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施密特：与中国为邻》，作者：（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伦，海南出版社
施密特：中国对美国人变得重要起来，是从日本袭击珍珠港那天开始的。反过来，1941年美日开战，使得美国对中国变得重要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大部分领土被日本占领，不仅整个朝鲜半岛，不仅是满洲，而且沿海所有重要的地方，包括上海和南京或者南部的香港，都被日本占领。面对这样一种无望的处境，唯有靠美国人的帮助才有可能扭转局面。这关系到这个中央帝国的前途命运。
西伦：不过，从毛和他的追随者在长征期间的观点来看，美国人开始时是站在错误一边的。美国人是反共主义者，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而国民党既反对毛领导的共产党，又反对日本人。随着战争的进展，日本人越来越强大，这促使美国压中国的对立双方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以拯救民族。事实上，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后来结成了联盟。
施密特：是这样。后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毛的部队较快地占领了日本人留下的一些地区并且缴获了其武器。同样重要的是，蒋介石军队的残暴使它非常不得人心。此外，美国人显然低估了毛部队的力量。
西伦：日本投降后，美国对中国的兴趣又减弱了，您对此怎么解释？
施密特：当时，世界历史的中心是四个战胜国控制的中欧。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了正在溃退的日本人和注意力被转移的美国人留下的真空，战胜了国民党人。国民党人逃到了台湾这个小岛上，直到今天他们仍待在那里。
西伦：1950年显示出美国人多么大意。他们低估了毛的扩张欲。在北朝鲜人发动进攻之后，美国人于1950年9月中旬受联合国委托，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17国部队几乎打到了中朝边界。但是，中国人靠苏联提供的大炮和坦克，在没有一个苏联士兵参与战斗的情况下，把联合国军赶到了首尔城以南。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在一场大的战争中遭到失败。美国死了24000多士兵，受伤士兵整整100000人，被虏或失踪的士兵约11000人。圣诞节前夕，杜鲁门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他说：“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国家，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三分之二人民反对这场战争。毛给了美国一次巨大的心理打击。直到1953年6月，才签署了停战协定。
施密特：更为重要的是，15年以后，中美两国再次兵戎相见，这一次战争是在越南，美国人在这里再次因担心整个东亚出现共产党多米诺骨牌效应而采取行动。当法国人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筋疲力尽的时候，美国人把法国人的战争业务接了过去。这场战争在美国外交政策上造成了最大的一次灾难：非常缓慢地被迫从越南撤退，再次遭受中国的羞辱。在内政上，这场战争更具灾难性，因为它引发了反战运动，使全国处于分裂状态：大学里的年轻人借机造老一代人的反。
西伦：事后来看，战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影响是否比苏联对美国的直接影响更大？美国和苏联仅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有过一次直接对抗，但是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而中国和美国却卷入了两场战争。
施密特：就事实本身而言，这样说是对的。但用“影响”这个词却是不正确的，因为同中国的两次冲突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比苏联连续不断的威胁所产生的影响要小。不过，美国领导层——当时我有这个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作用将更加重要。而在美国民众中，这种估计煽动起来的更多是反共主义，而不是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反正中国人在数十年内不可能以导弹击中美国的或欧洲的目标。
西伦：不过，即便是在麦卡锡时代，在民众中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否要比苏联造成的不安情绪更持久？加之，由于今天中国仍在起作用，而苏联却早已灭亡，因此从事后来看，这一观点更重要。
施密特：这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应忘记，美国方面当时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正在扩展。美国人以为，莫斯科是遥控一切的中心。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很可能到70年代才明白，中国的政策实际上是独立自主的。即使是50年代末毛泽东脱离莫斯科这一事实，也没有纠正美国人关于中国依附于莫斯科的观念。他们一直在谈论世界共产主义。与此同时，苏联领导像美国人一样，认为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是不像话的。中国人牵着美国人和苏联人的鼻子走。他们既在南越反对美国人，又在北越反对忠于莫斯科的势力。中国不愿意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两家中的任何一家存在。
西伦：中国为什么被低估？
