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发生的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长期不为人知，究其原因，一则当时危机很快就平息下来，没有造成重大影响，二则事后各方都对此缄默不语，很少对外人谈起，三则有关的档案文献一直秘密封存，研究者很难了解实情。实际上，这次事件在朝鲜劳动党历史和中朝关系史中都是一件大事，甚至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推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引发了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场大动荡，随后发生的1956年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和苏联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期在朝鲜发生的“八月事件”，就其对国内的震动特别是中朝关系的影响而言，丝毫不亚于上述历史事件，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很有可能演变成一次东方的“匈牙利事件”。
苏共二十大因推出非斯大林化而闻名世界。赫鲁晓夫首先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重建和加强 “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并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继而召开秘密会议，亲自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讲演。二十大为共产党国家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却在共产党世界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对于金日成来讲，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是灾难性的。批判个人崇拜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与一些朝鲜党内干部及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思想火花”产生了碰撞，大家开始进一步思考朝鲜自己的问题。 金日成既没有斯大林数十年领导革命的资历，更没有斯大林那样万众追随的威望，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简直就像是在朝鲜抛出了一篇声讨金日成的檄文。这不仅仅是因为斯大林成就了金日成，也不仅仅是因为金日成把“斯大林万岁”的口号喊得最响，最重要的是，几年来，金日成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在朝鲜大树个人权威，标榜自己，在党内大开杀戒，排除异己。党内南方派、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主要干部相继遭到清洗。 他的确得罪了很多人，在劳动党干部中积怨甚深。现在莫斯科号令批判个人崇拜，岂能不让金日成感到万分紧张。
其实，早在1955年针对苏联籍朝鲜干部开展批判的时候，金日成就担心受到莫斯科的干预，对苏联人避而远之。可能是出于一种不好的预感，他甚至在政治委员会上否定了朴正爱的建议，以访问东德为由拒绝率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 而后来出席苏共二十大的苏联卫星国党的代表团，除了朝鲜劳动党，都是由第一把手率领的。 金日成已经意识到他与莫斯科之间有了一定距离。
苏共二十大召开的时候，金日成在平壤如坐针毡。除了秘密报告，在大会的公开报告中，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米高扬甚至点名批评斯大林的著作。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劳动党中央向党内所有机构和组织下发一封秘密信件，专门讲述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其基调是“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苏共本身所具有的那些错误在朝鲜劳动党的活动中并不占有任何地位”。信中多次强调，集体领导原则是朝鲜劳动党在自身活动中所坚守的最高原则，朝鲜劳动党中央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一原则。关于苏联出现过的个人崇拜现象，在朝鲜只是与朴宪永有关。至于党的思想工作中的缺陷，就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信中特别激烈地抨击了一些人迷信外国的奴性思想。
金日成还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发表了2个小时的激情讲演，严厉指责文化部门在宣传中忽视了朝鲜的民族特点，电影里一味反映的都是苏联和其他外国的东西。金日成还谴责一些人怀疑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胡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闭眼不看朝鲜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阵营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取得的”。 在此期间，朝鲜党和政府想方设法封闭来自苏联的消息，消除苏联的影响，以避免非斯大林化的“瘟疫”传播。根据中央的指示，撤销了郡级朝苏文化协会及其印刷厂；从各剧院的演出节目中取消了苏联艺术家的表演；苏联的朝鲜语广播节目从每天4次减少到2次；关闭以俄语专业为主的外语学院，将学生转入金日成大学；所有大学缩减俄语授课的时间，而4-5年级学生的俄语课程则全部停止。
