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一九七七年九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换句话说，是个人都可以报名。但年龄限制在二十五岁以下。
自九月份发出恢复高考的通知以后，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准备。弟弟小林还专门让我在江苏出差时给他带了一些参考书，以便复习时用。刘松年喜欢画画，也打算报考艺术学院试试，天天拿张纸在那里涂鸦，据说可以练手。由于通知把年龄限制在二十五岁以下，除了六八届的部分初中生还有可能赶上这班车，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被排除在外了。不过我们对此并非那么失望，而是冷眼旁观。因为这些年来，受到的欺骗和捉弄太多。就拿我来说，六六年正准备参加高考，伟大领袖一挥手，高考就成了泡影。七三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那阵，正在荆门农村的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满怀希望地报名参加考试。我们这些六六届高三的学生面对小学水平的试卷简直是目瞪口呆。结果，张铁生一张白卷，吹醒了我们的高考梦，原来考试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我的心被伤透了。从此发誓再不参加高考，只盼望这辈子能当个工人，等脱胎换骨当上红五类后，让我的儿孙再去参加高考吧！因此，大多数老知青对此次高考都比较冷静地对待，只当是没有这回事的。
然而，形势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十月二十一日，报纸上又发出通知：老三届的知青年龄可以放宽到三十岁，并且婚否不限。这次真的把我们都包括进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会不会又是骗局，让我们做门面？再说，自己已经二十九岁了，犯不着去“范进中举”，再让年轻人看笑话。所以仍然没有理睬。
十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李新新和吴恒乐突然匆匆来到我家。一见面，李新新劈头就问：“听说你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我笑着反问：“呵呵，要去范进中举吗？”李新新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我看这次是真的。大家都盼望这一天啊！你学习底子又好，稍稍复习一下就起来了。你应当出来报名啊！我们都希望你能争口气，不要躲在家里装熊。”我不由得楞住了。李新新的一席话勾起我多少回忆，我又想起过去一次又一次的“高考梦”......。上！我咬咬牙，就这么决定了！我要考给那些人看看。就是不能录取，也要让他们看看老三届的水平！
于是，在武汉市高考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我向厂里递交了高考的申请。此时离考试还有大约四十天。就这样，我被好朋友们推上了考场。
本来我想在技术室里会有条件好好复习一下。可不知是碰巧还是有意安排，报名后第三天，就赶上了厂里的“大战四季度”，我和刘松年都从技术室调去支援抛光班。我们又回到了二车间，而且是上深夜班，每天从半夜十二点干到第二天八点。工作内容就是八小时不停地用手捏着手表外壳，在用布做的轮子上用力抛光，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后来又交替到浅夜班，从下午四点干到晚上十二点。开始干活的头几天，觉得整个时间都颠倒了。清早回来就要睡觉，醒来就要吃中饭，晚饭后就得准备上班，否则太晚公交车要收班了。然后等到半夜十二点又开始干活……。这怎么复习啊！我有点着急了。
后来我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其实条件还是不错的。首先，和厂里白天的日常工作完全隔离，少了很多会议和杂事的干扰。其次，每天下午是睡好觉精神十足的时候，头脑最清晰，能安安静静地复习整个下午半天，比上常白班效果还好些。关键看你怎么安排了。
于是，我仔细分配了一天的时间。我先把要复习的内容分成要记忆的和要理解并动手做的两类。凡是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就带到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默默地背诵。反正抛光也不用动脑筋，埋头用力就够了。下班后抓紧时间睡觉，上午不用想做什么事，休息恢复为主。中饭后就是整片的重点复习时间，做那些要动手做的练习题。晚饭后赶到厂里，还能抓紧时间看看书，一直学习到半夜十二点。后来换成上浅夜班时，我和刘松年干脆在车间办公室的桌子上搭了个临时铺盖，下班后就睡在那里。清早起来再头脑清醒地赶回家看一上午的书……。这样下来，一天能复习十六、七个小时，时间还是蛮多的嘛。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其实，说起来我们基础扎实，但已经荒废了十年，要把这些知识都捡起来，谈何容易！特别是现在年纪大了，经常会胡思乱想。刚开始复习时，看到书上什么东西就会联想到一大串故事，始终静不下心来。