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一所非常有名的小学上学，班里的同学不少家里有来头，但也有普通的工人子弟，他们住在低矮黑暗的小平房内，墙壁常常是用旧报纸糊的，烧不起煤，只能捡煤核。
班里的大队委是“革干”出身，爸爸是30年代入党的文化人，解放后任某文化机构的党委书记。他胖胖的，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今天又吃鸡了。”那时许多人一年才能吃一次猪肉，鸡更是奢侈品。当时学的一篇课文里讲资本家（或地主）脑满肠肥，所以同学给他起外号叫“肥肠”，因为大家学到“脑满肠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另一位担任中队委的同学爷爷是拿定息的大资本家。他绘声绘色地说，鲤鱼只能吃活的，但刚捞上来的土腥味太大，所以他们家有个大鱼池，永远养着十几条鲤鱼，用一周左右的时间让鱼把泥吐出来再吃，不断有人送过来。他还说，红烧是穷人的吃法，真正新鲜的鲤鱼要切成片涮着吃，听得其他同学直流口水。
我属于“高知”家庭出身，父亲是49年海归，所以从来没受过苦，天天喝牛奶（困难时期可能断了一小段时间），更重要的是可以到崇文门内的“国际”去买培根和瑞士奶酪等，暑假的时候可以住在香山或颐和园内的特殊公寓，春节会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50年代末家里就有了电视。但我从来不敢炫富，反而有负罪感。
当听到上述同学或者类似的同学炫富的时候，可以感到工人和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同学眼里闪着仇恨（更准确地说是现代流行语“羡慕嫉妒恨”），这种仇恨在文革时爆发，那位领导干部在胡同里戴高帽游街，挨了不少打。养鲤鱼的资本家更惨，被活活打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