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16 伊斯坎德尔 凤凰历史
一直以来盛唐的衰落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许多历史学家分析了诸如党争、宦官、流民等导致唐朝灭亡的因素，但是基本公认安史之乱才是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许多人认为这是唐朝的民族政策出了问题，因为安史之乱的主力干将是以胡人为主的，那么事实却是如此吗？我们揭开盛唐时期的体制面纱，推演下如果安禄山是一个汉人，能否忍受得住体制漏洞带来的诱惑。
安禄山能够做大皆因唐朝行政体系
“开元之治”这是盛唐繁盛的标志，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唐朝乃至全中国最辉煌的“盛极”时期。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意味着人口的暴增，但是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人地矛盾开始凸显，随着均田制的流产，无处可去的流民们大量投身军旅以求谋生之路，这直接导致了职业募兵制的产生。①就像历史上的古罗马一样，当公民兵开始转变成为职业部队之后，其效忠对象就开始由抽象的国家转变为实体的将领和藩镇。这给了“安禄山们”以机会。
安禄山的成功根本在于唐朝自身的制度缺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谚语。在府兵制时期，唐朝的法律是把征收的粮食统一放置到仓库里，需要的时候由国家统一分配。随着府兵制度的崩解，唐军主力换成了“募人”，其粮食的来源主要为军屯和调配的正租。到了玄宗时期全国的镇兵已经达到了49万，而战马达到了8万③。仅仅是战马，每年就需要消耗的粮食898.91万石④，过于巨大的消耗再加上漕运时不时地阻断，让长安选择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借以节省开支⑤。安禄山这样的藩镇将领因此摆脱了中央对地方军队最大的一道钳制。
仅仅解决粮食的问题自然是不够的，“钱粮”是放一起的，士兵除了吃喝外自然也需要工资，立功者也需要赏赐。这就涉及到了安禄山和其他藩镇决然不同的一点。此时的唐朝对藩镇依旧是有极大的控制力的，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藩镇所需要的开支全部是中央审核批准的。
偏偏安禄山非常得宠，他要什么，皇帝就给什么；又因此得以身兼河北采访使等掌握地方重要权力的职务，集中了行政和军事的权力于一身，在两套系统之内都有足够的权力。当其成功将行政、军事、监察权融合起来的时候，一个“国中国”就形成了。
河北的胡化给了安禄山契机
不过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再强也不能和中央比消耗，安禄山的部队仅仅只靠破产的农民是不够的，当他们在战场上被消耗掉之后，后继乏力的他只有死路一条。一个充足而且善战的兵源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这就牵扯到了唐朝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就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从两唐书统看，唐朝从武德年间开始，就把河北作为安置归降胡人的重要地点，河北遂为北方各民族汇聚融合之地。从高祖武德年到玄宗天宝时，“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⑥。
这么多的胡人，自然要有用武之地才是。
于是玄宗听信李林甫“不如用藩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养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国也”⑦。
李林甫的建议一向被认为是安禄山坐大的重要原因
募用外族人的胡人为兵，对于唐朝上下而言，比本土的汉人相比有着太多的优势。对于皇帝来说，一个汉人的士兵作为农家子长大，需要将其训练成为一个弓马娴熟的战士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意味着大量粮饷的消耗。这无疑是对国家的财政很大的负担。就如同今天所有的企业主都希望招募可以直接上手的老工人一样，唐玄宗也希望能够有一只经得起消耗，战力强又成本低的部队。这么算下来胡人无疑要比汉人划算得多，自幼习练弓马，数量也算充足。
对于李林甫来说，胡人最好是汉话都说不太好的胡人--没有汉人这么多道道，他们除了自身的勇武什么都没有，离开了唐帝国的供给，他们什么都不是。当兵是这样的胡人最好的出路，他们积极性比汉人高不说，对于汉人特色的政治他们似乎也不甚了解，不像汉人的世家门阀，他们在朝廷中也没有什么根基，全靠政策当兵。这样，就算出人头地，也不会像汉人那样更进一步出将入相，这样就很难威胁到当朝宰相李林甫个人的地位，也不会做大为门阀权臣之类，威胁到李家的天下。所谓“于‘公’于私，都是积极好的主意”，也就难过唐玄宗从谏如流了。
客观来说，这样的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事实上全世界一直到近代都在用类似的治国策略。奥斯曼帝国专门从基督徒家庭中选拔男孩，在布鲁萨皈依后，训练成为苏丹的个人奴隶兵，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切尼耶里禁卫军。⑧无独有偶基督徒也广泛使用穆斯林作战，包括和穆斯林有着深仇大恨的十字军，一样有大量突厥骑射手。其原理基本相同，就是在自己原本的系统之外寻找一支力量，因为这支力量在体系内没有根基，只能跟随把他们领进来的引路人，可能比体系内原本的力量还要来的忠诚。
