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话文流行之前，中国人的说话和写作是分开的两条线。孔子对儿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诗，其实就是书面语言。或者，在正式场合需要说的官样文章。
孔子把诗删成洁本，既简单了，但又不够用了。后来有屈宋的突破。再后来，我们熟悉的贾谊司马迁；然后韩愈，欧阳修，直至桐城派。都是文言文时代文风改变的代表人物。他们上文学史，大部分是因为扭转了一代文风，也就是书面表达的形式重大改变。
真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白话文的全面取代文言文。白话文早就有，比如水浒西游记，三言两拍等。但一直不登大雅之堂。在表达的效率，精确性，层次感，和认同度上还需要突破。当时第一代人，专家们如钱玄同赵元任等，作了很多基础和研究工作。但由于这是一场革命，必须靠名人干将来打破旧壁垒，所以反而不是专家们领风骚。
胡适推广白话文有大功。可他说起来口若悬河，让他写在纸上就笨拙得狠。无论他的白话诗和文，我们看着都很别扭。但他在文中大量过分地使用“的”字，部分原因是为了突出、强调和夸张。因为文言文的标志是“之乎者也”，白话文就是“得地的”。郭沫若的早期白话诗写的很不错，但你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许多刺眼的夸张之处，因为他们在有意识地要区别于文言文和旧诗词，不共戴天式的反其道而行，造成的效果。
在白话文开创者中，有相当于历史上韩愈欧阳修地位的，是鲁迅。他的白话小说散文和杂文，真正做到了融会古今中外，在高度上同代人无可比肩。周作人也许同样水平，但他的文字偏向精致轻巧，没有鲁迅的那种深沉厚重。让人们认识到白话文一样能庄重深刻地表达，才是取代文言文的最后一击。
本来胡适和郭沫若等的白话文水平就不是顶尖，但他们都是旗手和闯将。他们写作时，都自己意识是个“革命家”责任超过文学家。郭沫若的新诗，曾风靡一时，但主要成就是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写作形式。到解放后，文风又面临改变，特别是文革，再次革命。连老舍巴金等，都在结结巴巴地想跟上。老郭更是紧跟。但第一次革命就尽力了，再接着改，让老郭脱力了。
郭沫若旧诗可以写得很好，但他当年绝然写新诗。到文革，老郭再次试图从形式上、内容上都彻底革命一次。否定紧接着否定，让他迷失了。我们看到他后来写的一些东西四不像，是因为他的激进态度使然：要打破一切旧格式，全部用新词语。格律要打破，对偶要打破，齐整要打破，能雅偏要俗，让短处长长处短。。。怎么违反规矩他就偏要怎么做。是一个浮士德式悲剧。
文学史上郭沫若的一代文风开创者的地位，相当于中间小谢又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