施密特：因为美国人把精力集中于莫斯科，较少关注中国。中国是在20世纪中叶才使美国人感到吃惊的：当毛打败国民党人，并赢得朝鲜战争的时候，以及后来又在越南帮助越南人打仗。只是在这以后，美国才有较多的汉学家研究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在这之前，这一行业的一流学者宁愿研究老子和孟子（老子，道家学说的创始人，生于公元前600年；孟子，中国哲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儒家伦理，生于公元前372～289年）。例外的也有，亨利?基辛格较早懂得必须研究中国，他也在政治上付诸实践。这是他的巨大功绩，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西伦：基辛格也是1972年在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的人。尼克松为什么做此让步，并去北京见毛呢？是不是遵循这样的格言：“如果你不能打倒他，就要同他结为伙伴？”
施密特：不是的。对尼克松来说，访问中国是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他想使苏联人感到不安，办法就是同其背后的敌人结盟。他也曾这样宣示过，而且对他的竞选也有好处。所以，这次访问首先不是着眼于中国，而仍然是着眼于苏联。
西伦：不过，美国政界反对同中国建立密切联系的力量增长了，特别是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并被福特取代之后。由于这种反对，直到1979年美国才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施密特：美国内政上的反对力量是巨大的，这些力量既反华又反共，美国政治阶层对中国持保留态度有数以千计的理由。加之他们同台湾又有一种困难的关系。台湾人失去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以后，他们运用一切杠杆以继续在国际发挥作用。让台湾失去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尼克松访华的见面礼。
西伦：70年代初美国人向中国靠拢，您是否感到惊讶？
施密特：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对中国未来的角色已有明确的想法。因此,当人们不得不同这个国家进行对话时，对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自然，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还受美国宣传的影响，不能真正看透实际形势。而美国人当时又不倦地强调，必须维护统治台湾小岛的国民党，使其免受共产党的攻击。实际上，当时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大多数德国人，包括联邦议会在内，对台湾较之对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感兴趣。
西伦：您同基辛格谈过这些问题吗？
施密特：在那个时候？没有。当时，我是财政部长，这件事与我无关。
西伦：但您对这件事还是感兴趣的？
施密特：感兴趣，是的。但基辛格当时是尼克松手下的安全顾问，而我是财政部长。如果当时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私下谈话，我们可能会谈到这些问题，但也不是出于职务上的原因。当时中国在世界财政政策方面还不起什么作用。而且，也不允许我插手我的外长同事的事务，当时的外长同事是瓦特?谢尔。即便当时我心目中已有这样一个确定性的问题，即如何持久地阻止中国回到苏联的轨道？
西伦：相对来说,这在毛统治下是不大可能的。
施密特：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这么说。至于在当时是否不大可能，我不知道。不管怎样，当时人们是无法知道的。
西伦：如果从中国的视角看尼克松那次访问，这对毛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不是毛不得不去美国，因为是美国总统前来拜访他，而不是毛去美国。在过去的150年里，西方殖民国家包括美国，都对皇帝不屑一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也不被世界重视，世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莫斯科。
施密特：在毛的眼里，这肯定是一个成就。但对他来说，很可能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成就。毛是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思考问题的。不管怎样，这不过是重演了直至18世纪皇帝统治中国时还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他们让外国国王和国家元首去中国进贡磕头，然后又仁慈地让他们在中央帝国的边界之外消失。这样一种习俗持续了2000多年。经过150年的中断之后，现在又恢复常态了。但这是毛，是他恢复了这种常态……
西伦：……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施密特：世界形势的变化并不大。毛的身体已太虚弱，难以从中获取政治资本。而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么一个问题，即一方面在军事上保护台湾，另一方面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与参议院里反共的保留态度有关，但也与1979年尼克松丢掉职务和格拉尔德?福特继任有关。
直到1979年，美国才正式同中国建交。在这之前，世界形势并未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也许，把转折点定在50年代后期更有意义，即苏联人同毛决裂的时候。在俄国人看来，这一步对中国人应该是一个失败。他们希望，中国单靠自己不行。
事实却证明，这是苏联人的失败。不过，这也是渐进的过程。世界形势不会变得那么快。
西伦：这也不奇怪。两国高级政治家都无意推动任何可能失控的发展，这是因为，比如苏联人一旦受到压力，就会倾向于做出失去理智的反应。
施密特：美国人想借中国的帮助对苏联施加压力，但不是要把苏联挤到墙角。这是一种小步渐进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