让欧洲闻风丧胆的苏丹新军其实原本是基督徒
在安史之乱之前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契丹人李光弼为朔方节度副使，突厥人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高句丽人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等都证明忠诚可靠，乃至李林甫时期的安禄山也是温驯的绵羊，在李林甫的手下战战兢兢丝毫不敢僭越。
但是老话说得好，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当李林甫死后，这个方法因为失去了“引路人”而失效了不说，更是给了唐朝一个重磅炸弹--他们成为了安禄山的重要兵源。
安禄山的个人才能不能小觑
但是归根结底，这一切的爆发还是因为安禄山这个人，按理来说胡人的节度使有很多，为何偏偏是他成功地钻了空子，其他人却做不到，最后不是给唐朝做了炮灰就是被自己人弄死？
这和安禄山的才能分不开，纵观其一生不能不说某种程度来说，他是一个全才。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自身条件的人。其身在范阳，心却在长安，时刻注视着中央的一切动态。为此，他把刘骆谷安播在长安，搜集情报；他的儿子也在长安做官，密切注意中央动静，儿媳妇是宗室之女，也有条件打听各种内幕消息；他的妻子被封为国夫人，与长安的达官贵人关系密切，随时可以得到各种信息。后来，安禄山又安插吉温在长安作耳目；吉温利用许多老关系刺探情报。所有信息都很快反馈回范阳，，为安禄山采取形式多样的应付措施提供了依据。
然后安禄山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清醒认识到了寻找靠山的重要性：先认张某为干/爹，借“父子”关系登上政治舞台；后认杨贵纪为干/娘，，借“母子”关系随时出入皇宫，接近唐玄宗，得到了向唐玄宗表示忠心，在感情和心理上征服唐玄宗的机会，进而受到了唐玄宗的宠遇。在接受唐玄宗的考验时，都能掌握分寸，把握住时机。最后能够在玄宗眼皮子底下，集中监察、行政、军事权力于一身。
杨氏家族的当政对安禄山的反叛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天赋确实非常人能所及，靠着这个天赋他笼络了大批胡人为其效命，组建了精锐的“父子军”，非常可笑的是这招也曾被唐朝用来笼络他。⑨也是这个才能让他能够比大部分的唐人更为有效地利用河北的胡化资源。
因此，安禄山的反叛和他胡人的身份有关，但并不是决定因素；这和安禄山或者其他人自身的民族属性无关：
唐朝在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地方将领能够“三权归一”，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疏漏。
唐朝的流民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没有处理好，结果导致军队效忠对象转变为将领个人。
唐朝的民族政策又为安禄山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兵源。
面对权力的诱惑，一个很极具能力的人，能否承受得住，这本身就太考验人性。面对帝位，别说同民族，哪怕是亲生的父子相残，手足的兄弟阋墙都史不绝书。恐怕谁也不会认为靠着同民族的“向心力”就能够抵御皇冠的诱惑。
唯有在体制上堵住纰漏，从根源上杜绝叛乱的可能才是正途。
参考资料：
①《唐代藩镇研究》p61
②《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③《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序目下》
④《唐朝仓禀制度初探》p87
⑤《唐代粮食问题研究》p148
⑥《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⑦《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传》p6348页
⑧OspreyMen-at-arms140ArmiesoftheOttomanTurks.1300-1774
⑨《安禄山事迹》卷上
如何理解唐朝的疆域？| 荐文
今人对唐朝疆域的认识，多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着眼，它强调的是确定而分明的疆界、公民权的保障与国家主权的维护，这是近代以来源自欧洲民族—国家进而影响全世界的范式。
以它的标准来讨论唐朝不但不合适，还会造成误解。唐朝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模式迥然有别，它的疆域问题应当置放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去理解，这是我一再强调的。
那么，我们是怎样理解这一问题的呢？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55 篇文章
原标题：疆域·空间： 唐朝权力博弈的场所
撰文▼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来源▼ 《民族史研究》第13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
（限于篇幅，文章只摘录了原文中的两节，并省去注释，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1
