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古稀之年的人生一搏（含图，回忆父亲）

来源: nov2016 于 2017-11-25 10:17:20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5717 bytes)

本帖于 2019-03-04 00:04:38 时间, 由普通用户 nov2016 编辑

今天，2017年11月25日是父亲110周年诞辰，上个月是他去世25周年纪念。我自己也已80有余，开博将近一年，很想写些什么来纪念父亲，不知从哪里说起。

1990年暑假，办理出国签证以后，我转道去兰州看望父母，他们都已届耄耋之年，都是一辈子纤瘦孱弱的身体，父亲已拄拐多年，母亲因摔跤骨折后恢复不好不良于行，要坐轮椅，但是二老的精神都很好。我用上一年新买的理光17照相机在西北师院的图书馆前和校园里给他们拍了一些彩色相片。年底，我出国来美。没想到，不到两年，父亲就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过世了。大概就是身体日渐衰弱，直至命若悬丝，某一日就不知不觉地走了。好在没什么病痛，自己没受罪，也没拖累家人。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给开了追悼会。

后来看到父亲在最后一段时间，有事求人时写下的几个字条，笔画已经有些凌乱，有些字与字挤在一起，或相互重叠，很难全部辨认清楚，但能看出父亲那时最放心不下的是与他结缡65载、一辈子相夫教子、不曾工作、没有收入，却曾被牵连受了很多年罪的老伴——我们亲爱的母亲。最后那几年，母亲有一点点老年失智症，又因摔了一跤导致骨折，骨头接好后恢复不佳，致行走不便，平时多在床上。父亲去世后，妹妹一人在家照顾母亲，又过一年多，母亲也是无声无息地走了。

我上大学后就离开父母去了别的城市，没在身边尽孝照顾，又在父母迟暮之年远行，未能送他们最后一程，想起来就非常难过、惭愧和自责。

在纪念父亲的日子里，最先想起的是他在古稀之年的人生一搏。

1979年，中国刚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历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打破多年禁忌，呈现从未有过的新局面。和国外的文化学术交流，也随之活跃起来。

就在这一年，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收到由日本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寄赠的一本新书，是该所池田温教授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

《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时任系主任、主要研究隋唐史的金先生把这本书拿给父亲看，希望父亲能把它翻译出来。据说当时西北师院研究隋唐史的学者正“苦于籍帐材料之缺乏，正托人在北京图书馆拍制胶卷”，“贵所这部巨著寄到，真可谓雪中送炭，我们非常高兴”。

父亲看过以后，觉得这本书内容丰富，上至商周、下迄隋唐，体系整然，且援引大量中国古籍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地下发掘文物等作为佐证，论述有独到之处，是一部精心专著，很有其学术价值，也是当时国内学者所急需，他也很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另外，当时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即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尤其让地处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和兰州大学历史系感觉压力很大。如果能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也将对相关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1978年以后，拨乱反正，右派全部摘帽、右派复查改正，复查政治案件、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等，父亲的心情是愉快的。

他的右派问题在20年后获得改正；文革中遭批斗所加的各种不实之词被否定；工资待遇恢复了；蒙冤受屈20年、又在1969年因所谓战备被遣散回湖南湘西原籍的老伴回到兰州、老两口在隔离10年之后终得团聚，结束了父亲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每年一趟从兰州出发、长途辗转去湖南湘西看望母亲的历史；分到 3室（两室一厅）的住房（还是很挤，因弟、妹长期与父亲同住，照顾他的生活，现在已是3代7口之家）。还有之前在尼克松访华后一两年，父亲就已和1949年追随丈夫去了台湾、离散二十多年的大女儿取得了联系，。。。

这一切虽然来得太晚，但是毕竟来了，而且从屈辱、艰难岁月中熬过来的父亲母亲都活着等到了这一天。想到西北师范学院有不少教师在反右、文革中遭遇不幸过早离世，我的父母还活着，我们的家还在，也算幸事了。

父亲一生85年的生命历程，以1949年为界，前后各占一半。他在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以1949年为界，之前主要和日语教学和编审相关，之后主要和历史教学和研究相关。

