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财神年画（右为武财神关羽）
如果掰着指头数一数，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财神”在数量上几乎无神能及。无论是道教，抑或是民间信仰，总能找出多个财神的担当者。他们既可以是“纯粹”的神，如五路财神，福、禄、寿三星等，也可以是追授神，譬如心有七巧的比干、陶朱公范蠡，甚至孔门的子贡和点起兵来多多益善的韩信！
如此之多的财神有时让人们摸不着头脑，到底该供奉谁呢？当然人们可以说民间信仰在地域上的差异会导致奉祀对象的不同，因此供奉对象视地域而定。但是，随着乡土文化的减弱和信仰趋同性的增强，最终出现了一位相对固定的财神形象，此神正是关羽。可为什么一位起初与“财”“富”“钱”毫不沾边的历史人物能在千年后稳坐财神之宝位？是靠那把无可匹敌的青龙偃月刀吗？当然不是，这事还得从头讲起。
关羽的封神之路
关羽被封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起初在陈寿的《三国志》里，他只是一位英雄，直到逝世51 年后才被追谥为“壮缪侯”；到了北宋末年，他的形象开始得到升华，这也与身陷边境危机的宋廷对忠勇之士的渴求有关。宋徽宗曾连续四次加封关羽：“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元代官方承袭了宋代对关羽的封号并加以丰富：元文宗先后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护国崇宁真君”等；而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更是将关羽塑造成一个集忠、义、仁、勇于一身的完人，这对人们对关羽的群体性认同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到了明神宗朱翊钧时，关羽被正式封帝，成为大名鼎鼎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自此之后，关圣帝君的形象就被固化下来。
明神宗
明神宗在位时不仅给关羽封了帝，还大修了洛阳城南的关林。根据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重建关王冢庙记》及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创塑神像碑记》等碑刻，关林的建修时间应在明神宗万历年间。之后，天下的香火几乎都集中到关羽的身上来了。明末的谢肇淛就在《五杂俎》中感叹道：“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谢肇淛是个读书人，因此还使用着关羽最早的封谥“壮缪”，而同时期的李光缙则在《关帝庙记》中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称谓——关帝，我们也能从他的叙述中感受到关帝崇拜的狂热：“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缙绅学士，红女婴儒，亡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神”。
按照李光缙的描述，关帝信仰的接受群体涵盖了当时所有阶层，而那时的关帝也不只是财神。就明神宗给关羽的封号而言，他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既然是天尊，主要职责是伏魔，同时又管辖三界，通俗来讲就是趋利避害、保佑降福。那么很清楚地，其不仅仅只有财神的一面，而应是正儿八经的“万能神”，所以才使得“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缙绅学士，红女婴儒”都争相信奉，否则仅财神的单选项也满足不了初衷不同、来源庞杂的奉祀群体。而且这种“万能神”的认同从明末一直传到清代。据绘制于清代的《京师乾隆地图》记载，当时北京城内专祀关帝和以关帝为中心的庙宇累计达116 座，几乎占到了城内全部庙宇总和的十分之一，关帝庙的香火甚至超过了祭拜“孔圣人”的文庙。
年画——迎财神
种种现象表明，作为“万能神”的关羽，自有其庞大的奉祀群体，可他又是如何被塑造为财神的呢？
晋商的“关帝经”
是晋商选择了关帝，还是关帝选择了晋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晋商和关羽搭线是出于老乡情节：关羽为河东解良人（今山西运城解州人)，晋商以与关羽同乡为荣，因此形成了浓厚的关帝崇拜。从表面上看这似乎顺理成章，可如果说晋商借着关羽的庇佑而名扬海内，并与徽商分据我国南北两大商帮之首，这似乎就有点儿唯心了。老乡情节固然很重要，但最多是个充分条件。要知道，晋商得以发迹，多半靠的是地理位置的优越和政策上的眷顾。
山西北抵蒙古高原和明长城，成为华夷之界的分野，其东西两侧又为太行、吕梁二山所裹挟，无形中塑造了沟通中原和北方草原的另一条“丝绸之路”。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山西的大同等地成了明代重要的边防重镇。妇孺皆知的清代晋商“走西口”，就因为这里是控扼北通蒙古草原、河套的关口（即今天的山西右玉，历史上曾称为参合陉、杀胡口、杀虎口、西口等），绾毂通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交通，明初就在此地设立卫所以防边患，后来又开通了边贸市场，这成为晋商得以起家的重要原因。