我使劲告诫自己：“大敌”当前，头脑一定要简单。过了近一周才逐渐适应这种气氛。一个月来，我上班是边抛光边背语文和政治。睡觉起来，抓紧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直到上班。功课一门门的捡了起来，过去的知识一点点苏醒，在头脑里一步步形成了知识的网络。我的信心也逐步增强。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夜深人静，只有车间里的布抛光轮在呼呼地响。由于轮子是由很多层粗布做成的，随着不停的抛光，布轮被逐渐磨损消耗，逐渐变小，房间四周则到处是纤维和粉尘飞扬。即便戴着口罩都呛得人感到难受，而且很容易着火。屋子里只要有一个火星，马上就会“轰”的一下子燃烧起来。而抛光时由于摩擦力很大，产生的热量也多，即便在寒冷的冬天，有时也难免擦出火花。所以厂里把抛光班和其它班组隔开，里面除了几台抛光机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一旦有火星出来还是挺吓人的。
那天我和刘松年上完上半夜的班，正在办公室睡觉，突然一声“失火啦！”的喊声把我们惊醒。我呼地一声跳起来，跑出办公室，只见抛光车间里到处是火苗。我赶快拿起一个灭火机，和大家一起灭火。好在没有大块可燃物，火呼的一下起来，把纤维和灰尘烧完，一下子也就熄了。我和小刘这才提心吊胆地回到办公室继续睡觉。
刚躺下，刘松年突然问我：“你怎么起来得那么快？”我莫名其妙：“你不是也起来了吗？”小刘摇摇头说：“哪里，你都穿好衣服出门了，我还不知道裤子在哪里，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在农村时怕猫把油灯碰倒，临睡前都收起来了。所以上床时必须把衣服翻正摆好，顺手就能穿进去。鞋子也是顺着放，下床脚往里面一套就进去了。已经成了习惯。”刘松年嘿嘿地笑了：“难怪你那么快的。这要好好学习！养成好习惯。”
在考试前的一个多月里，抛光班里大小失火三次。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用功，埋头用力太大所致？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复习归复习，心里总是有块阴影。因为当时我的父亲尚未平反，仅仅是恢复工作，总觉得“政审”未必能通过。特别有时候我走出家门，隔壁一些“红五类”看到我边走边背书的样子，公开地就在背后冷笑：“他们这种人也想考大学？！”我听到就感到后脊梁凉嗖嗖的。这个包袱太重太重了。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了退路。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复习，再复习！直到考试。
时间过得飞快。一个月过去，准考证发下来了。湖北省是十二月六号考语文和数学，十二月七号考理化和政治。我们的考试地点在司门口那边一条胡同里的实验中学。
考试前一天，我跟同事换了一个上半夜的班，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早和刘松年他们一起赶往考场。考场里人山人海，有许多是和我一样胡子拉茬的老三届。在农村像我们这样的同龄人已经在制造第四个或第五个“接班人”了。而我们没有资本，连对象都不敢找，被戏称是“猪不啃的烂南瓜”。考场或许是能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这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除了拼搏，别无选择。
谁知等我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吴欣娟就打来电话：“小江啊，你快来厂里，这次可是真的招生了呀。好多学校招生的人都来了，你要赶快去体检啊！”到这时候，我的心才真的“砰砰”跳起来。我的大学梦真的要实现了？第二天我赶到工厂，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已经体检过了。年轻人都在七嘴八舌兴奋地谈论。厂里给我开了一张证明。叫我去找武昌区招办。招办的人一看证明，惊讶地抬起头，仔细地看着我：“你就是江育林？！”几个人都围上来，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你怎么能不去体检？这么好的成绩，真的太可惜了啊！“我只好跟他们解释：“我到北京出差去了。昨天才回来”。他们翻了翻日历：“考大学的体检都搞完了。后天，你就跟考中专的一起体检吧。”
就这样，考试、体检都搞完了，大家都在满怀希望地等待通知。从春节过后开始，每隔几天，就有一张某大学或者某中专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厂里来。一个月下来，厂里一共收到了九张入学通知。其余的人都在紧张地等待，厂长和书记似乎也很紧张。
然而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我的通知。即便后来报纸上说要扩招一批走读生，也仍然没有我的消息。厂长也似乎松了一口气。一天晚上，操书记召集大家为考上大学的人开欢送会。他很诚恳地说：“你们录取了的人到学校后要好好学习，没有考取的不要灰心，留在厂里好好工作。”眼睛却不经意地朝我瞟了一眼。我不禁问自己：“如果告诉你，是因为没有考好才没录取？你相信吗？”
