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研究，只能在尊重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做一些泛泛的研究，不可能得出太精确的结果。否则，《史记》的东东就根本无法相信了。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共的中基层干部深入农村，写了大量亲眼目暏的灾情报告。以我父亲为例，当时他是四川梁平县委书记，亲自跑了两个灾情最严重的村庄。两个村庄均上千人，几乎全部死绝。整个景象如同淮海战役后的双堆集，房倒屋塌，极其凄惨。老人家对此印象极深，一辈子都没忘。当然这些干部，大多没有受过现代统计学训练，统计的数据会有夸大不实之处，但因此而否定灾情的严重却毫无道理。如果因为这些材料存在不实之处就否定他们，那建安之灾也可以粉饰为文景之治。
孙经先指责杨继绳没有把总死亡人口和非正常死亡分开，如针对陈振亚的报告。可以称得上是吹毛求疵。且不说总死亡人口升高说明了什么，在当时情况下，谁分得清什么叫正常死亡，什么叫非常死亡？饿死算非正常死亡，因饥饿而病死，累死，甚至掉沟里摔死又算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笔者刚参加工作时，在成都输血研究所。该所原为天津血研所，迁到四川后，曾在简阳农村招收了一批技术员。同实验室一位技术员的妹妹就是当时饿死的。她告诉我所里招来的那批技术员，几乎家家都有人死于困难时期。她妹妹算饿死，但有很多老人因为没吃的，只有躺在床上等死。这又算非正常死亡还是正常死亡？所以考虑灾情严重不光要看人口死亡率，也要看人均预期寿命是否下降。据我所知，解放后人均预期寿命总体上升，但那三年是大幅降低。
其次，孙经先把人口下降归结为很多农村人迁移城市后，又重新遣反农村时没有报户口。这不瞎扯吗？如果因为重新遣反的人口没有报户口，那么应该是大城市和工业区的人口大幅下降，而不应该是受灾的农村地区人口大幅下降呀。
第三，孙经先大量提及查证县志。其实县志的数据就很准确吗？写县志的人都是靠政府养家糊口的小人物，他们手中的数据还不是政府提供给他们的。何况三年困难时期连政府的干部都吃不饱，谁有心思做准确的人口统计？以四川省委为例，省委处以下干部全部吃大灶，大灶有一段时间吃什么？吃发酵后的麦麸子馒头，那是喂猪用的。食堂端出一筐麦麸子馒头，马上一抢而空。堂堂四川省委尚且如此，底下灾情有多严重可想而知。
其实，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死亡多少人，连政府都稀里糊涂。因为这是全局性的人为灾难，上自党主席，国家主帝，下至县长，村长，各级主管都有责任，谁也没有心思认真调查。我老爹通过梁平公安局得到的数据是梁平人口减少八万。当时该县只有四、五十万人。你们看百分比多少？四川省公安厅的估计是全省在八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之间。从老爹掌握的数据看，这个数据似乎偏高，但三，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应该成立。这难道还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