，他们曾经在内蒙的一个骑兵部队当兵。仁庆老婆脸色黑黄，有气无力，卷缩在一旁。原来仁庆夫妇是来看病的。
仁庆妻子患了疾病，旗（县）盟（地区）里的医院都不能对付，无奈之下只能到大城市来看病，土豆叔叔跑前跑后地为战友张罗，忙活了一星期，最后确定需要手术。全市只有钢铁公司医院的“马一刀”大夫能做这个手术。一来马大夫不大情愿做这个手术，二来仁庆的医疗关系只能在市里的医院看病。
有人给土豆出主意，让他们来找我父亲帮忙。马一刀大夫和父亲是同济大学校友，又是我大伯的同济医学院同学，私交颇好。父亲看到仁庆妻子病情严重，决定帮忙。父母第二天就去拜访了马大夫，最终说服了马一刀大夫主刀手术，同时为仁庆妻子的入院治疗疏通关节。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术成功，病人出院，皆大欢喜。
仁庆夫妇返回乌拉特前旗之前，我家还请他们和土豆叔叔吃了一顿饭。仁庆那时是旗武装部部长，对我父母千恩万谢。他腰里别了一把小手枪，他还拔出枪来，让我们哥仨好好稀罕了一回。
此后的一些年里，我家和仁庆的往来倒是不多。记得有两次入冬以后，突然有人上门，搁下一只麻袋就走，里面是一只收拾干净的整羊。来人只说声是仁庆托办的，我妈一般都是赶紧叫住来人，匆匆写下一张感谢的字条，拿上一条好烟好酒啥的做为回礼，嘱托来人带回。
1976年我无心继续上学训练，卷了铺盖从体校回到家中，吵着要去插队。父亲被我蘑的无奈，只得请土豆叔叔去问问仁庆，看看能否帮忙介绍一个牧区公社。几天后我们得知，仁庆正在乌拉特前旗的一个公社当书记。仁庆回话说，就到我这里来吧，这里就是家啊。
我在巴盟牧区插队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一共只见了仁庆3次面。一次是去公社办事，偷偷去他家看他，书记留我在他家吃了顿饭。第二次是77级高考前，我去公社开介绍信，顺便和书记打声招呼。
最后就是那次告别，他让公社通信员骑马赶到水库工地找我，说是北京给我来调令了！我赶到他的办公室，从仁庆书记手中接过那封沉甸甸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百感交集。仁庆说道，你这娃娃真挫猛啊（厉害的意思），自个打闹着上了北京！你爸高兴，我更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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