金日成甚至想到了对朴宪永执行死刑的问题。朝鲜曾两次向苏联国家安全总顾问了解苏联对执行朴宪永死刑问题的看法，大概是苏方的答复不明确或朝鲜人不满意，4月19日，金日成亲自到苏联使馆向伊万诺夫大使询问。伊万诺夫解释说，苏联检察机关认为，不应该执行对朴宪永的死刑。理由是，朴宪永在政治上已经失败，对他的宣判也过去了很长时间，现在突然执行死刑，可能会引起国内外的不良反应。金日成听后，“显得不安和恼怒起来”。他态度强硬地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应该执行对朴宪永的死刑。苏联检察机关并没有介入朴宪永案件的审理，有人去问苏联顾问的意见，那只是个人行为。对朴宪永的审判没有任何不妥，朝鲜人民一致赞成执行判决。如果苏联检察机关有不同意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将再行讨论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的结果尚无史料说明，但金日成这样提出问题，很可能是担心在社会和党内思想如此动荡的情况下，朴宪永会死灰复燃。当然，要想稳定局面，最重要的还是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不仅解决思想问题，还要解决组织问题。
1956年4月23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金日成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洋洋万言，基调如同以前的党内文件，还是对成就重装浓墨，对缺点轻描淡写，党的工作原则是集体领导，个人崇拜问题只发生在朴宪永身上，今后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等。 除了金枓奉的发言，所有报告人基本上都是“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 整个大会沉浸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正如苏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所说，会议的大部分发言都是夸夸其谈，内容空洞，完全是华丽辞藻的堆砌。刚刚进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崔庸健和朴金喆在发言中高度评价劳动党，明显地暗示其成就高于苏联共产党，还说朝共中央不仅没有忽视集体领导的原则，而是相反，“成功地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教育相韩雪野的发言则“流露出民族主义腔调和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无限吹捧”。 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会前已有充分准备。金日成本人及其支持者在多次会议和谈话中给大会发言定了调子，统一口径，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则施加压力，进行威胁。大会代表的所有发言稿，事先都必须经过中组部和中宣部的详细审查，并不经作者同意进行任意修改。大会期间，驻苏大使李相朝曾两次给大会主席团递条子，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央副委员长金昌满便找其谈话，指责他在政治上太不成熟，崔庸健等人还以撤销职务相威胁。在政治上颇感失意的朴昌玉准备在大会上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能在兄弟党面前显示劳动党内部的分歧。 建设相金承化的发言稿也因审查没有通过而退还本人。 大会期间，朝鲜报刊，首先是《劳动新闻》，对于转载《真理报》和《人民日报》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编辑部文章实行了严格限制。
代表大会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选举了朝鲜劳动党新的中央机构和领导人：委员长金日成，副委员长崔庸健、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常务委员会（原政治委员会）委员11人，即金日成、金枓奉、崔庸健、朴正爱、金一、朴金喆、林海、崔昌益、郑一龙、金光侠、南日，候补委员4人，即金昌满、李钟玉、李孝淳、朴义琓。与1948年3月第二届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相比，中央常务委员会已经完全是金日成的“家天下”了。11名常委中5人来自游击队派，其余人员中朴正爱和南日早已加入金日成派系，郑一龙也有类似的名声。只有延安派的金枓奉和崔昌益在政治上比较独立。候补常委中，李孝淳属游击队派，李钟玉是新提拔的技术官僚，金昌满虽来自中国，却是早已得到金日成吹鼓手的恶名，只有苏籍朝鲜人朴义琓是中立人物。新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变化不大，只增加了4名，共71人，但显示了权力转移的人员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中央委员会中游击队派8人，除去世的金策和姜健外，全部保留，又新增加了5人（崔庸健、崔贤、李孝淳、俞京洙、李英镐），共11人。原中央委员会里苏籍朝鲜干部14人，只保留了4人（朴昌玉、方学世、金承化和韩一武），也新增5人（南日、崔宗学、许彬、朴义琓和金斗三），共9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方学世和南日已成为金日成的心腹。中央委员会中延安派干部的人数变化不大，从原来的17人增加到18人，但替换率也很高，约50%。武亭、朴一禹、金雄、朴孝三等老干部都被逐出中央委员会，而新补的中央委员，除了徐辉、尹公钦外，大多是1945年以后才提升上来的新干部。在其余的33名中央委员中，只有朴正爱、韩雪野和吴琪燮属国内派老干部（前二人早已归顺金日成），还有7人具有南方背景，剩下的都是无名之辈或纯粹的新人。 总体看来，虽然表面上在中央委员会里党内原来各派干部都有一定的比例，但实际上情况已远非昔日可比。一则很多人是因为投靠了金日成其职位才得以保留或升迁的，二则大批得到提拔的新干部无论其出身何处，都是在金日成的光环下成长起来的。