明长城 怀特·赫伯特/ 绘
正由于此，明初的时候，政府还为北方各边镇筹集军饷推行过开中制。所谓开中制，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也就是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和商人们达成的君子协定——商人以实物向国家换取盐的专卖权。双方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因此，占据地缘优势的山西商人们就享受到了政策上的便利，这为其商业帝国的根基划下了坚实的一笔。
但是，为第一桶金而奔波的商人们自然不会考虑意识形态等因素，毕竟，赚钱是第一要务，只有在初具规模后，才会顾及其他，譬如说信仰。直到明中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学界一般把我国地域性商帮的兴起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观联系在一起，可如果细心观察，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吻合——明中期以降，在这个时间段内不仅关羽封了帝，而且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地域性商帮走向兴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吗？
懂得“借力”的晋商
官方之所以认同关羽，与其说因为他是忠义的化身，不如说因为他更符合皇权统治的需要——稳定秩序与归顺民心，关帝信仰的风行更体现了官方改造民间信仰范式上的成功。
而此时打着老乡关羽旗号四处行商的晋商就省去了一大笔人际交往成本：一方面，打出信仰牌，借助共同的关帝信仰拉近彼此的距离，使得作为外乡人的晋商们更容易在他乡落地生根；另一方面，选择得到官方认可的关羽，则表明其站好了队。要知道，明代重视关帝信仰，清代同样也重视，这又是为什么呢？
晋商文化的象征——平遥古城
清军入关后，为巩固统治、消弭汉族百姓的反抗之心，便采取“以汉治汉”的策略，遴选了汉人心目中忠义神勇的关老爷：先是顺治元年(1644 年)“建关帝庙于地安门外宛平县之东, 岁以五月十三日致祭”，到了顺治九年（1652 年），又“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这就给了关羽一个官方定性，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清代的地位。康乾时期又陆续对关羽的后裔进行封赏，除此之外，例行祭祀与修葺关林的举动也都是极好的政治作秀。这些举措使得“关圣帝君”的形象更加契合清王朝的“治统”，而关帝信仰在清王朝合法化的同时也具备了整合社会价值观的功效，这对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深受“华夷之辨”影响的汉民族来说，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时的晋商真是如有神助，不仅迎合了主流的信仰观，更具备绝对的政治正确，这种超前的预见性也保证了他们在有清一代不必受到过多的政治干预。当然，仅嘴上说说肯定是不行的，必然要有所表现，这就是晋商所到之处大修关庙的动机所在。
清初的统治者们为维护“治统”采取了信仰愚民政策，即高举关羽的千古忠义，而在地方上的举措就是推动关帝庙的修建。但面对如此浩大的工程，狡黠的政客们采取了“官方提议，民间集资”的手段。始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 年）的洛阳潞泽会馆（“潞”是长治，“泽”指晋城，此馆前身正是关帝庙），其《关帝庙新建碑文》就清楚地记载：“皇上崇建祠宇，春秋享祀，典礼尤隆。而直省郡邑大小臣工一体遵行，以故薄海内外，穷乡僻壤立庙供奉威荣法像，无地无之。”而民间出资者自然是来自山西的商贾，从碑文“洛阳城外东南隅之新关帝庙，造自潞泽商崔万珍等”及《建修关帝庙潞泽众商布施碑记》（立于乾隆二十四年）与《山西潞泽众商布施关帝庙香火地亩碑记》（立于乾隆三十二年）二碑题铭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印证。
洛阳潞泽会馆 爱德华·沙畹/ 摄
修建关帝庙是一笔巨额的投入，不亚于现在的巨额广告费，可在古代，单靠信仰带来的香火钱真的能收回成本吗？当然不能，晋商也不是傻子，因为建庙还有其他社会功能的考虑。
关帝庙与晋商会馆，傻傻分不清楚
明代以降，尤其是清前期的晋商会馆（也包括晋商入股的会馆，如山陕会馆等），其前身多半为关帝庙，如前文提到的潞泽会馆，类似的还有河南开封的山陕甘会馆、辽宁海城的山西会馆、甘肃张掖的山西会馆等，它们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才从“庙”改为会馆的。其实很多会馆与关帝庙谁为先，谁为后的时间界限也并不清晰，虽然有的以会馆为名，但因其中供奉关帝像，所以也被世人称为“关帝庙”。例如始建于康雍年间的洛阳山陕会馆，其山门上就题有“河东夫子”四个大字（关羽为河东人，他是山〔西〕陕〔西〕商人共同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羽的故乡，而陕西临潼是关羽的改姓之地，山陕联谊以表“秦晋之好”），又据乾隆十一年（1746 年）武状元龚崧林撰修的《洛阳县志》，现在的山陕会馆过去也叫“山陕庙”，而立于道光年间的《东都山陕西会馆碑记》也言明了其正殿祭拜的正是关帝。其中的联系也就再清晰不过了。
