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放了。 没有十分必要处以极刑。
原文很长， 仅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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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发生，沙飞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又一幕悲剧发生，沙飞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１９４８年５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位于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下简称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是日本医生津泽胜。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悲剧发生了。这一天，在按照沙飞要求诊病之后，津泽胜给他开了两种药。当津泽胜转身出门，刚走了两三步时，沙飞对着他开了两枪，津泽胜顿时倒在门口。紧接着，沙飞又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打中脑门正中。
笔者同事郝建的父亲郝德贵，1949年6月参加解放军，离休前任269医院政委，当年他在和平医院担任沙飞的护理员。郝老回忆了沙飞住院、误杀津泽胜和被执行极刑的全过程：
认识沙飞是在1949年，那时我还不满13周岁，是当时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年龄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内科)当看护员。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师团职干部，病人中沙飞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他带有两名警卫员，一看就是个大干部，还听说他是画报社主任，我们都叫他沙主任。他随身带着照相机，桌子上还摆着一个留声机，当时我对这些东西都很好奇。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军医院中有不少日籍医护人员，仅和平医院日籍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200余人，他们分布在医院各个科室，津泽胜就是其中一个。津泽胜时任和平医院一部主任医师，他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在病人中颇有声望，沙飞当时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这一天，正处农历大雪时节，天气阴冷。病人开过午饭后正在午休，突然从对面病房传来两声枪响。正当我惊魂未定时，“啪!”又响了一枪，当时我被这连续的枪声惊呆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稍微镇定后，我开门出去了。这时候走廊里已有不少人，医生和护士长他们正在忙着把津泽胜抬上担架紧急送往手术室，机关来的人吩咐要保护好现场，协理员和几个病人正在围着沙飞说些什么。只听沙飞不住地说：“人是我打死的，我负责，他暗杀我，我有证据。”
事后，我听警卫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午饭后，沙飞显得十分烦躁，在病房里坐卧不宁。警卫员催他午休，沙飞却不耐烦地说：“不忙，你去把给我治病的津泽胜喊来，我有事找他。”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脚步声，沙飞从床上站起来。门开了，进来的是警卫员，他对沙飞说：“津泽胜大夫一会儿就来查房。”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了，这次先进来的是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医生，然后进门的是津泽胜。进门后，张医生站在沙飞的右侧，手里拿着病例夹子不时地记录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两个警卫员侍立两旁。沙飞表现得极度狂躁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询问。有时答非所问，有时拒不作答，令津泽胜十分尴尬，只好暂时离开病房。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刚走，沙飞又要警卫员李有志把津泽胜找回来，说有要紧的事。
李有志回来了，津泽胜紧跟其后，进门后回身把门带上，刚转过身来未及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飞快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朝津泽胜连开了两枪。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在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场倒在地上。此时，两个警卫员都惊呆了，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得后退数步之际，又凑到津泽胜近前，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又开了致命的一枪。这时，两个警卫员一齐向沙飞扑过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奋力夺下他手里的枪，然后一人留在现场，一人飞快跑到院部报告。
津泽胜遭枪击后，被医护人员迅速送往手术室抢救。消息瞬间传遍了全院，传到北京，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同时也在日籍人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领导迅速抽调人员组成精干的抢救班子，一面争分夺秒抢救津泽胜，一面抽调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员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为了抢救津泽胜，军区调派专机从北京送来了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和最好的药品。全院人员都企盼着能从死神手里早日夺回津泽胜的生命，医院播音室不断向全院报告津泽胜的病情。当人们得知打入津泽胜颅骨的子弹意外掉出时，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盼望着奇迹的出现，然而终因津泽胜伤势过重抢救未获成功。
1950年新年过后，《华北解放军》报刊登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极刑。《华北解放军》报还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张南生、张致祥共同签署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令》昭告全军。
3月4日，在和平医院操场召开了对沙飞的宣判大会。判决书大意是，沙飞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津泽胜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怀疑对他有谋害行为，查无任何根据，纯属臆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违犯了国家法律，违反了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特别判处沙飞极刑，以严肃法纪而保障人权。随后，沙飞被执行极刑。
在沙飞人生的最后岁月有一件必须交代的往事。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或者说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监守人员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上级派来一名干部和沙飞讲道理，让他自己拿出来查验一下，如确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许带在身上。沙飞这才拿出来当场查验，确系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又还给了他。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被拿到了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前身）。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问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里。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行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别人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数年后，沙飞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飞的墓地。但由于沙飞死后，墓地经过两次迁移，一直没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