这个结果金日成当然非常满意。大会结束以后，金日成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安抚苏籍朝鲜干部。金日成亲自或委托朴正爱等人找他们谈话，征求意见，并表示要改变对苏籍朝鲜干部的错误做法；与此同时，在安排内阁各省领导干部的考虑中，有意把一些位置留给来自苏联的干部。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稳定人心，让他们安心工作。因为金日成了解到，劳动党三大以后，包括内阁相和副相在内的很多苏籍朝鲜干部感到压抑，心情抑郁，无法开展工作，并纷纷要求回到苏联，加入了朝鲜国籍的人也颇为后悔。 另一方面，更重要是，金日成希望以此向莫斯科传递一个表示友好的信息，以平息苏联的不满情绪。因为金日成下一个目标就是转向经济建设，开始着手实行三大提出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要开始这项工作，首先就需要苏联提供巨大的经济技术援助。实际上，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金日成就率领主要领导成员拜访勃列日涅夫，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金日成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打算再次请求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给予援助。 访问苏联和其他欧洲民主国家的时间就定在今年的6-7月。 此时，一心谋求经济援助的金日成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党内的政治斗争其实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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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发起党内政治斗争
在三大的总结报告中，金日成充满信心地宣布，恢复和发展战后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的全部任务一定会提前或超额完成”，并提出了“更加辉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与1956年相比，到计划末年的工业产量增长目标是，钢2-2.5倍，钢材2.5-3倍，煤炭0.7倍以上，布匹0.5-1倍，发电量达到85亿度，年度产量为化肥40万吨，水泥100-150万吨。 要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朝鲜只能再次求助于社会主义同盟国家，而在金日成的心目中，正如他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谈到的，朝鲜可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国家只有3个，即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 6月1日金日成率团出发后，内阁副相崔昌益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访问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寄予厚望”，希望能给予朝鲜必要的援助。 但金日成此行必定要失望，因为他不了解，此时苏联和许多东欧国家都对朝鲜不满，也没有准备再像3年前那样积极提供帮助。
早在1955年初苏联驻朝使馆就注意到，在朝鲜劳动党通过的关于党和国家现阶段基本任务的指导性文件中，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致力于和平统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鲜人民”和“消灭南朝鲜亲美、亲日地主集团”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 在1956年3月朝鲜劳动党为三大准备的党章草案中，继续反映出这种倾向，以至苏联使馆不得不对此提出修改意见：删除原文中“美国的”和“亲美的”以及“从军事上加强革命民主的基础”等词语，以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朝鲜劳动党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
勃列日涅夫对金日成在三大的报告很不满意，他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指出：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报告中没有任何具体内容谈到这一点” 苏联大使伊万诺夫也认为，该报告的“严重缺点在于只字不提苏联、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在战后恢复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中给予的帮助，以及这些国家无偿援助朝鲜人民所支付的大量资金”。 保加利亚驻朝大使戈利格洛夫抱怨说，朝鲜人从来不说实话，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对兄弟国家外交使团“严格保密”。 至于民主德国，驻朝大使费舍尔在与苏联大使交谈时说，朝鲜代表团打算向民主德国提出提供贷款和日用商品的要求，他担心答应这些要求后，朝鲜人又会提出“令双方都不愉快的新问题”，况且他们自己现在还需要苏联的援助，再向朝鲜提供新的援助“是有一定难度的”。
金日成这次出国，行走国家多（苏联、东欧及蒙古共9国），出访时间长（6月1日至7月19日），但收效甚微。根据东德驻朝使馆的报告，朝鲜代表团此行得到的援助包括：苏联提供3亿卢布的无偿物资援助，并将到期债务延长2年偿还；民主德国提供轧钢机数台；罗马尼亚无偿提供价值2500万卢布的货物，外加60辆拖拉机和10辆卡车；捷克斯洛伐克只答应将到期贷款的偿还期延至1960年，并许诺尽快提供1954年已答应的5000万卢布的产品和设备；保加利亚同意追加3000万卢布的物质援助及其运费；匈牙利只保证75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咬牙答应无偿供给1万吨沥青；蒙古则援助8万头牛羊和5000吨谷物。 除了牛羊和沥青等实物没有计价，以上八国向朝鲜真正提供的新的无偿援助最多不超过4亿卢布，波兰没有提供任何援助。这与恢复及三年计划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向朝鲜提供22亿卢布的无偿援助相比，差距甚大，与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相比，更是杯水车薪。实际上，苏联此时考虑给予朝鲜的，不是经济上的援助，而是政治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