诚如历史系的悼词所言，“他的一生是献身我国教育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然而，由于各种外在原因，父亲在事业上基本上是一生蹉跎。他的日语教学、日语编审、历史教学和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工作都因某种个人不可控制的外界原因而被迫中止、半途而废。他编写并使用过的一套 3 册折页日语教材、一本《亚洲各国史》教材都停留在油印和“内部使用”、“尚不完善、仅供参考”的阶段，就被搁置、作废了。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日语和历史相结合的专业领域里做一点事情的时候，父亲想抓住黄昏岁月的几年时间完成池田温教授这本专著的翻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知道当时父亲对于完成这部译作的具体困难是怎么考虑的，心中是否有十分的把握。

在我从旁来看，当时父亲要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并不容易，或者说，困难还是蛮大的。

一方面，父亲当时已是七十有二的高龄，有高血压病，身体一向清瘦孱弱，驼背愈见加重，出门必须拄拐；特别是他罹患帕金森氏症已有数年之久，手抖得很厉害，更加要命的是右手抖得尤其厉害。平时给我们写信，一页信纸数行字，一笔一划，都可看出手抖得不行。他说常常要用左手去抓牢右手才能写上几个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敲、修改、完善、誊抄，要完成一本数百页的日文历史专著的翻译，谈何容易？

另一方面，从1950年来到西北师范学院以后，头几年父亲所做的主要是历史教学工作，与日语没有太多关联（可能给师院青年教师开过一段日语课）。到1957年被划右派后，不让上台讲课和做研究了，被贬到历史系资料室当资料员，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时间坐班，还时不时地要和其他右派一起去做修道路、修厕所、搬运东西等等繁杂体力劳动。过了不几年，又是十年文革。到1979年，他已经二、三十年没有接触日语了吧。虽然我知道老爷子的记忆力极好，仍不免揣度，他对日语是不是也会有些生疏、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何况还是第一次翻译这样的历史学术专著？回想我自己，从中学到大学，学了好几年的俄语，长期不用，就忘得差不多了。也知道还有当初比我学得更好、后来忘得更彻底、连字母都背不全的。

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接下这个事情后，老爷子就开始每天坐在书桌前、孜孜不倦地工作，日复一日，左手紧紧地抓住、压住右手，不让它抖得太厉害，写下一个字，又一个字，。。。，到最后阶段，系里派了一位年轻教师来给父亲当助手，帮忙誊抄。

历时近三年，全部译稿于1982年脱稿，交予出版方中华书局。想起来了，父亲对于自己这本译作是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件事，也是颇感欣慰的。这一年，父亲满75周岁，也算是“蜡炬成灰泪始干”了吧，反正我是被感动了。

1984年，父亲翻译的这本池田温教授专著的中译本《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面世，32开，近四百页。我不大懂，据说在中华书局，这样的出版周期算是相当快的。受众面较小，印数不多（5000册），但出版后，受到国内历史界学人的广泛重视和欢迎，说明池田温教授的研究工作广受推崇，而父亲的译著给中国史学界人士提供了极大方便，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原作者池田温教授听闻父亲的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也“极感欣慰”，并表示“以拙著的译出为契机，日中两国史学工作者的联系将更其密切，衷心祝愿能成为今后两国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发展下去之一助。”

父亲明知他的四个儿女都不懂中国古代历史，甚至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体会不了他的境界，还是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的译著作为纪念。收到稿费后，父亲也给我们每人分了一份，分享他最后一搏成功的愉悦。

1986年年中，79岁的父亲办理了退休手续。至此，他已经在地处大西北的西北师范学院工作了整整36年。1950年，父亲受聘来到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时，他43岁。第二年被聘为副教授；1956年定级为副教授。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工资降了一多半，派去当了资料员，职称可能也降了吧，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后才全部恢复。退休时，已经是35年的“资深”副教授了。

很多年后，我才从网上看到，父亲翻译的那本书在很多年间受到非常多的关注，粗略看去，不只是在历史学界，还有其他领域的许多人士也很看重这本书。

10年前，中文译本的《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出版发行20多年、父亲去世15年以后，2007年，中华书局再次刊印这本书，改成16开的大本，加进了由于技术原因在第一版译著中被略去的全部录文和插图等，据云这些占全书过半的篇幅，全书总共有七百多页。

可以告慰父亲了，他的最后一搏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