洛阳山陕会馆
那么会馆是干什么的？一般认为，会馆就是同乡议事之所，功用自然也各有差异：例如有商业色彩的行业会馆，同乡集会的同乡会馆以及为科举考试而服务的科举会馆等。晋商会馆当然属于行业会馆了，其目的自然与商业挂钩。清廷在建庙上选择了“官督商办”的模式，那么对于投资人，自然也少不了一些政策上的优惠，除了减免税收外，官府对这些关庙并没有太多地理位置上的要求，反倒是晋商，往往在这方面下功夫。
就选址来看，它们绝不是单纯的庙宇，而是在区位因素主导下、打着信仰旗号的商业性机构。以洛阳的潞泽会馆和山陕会馆为例，它们的选址就基于交通最优原则：潞泽会馆位于清代洛阳城外东南隅，距洛阳城仅一街之隔；而它又东临瀍河（洛阳城的护城河），门前即为小石桥，瀍河支流水系向南汇入不远处的洛河，可以说有着十分便利的漕运优势。坐北面南的山陕会馆正对着洛河，码头等设施十分完善，货物装卸较之于潞泽会馆更具地利；同时它位于洛阳老城南关马市街，紧邻进出清代洛阳城的南大门，可以说如果不考虑“关帝庙”的头衔，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商品集散中心，区位优势较之潞泽会馆更加明显。
紫线标出的分别是潞泽会馆（右）和山陕会馆（左）
而在河南其他地区的一些小县城，如周口的关帝庙和南阳社旗的山陕会馆，商人们则审时度势，利用当地地价低廉的有利条件，采取了市场最优原则，把关帝庙建在了当地的市场旁。
从中不难发现，信仰似乎只不过是商业的包装纸，但它仅仅只是包装纸吗？信仰到底在晋商心中起着多大作用？为什么关帝可以让晋商无比虔诚地供奉呢？
商帮治理模式背后的关帝信仰
据蔡洪滨等人研究，除地缘因素之外，商帮治理模式也是影响晋商信仰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晋商必须选择关羽！
比起南方依靠宗族势力成长起来的商帮，晋商在我国有点独树一帜，因为他们依赖的不是家族内部的层层选拔，反而采取了一种带有近代性质的商业模式：即以地缘为主的“东伙”（东家和伙计）制，其遵循避亲举乡原则——选择同乡来出任经理和伙计，并借助允许人力入股的股俸制和号规习俗激励并约束同乡伙计的行为。
譬如在激励机制上，晋商普遍采取了股俸制。商号的股份有银股和身股之分：银股是财东投资商号的合约资本，对商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身股是财东允许经理等重要伙计以人力而非资本所顶股份，可以参与分红但不对商号的亏赔负责。身股把伙计的个人收益与商号收益紧密联系起来，比薪金更有效地激励了伙计。
而在管理层面，晋商的商号往往订立正式而严格的号规来约束财东和伙计的行为。为保证号规的执行力，山西商号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制度或默契。比如，号规一般约定无论经理还是伙计，都要赔偿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商号损失并减少身股和薪金数额作为处罚。同时，山西商号无论招聘经理、伙计还是录用学徒，都要求有殷实的亲友或商铺作保，后者倘有违规行为，保人负完全责任。此外，由于山西商号仅雇佣本省人充任伙计，而伙计赴异地经商又不携带家眷，这使留居山西的家眷及家产，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保证驻外经商的伙计不亏空、不违规、不携资潜逃的质押。
故而，晋商的商帮治理模式就与关帝信仰完美地契合了：“义薄云天”的关羽代表了异姓兄弟间的信义与忠诚，晋人对关羽的认同和崇拜恰好吻合了晋商约束同乡伙计不轨行为的需要。在操作层面上，晋商通过建庙、祭祀等手段不断强化着关帝崇拜，一并鼓吹“忠诚信义”“以义制利”等信条，这不仅增加了伙计背叛商人的道德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商人取信于主顾。
至此，晋商的信仰帝国才算真正地建立起来，它有外在的社会因素，更有着内在的道德规训，可以说关帝信仰是使晋商数百年来得以生生不息的关键一环。
我们所信奉的其实是晋商的关帝
比之于徽商等南方以家族势力维系的商帮，晋商这种独特的商帮治理模式更具近代性，其摆脱了家族的束缚也更迎合逐渐走向近代化的中国，比如我们看到的山陕会馆、山陕甘会馆等都更像是股份合作制的前身。从明末到民国期间，晋商和晋商入股的会馆多达637 座，而且遍及全国30 个省份，影响力之大毋庸多言。在重迁徙的经商习俗中，晋商也将自身的文化根植到异乡中去：例如，关帝庙或者晋商会馆大都配有舞楼或戏楼这些名称有异但样式雷同的建筑单元，它们就是晋商进行“文化宣传”的独特工具，每逢关羽生日、当地庙会等重大节日，山西梆子等地域色彩极强的曲目便会在这里上演，而最为常见的曲目，自然是关羽的演义，宣扬的无非是忠肝义胆的大道。
从上至下分别为洛阳潞泽会馆舞楼、洛阳山陕会馆戏台、社旗山陕会馆戏楼
晋商通过自身的信仰影响了当地人对关帝信仰的体认，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用晋商化的关羽——推崇信义和祈求财富，置换了先前对其他财神的认同。
晋商会馆或晋商入股的会馆在全国各省市地区的分布统计（2013 年）
今天，这种认同又随着商品经济的浪潮而愈加强化起来，我们熟悉的关羽的“财神”称号不得不说是拜晋商所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