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每个考生都可以到招办去查自己的分数。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偷偷地溜出厂，来到汉口的市招办。在等待查询结果的时候，我感觉那十几分钟好像有一年那么长。当时因总体水平较低，四门课只要总分一百多点分就能录取。我忐忑不安地想：我会是多少分呢？查分的人出来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数学100，理化90，政治70，语文54，总分314。在场的人都被惊动了，到当时为止还没有谁有这么高的分数。 我问招办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招办人员爱莫能助地说：“那一定是政审没有通过。”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立刻明白，一定是因父亲的问题，“政审”被卡下来了。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第二天，我揣上成绩单来到省招办。也顾不了许多，指着那些人的鼻子大声问道：“你们是招生办的？啊！看看，我考试分数这么高，我年年都是武昌区的先进标兵，我的身体壮得像头牛。请告诉我，在德、智、体三个方面我有什么地方不合格吗？是的，我父亲是有问题，但你们是招我上大学还是招我父亲上大学？”看我火冒三丈的样子，几个招办人员大眼瞪小眼，无言以对。过了一会，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婉转地告诉我：“对不起，是市招办政审不合格，材料没有送到这里。”我还能说什么呢？气也出了，还能怎样？我无可奈何地走出招办大门，仿佛天也变得灰蒙蒙的...。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何况，招生已经结束，所有大学都已经开学好久了。
我突然想起，李新新的爸爸在省招办。傍晚，我来到他家，把查分的结果告诉他。李伯伯看到这个情况，安慰我说：“不要急，我来给你想想办法。”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怎么能不急呢？我已经二十九岁了！他又能想什么办法？
谁知几天后，李新新突然满面春风的跑来：“有希望了！邓小平有电话指示：考试成绩在二百八十分以上的考生，不论什么情况一律要录取。你就等着通知吧。”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真的吗？
三月底，武汉市计划要开辟大片池塘养鱼，要各单位派人去挖养鱼塘，我被派去东西湖挖鱼塘。傍晚，我闷闷不乐地在工地上散步。突然，广播里传来郭沫若于三月三十一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书面发言《科学的春天》：“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说的真好啊！
啊，都开完科学大会了，我的前途还是八字没有一瞥。我的春天在哪儿？
三天后的中午，厂里送东西的大卡车来了。突然，来人送来了一张纸条。我低头一看，是刘松年写的：“你被录取到武汉大学xx系，厂长想找你谈话，劝你留下来。赶快回来拿通知单。”我呆住了，纸片掉在地上。
我跟着大卡车赶回工厂，一路上不停地做出很多设想，看如何能说服厂长“高抬贵手”。到工厂后，已经快三点了。
没想到一进厂，迎面就碰见梅厂长。梅厂长看到我走进厂门不禁一楞，犹豫了一下，用嘶哑的嗓子说：“小江，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通知书递给我，随即把头扭过去。在那一瞬间，我看到梅厂长眼里的泪花。我不由得被震撼了。是啊，厂领导多么希望能有几个有能力的青年人作为帮手留在身边啊。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已经落后了，更需要大批青年去学习，将来为国家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在感情和理智的较量中，后者还是占了上风。
我默默地看着梅厂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半晌，向他敬了一个礼，转过身，大步朝工厂的大门走去。天色已暗，但我感到阳光灿烂。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一座科学的大山。我也知道，要攀上这座山的峰顶，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登上峰顶，就能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一定更加精彩！我仿佛听到呼唤：“江育林，你多年的大学梦，就要实现了！”
就这样，直到四月三号。大学已经开学好久，才接到录取通知，五号才去武汉大学报到，到下周一即四月十号才正式入学。
此时，离武汉大学的期中考试还有九天。
后记：据说一九七七年冬天，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最后，我，成了其中的二十七万三千分之一。
