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顾宝昌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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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行业做得久了，往往有时空交错之感。这些天，“低端人口”一词引起争议，稍微留心一下，不难发现新闻源头其实在2016年8月份。“去年今日”，一些媒体在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时，将文中的“低端人口”用做标题，已引发了一轮争议。人大教授顾宝昌的原话是“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可见顾教授不仅不认同“低端人口”这种说法，也对各种“政策清人”持保留意见。但直到一年后，依然有不少评论将“低端人口”引发的情绪直接对准他。

专家变“砖家”，这已经成了一些人的认知框架。类似的语言变异还有很多，中性一点的，如程序员变“程序猿”；极端一点的，如教授变“叫兽”，等等。语言承载着活生生的历史，连通着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个维度。在社会学家眼中，语言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窥见社会的状态与人们的情绪，从而对社会的未来做出比较靠谱的预判。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哲学家看来，人生来即在语言之中，语言塑造着人看待自己与世界的角度与深度，通过分析语言，哲学家试图对人类命运给出预警与拯救。

“低端人口”这样的词之所以时隔一年依然引发争议，不外是它挑战了“人格平等”。如果只是少数大城市原住民或新移民的优越感，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不要指望人人都有足够的同理心与良好的家教。但是，如果化为一种治理取向，就值得在公共舆论中严肃讨论。因为，这结结实实地将人分为高中低的不同等次，从而可能在权利上予以不同的待遇，带来的可能是“我们”与“他们”意识的加速形成，对本就不易塑造的共同体感，带来根部的损伤。

而且，究竟谁是“低端人口”？是快递员、公交车司机、餐厅服务生、家政阿姨、小区保安，还是未落户的城市白领、生意人、刚工作的蜗居大学生、南漂北漂的艺术家？

从城市生态来说，如果把产业链下游的日常服务业的从业者视为低端人口清出城市，“高端人口”们的日常生活，至少会很不便利。也许有人说，“低端人口”清走了，那些空缺的岗位，自然会涨价，有本地人或新移民来做。那么，这些做保安或餐厅服务生的本地人或已落户新移民，到底算是“高端”还是“低端”呢？

城市是节约资源的一种制度，大城市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趋势。往大城市走，即使是住在城中村的地下室，那也是一些乡村居民的梦想。而梦想，只要是正当的，没有谁的更高贵，谁的更低贱。先搭上城市发展列车的人，要否定同胞的小小梦想，至少需要有个表面上说得出口的理由。把“低端人口”这个词说得那么顺溜，是连理由也懒得编了。稍微想想被清走的人的心理，这明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