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作的木刻板宣传画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不单是败在一个“蕞尔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开始变强。它的深层悲剧在于，是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
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的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其中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但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之用了。
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部算在李鸿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卖国”的蔑称。但我的看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翁同龢、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他们对李鸿章的罪责另有看法。陈氏父子在马关条约签定后立即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请将李鸿章斩首。而处治李鸿章的理由，则是作为勋旧大臣的李，没有尽自己的责任，以自己的生死去就坚决阻止战争。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定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比这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90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
（节录自刘梦溪《“西人”与晚清的“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