高考刚刚结束，大家还在等待消息。元旦前夕，小林突然兴冲冲地从上面房间跑下来跟我说：“哥哥，小樊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说想跟你谈朋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她不是大姐姐的好朋友吗？她多大了？”小林肯定地说：“我问过妈妈了，她比你还小一岁哩。我先也以为跟大姐姐差不多。”我脑子里顿时就像一盆浆糊，一点头绪也没有。
自从和小妹分手后，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转身，终于从失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近半年来，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高考。根本没有精力思考其它问题。特别是，自己那时有很强的自卑感，觉得自己像一个猪不啃的烂南瓜，至少，现在是没有人会理睬我了。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思想准备。
晚上，爸爸把我叫过去。很严肃地对我说：“小樊现在想跟你谈朋友。我们家里对她是非常满意的，但要看你自己的态度，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我想了想：小樊是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她的工资几乎是我的三倍，在一个那么好的国有单位上班，工作条件也比我好很多，显然看上的不是我的物质条件，而是觉得我这个人还行吧。我点点头：“小樊比我的条件好多了，她看得起我，我有什么不同意的呢？”爸爸笑了：“明天元旦休息，你和小林去她们家把她接过来玩吧。”
我顿时紧张起来。虽然相互都很熟，她也常来我们家玩，平时在一起无拘无束。虽然我曾经毫无顾忌地带着刘松年到她厂里考察设备，也曾经眉飞色舞地告诉她我们只用了三十多天就造出了一台自动送料机。但…这是“谈朋友”，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一晚上翻来覆去没有睡好。还好，第二天有小林壮胆，反正又不是小林谈朋友，所以他比我要活泼和自然的多。在跟小樊一起坐电车回家的路上，我偷偷的看了看小樊。嗯，确实是比大姐姐要小多了。我想起古代寓言里《疑人偷斧》的故事，不禁悄悄地笑了起来：是啊，当你想到她是大姐姐的好朋友时，怎么看也比我老；当知道她比我还小时，怎么看也比我年轻了。
回到家里，爸爸叫我带小樊到下面房间里休息。和她单独在一个房间里，我如坐针毡，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连手该放哪里都搞不清楚。最后我们说了些什么，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两天后，我跟梅厂长、彭伟等人出差去北京。在火车上，我跟小樊写了一封信：“小樊，我不会说谎，爸爸把你写信的事情告诉我了。我当然很愿意啦。不过，你了解我的缺点吗？你的父母同意吗，如果我能考上大学，你能够等我读完书吗？……”
等我刚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武汉下起了鹅毛大雪。刚吃完晚饭，突然有人敲门，接着，小樊满身是雪，笑容满面地推门进来了.她很大方地对我说：“我想你差不多应该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坐在一起时，我悄悄地问她：“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小樊开朗地笑了：“看了。我不在意这些，我们家里也不管我们的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天晚上，我又翻来覆去没有睡着，那是高兴得睡不着觉。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愿意和自己过一辈子的伴侣！
春节，我一个人到汉口小樊家里拜年。我看见了她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和小林差不多大的弟弟。他们都很高兴地欢迎我来。一会，小樊出去买东西，把我留在屋子里。我看到一件不知道是给谁做的新衣服，还没有做扣眼，就拿过来做了起来。我正低头慢慢地做，突然感觉有人在看着我。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看到一个长得很像小樊的人正惊讶地看着我：“你是小江吗？”我想起小樊告诉过我，她还有个在长航当医生的二姐，就赶快站了起来。她连忙叫我坐下：“不要客气，我是小樊的姐姐。真不简单，你还会做这活啊？”我笑笑：“这比做鞋子简单多了。”二姐接过我手里的活，一边做一边很和气地对我说：“小江，你们的事情惠芳都跟我说了。我们都没有意见。欢迎你有时间经常过来啊！”看到这样，我感到她们整个家庭都在伸出双手欢迎我，我紧张的心情慢慢放松了。
有人说，人一生就像一条在大海里游来游去的鱼，要找到属于自己另一半的鱼，纯属缘分。现在，缘分到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在厂里开始办理离厂和去学校的各种手续。我交出所有的工作笔记本和有关的图纸，办好了自己的档案。厂里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有的向我表示祝贺，说最后走的地方最好。有的对我荒废了十年后还能考得这么好表示惊讶。这次我们厂整整考走了十个人。我们被录取也给其他的老知青带来希望：看来天真的要变了。他们也开始积极准备参加半年后的第二次高考。
