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李秉德教授的一篇文章,
李秉德(1912。7—2005。5)先生是前辈师长。1949年春,李先生从法国回到祖国,服从分配,1950年来到甘肃省兰州市,任西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我父亲也是在1950年来到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的,我和李先生的一个女儿是师院附中的同级同学。
读了李先生刚到兰州时的一些观感,很有共鸣,虽然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少年,一个初中学生。兰州地处偏远、荒凉、干旱的西北黄土高原,整个城市东西长而南北窄,黄河自西而东流过城市,四周的山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山坡,山上不但没有树木,连野草都不长。50年代初,兰州非常荒凉、落后,生活条件很艰苦。刚到十里店时,我们住的是黄土房子,没有砖瓦,黄土打的墙、泥土铺的屋顶。当时兰州很多地方没有自来水,喝的是从黄河里打上来的浑水,用马车送到各家里,只能用明矾澄清以后饮用。很多地方还没有电,点煤油灯。交通也非常不便,路是土路,极细的黄土面能盖住脚。很少公交,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黄河上只有一座铁桥,要在别的地方过河,只能坐羊皮筏子,。。。。。
提起师院,虽然李先生文中并没提到,我也不由得想起,那些年师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五、六十年代,学校里各种政治运动很多,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特别极左,师院也深受其害,成为重灾区。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西北师范学院有一大批师生员工被打成右派分子,李秉德教授、我的父亲、上篇转贴文的作者水天长老师和很多教师,还有一些职工、三百多名学生都不幸中招。据2002年版《西北师大校史记载》,当年师院被划右派分子的人数共有 395 人。那时学校师生员工总人数不过千把人,我估计,少说也在 1/4 以上 ,是所谓控制比例 5% 的好几倍了。
对右派分子的惩罚,依所谓‘情节轻重’和年龄等因素而不同。所谓较轻者,保留公职,但原担任的职务被撤销、降级、降薪,留在学校改造,李先生和我年过半百的父亲都属这一类。还有所谓严重些的,更严重的,。。。。。即使是留在学校改造的右派教师,也不能上课、做研究了,只能打杂,还经常被派去从事各种繁杂体力劳动,如修路、修厕所等。很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不能发挥所长,为教学和科研做贡献,专业也难免荒疏。所有右派分子和家属、孩子受到的各种非常不公正对待,更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和许多方面的切身利益,伤害了他们的身心。还有更加惨痛的情况,西北师院有好几位教师惨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他们是章仲子(教育系教授)、王烈骏(政治系教师)、朱金庆(中文系教师)。。。。
在附中上学的那几年,也有不少愉快的经历,对好几位老师印象深刻,以后也应该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