唐朝的建国始于李渊太原起兵，他在文臣武将的辅助下，矛头直指隋朝首都大兴城。占据都城就意味着占据者能够获得新王朝的法统地位，这一标志性事件亦成为不同时代各路诸侯豪杰竞相争取的目标，如同秦末东方反秦势力的（名誉）为首者楚怀王就曾与项羽、 刘邦诸辈相约 “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那意思很明显：只有占据关中的都城，才能推翻秦朝并取而代之。
李渊与其竞争者们建立王朝的方式， 都是通过构建一支稳固的统治集团、占据一个稳定的地区（通常以都城为核心），以此角逐争战、 竞相扩展而实现的，毛汉光将其归纳为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模式。竞争沿承的规则是 “胜者王侯败者贼”，李渊最终成功了。
▲唐高祖李渊
618年李渊即位，标志着新王朝的开始。唐朝面临的任务就是征服与自己抗衡的对手或招降那些反隋势力，一旦将他们纳入麾下，就意味着唐本土形势的安稳和缓，这正是唐廷合法性统治的诉求。这里的 “本土” 是指农耕地区，这是汉人王朝建立统治的地缘基础。倘若王朝实力未逮且观念保守，那么农耕地域的边缘就成为王朝追求的 “极限”了。秦始皇向以宏图远大著称，他稳定中原农耕地域后试图再向草原拓展，但遭遇游牧势力的抗衡而终止于长城的构筑，这表明：向北部的拓展已经超过了它的能力，真正打破农耕限域的汉人为主体的王朝，则是唐朝。
唐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首先是它秉承了隋朝建国近40年的大一统基础。隋朝留给唐的重要遗产，就是对王朝一统化地位的追求。从唐太宗口口声声要吸取隋亡之教训而他仍旧延续炀帝征伐高丽进取东北的行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一统化合法地位的诉求意愿，这就是先秦时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延续。这也是华夏统治集团普遍的思想观念，一旦条件具备，他们就将观念变成行动。与此对应，唐朝宗室的鲜卑拓跋血脉及其文化传统，也是促使他们突破进入草原的另一思想和观念。此种路径在北魏分裂为东、西之后尤其体现在宇文泰纠合各路诸侯和权贵组建关陇集团以抗衡东魏—北齐的追求中，并由此构建了此后的隋唐王朝政权，这也是学界流行的唐朝 “拓跋国家” 的根基所在。
这两个因素是唐朝建构超越农耕王朝的基本动因。我想说明的是，630年征服东突厥之后又相继征服西突厥的举动，都能证明（汉人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唐朝统辖范围的扩展，已经超出了汉人王朝的限域，这在其前既没有先例，也无后来者。这个时期的唐朝，除了将北部突厥势力纳入朝廷的控制下以及铁勒诸部主动投附外，它又出兵东北征服高句丽、 派兵深入西域腹地建立军政系统，进而囊括了东、北、西诸外围地带；其时吐蕃、吐谷浑等西部势力亦相继遣使长安向朝廷进奉。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含括农耕外围广远地带、农牧交相混杂的诸民族构建的雄盛王朝，终于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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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兼跨农耕、草原的一统化局面，随着吐蕃势力的崛起并向唐展开进攻，特别是东突厥24州县的起兵叛乱导致的重新复国而遭到破坏。如果从630年唐征服东突厥算起，至680年前后东突厥的复兴，前后不过50年。此后的唐朝，遭受周边各种势力的抗衡而终于以外重内轻的节度使御边的体系代替了初始的内重外轻方略。安史之乱以后的王朝，其地域与人群的有效治理，又局促于农耕、汉人的主体范围之中。唐朝合法地位的丧失，正是在这个领域内实现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
我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经说过：就汉式王朝而言，它的地域与人群，大体由中原内地与周边外围、汉人居中与非汉人守边的格局而形成。当王朝的实力雄强之时，它就能建立超越中原、汉人以外包括周边广远地带和众多民族的巨型王朝；然而当它削弱之际，周边地区和各民族势力也能反过头来向中原挺进和施压，王朝遂萎缩并局限于农耕内地；一旦中原核心腹地及其汉人群体不再以王朝为合法依托而掀起反抗，王朝的命运就此告结。唐朝的整体历程，就体现在这三个面向之中。所谓囊括农耕、草原并皇帝、“天可汗”集于一身为标识的唐太宗统领下的帝国，正是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展到了足以支撑其构建“天下”政治的程度，才有太宗兼跨长城南北王朝局面的出现。然而随着吐蕃的崛起扩大、东突厥帝国的复兴，他们分别从西南和北方挤压唐朝，契丹等周边势力亦叛服无常，唐朝的“盛世”局面频遭威胁和挫折，安禄山随后掀起的叛乱则彻底改变了唐廷强势拓展的劲头，此后的朝廷被迫周旋于长安与各地藩镇的权力博弈之中。这个时代的唐朝，基本处于朝廷与周边外围势力攻守相兼的纠缠之内，而周边势力的挺近迫使唐朝回缩，则是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黄巢起兵反唐之后的历史，亦走上了节度使武力支配并取代朝廷法统的道路： 唐朝的合法性地位最终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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