中午休息的时候，冲压班的小李突然跑过来。他坐在我旁边，半天没有讲话。小李平时和我交往不是很多，就是见面打打招呼而已。我看着小李，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小李扶了扶眼镜，很诚恳地对我说：“江育林，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总是在背后说你苕（武汉话，很笨的意思）。每天中午吃完饭只会看书，连打牌也不会。其实你一点也不苕，真的，是我们自己才苕啊。我要向你学习！”看着小李真诚的面孔，我被震撼了。多么朴实的工人，多么可爱的同事！
回到家里在清理东西的时候，我在抽屉里看到了一大叠奖状。那是三年来我辛勤劳动的“收获”。有厂里的奖状，武昌区工业局的奖状，武昌区的奖状。有标兵、先进工作者，也有技术革新能手。这些奖状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文革中，家庭出身始终是压在头上的一座山。即便我回到城里当了工人，仍然使我抬不起头来。不敢大声讲话，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仿佛在泥泞中前行。然而，虽然在泥泞中，但毕竟是在前进！这些奖状使我看到一线希望，让我还能看到这个社会尚存的公正。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原则，始终在尽心尽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文革十年，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无论情况多么坏，或者多么不如意，日子不会总是这样的！三年的工人生活证实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是工业局和武昌区的标兵，是技术革新能手。我还参加了高考，武昌区前几十名的成绩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要向新的山峰攀登了。大学，将是一个全新的战场。未来几年等待我的，一定是非常艰苦的学习任务。以前所得到的各种称号和奖励，只会成为我前进的包袱。在这即将出发的前夕，一切都该清零。丢掉包袱，才能轻装前进！
我拿着那一大卷奖状走向家里的煤球炉子，把它们一张张地卷好丢进去。火立刻把它们吞没了。一会，就成了一堆灰烬。
三年的工厂生活即将结束。三年来，我从新工人班班长，到部件班班长、机修班班长、设备班班长，最后到技术员。实际上，我没有当过一天工人，但收获颇丰。回过头看，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到这样一个厂来。厂很小，但五脏俱全，给你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我也感谢像操书记那样的领导，信任你，给你施展的机会。让我在三年里学到了那样多的东西。如果分配到像武重、武钢那样的大型企业，我可能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点。严格的规章制度不会允许我自由地发挥才干。充其量，我只能用积极工作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做一个劳动模范而已。
记得在元旦前夕，刚考完试，厂里要开年终总结和先进标兵的庆功会，叫我在全场大会上代表先进生产者发言。我站在讲台上，同事们都在看着我。突然，我想起一九六五年毛主席的“七三批示”：“今后的几十年，对于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又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将把我们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在我念到这段话时，会场里非常安静。我相信大多数年轻的同事们跟我一样，都在思考。耽误了十年的光阴，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每一个当过知青的人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好在，中国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了，我们的春天还会远吗？亲爱的同事们，一起干吧！二、三十年后，我们再相见！
大学同学老江的回忆录写了94万字。这里我只贴了他高考前的一段经历，用以纪念77级恢复高考40周年。连载到此结束。
读了这一段历史故事，国家的动乱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工作、爱情、前途，苍凉而悲壮，几欲泪下。可喜的是我们的主人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百折不饶，积极向上。我看到了77级大学生的一个缩影。用王维的诗来概括77级大学生的人生境界再适合不过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老江的个人经历如同一部交响乐章，是史诗。每个77级都有自己不平凡的个人经历。77年能够跨进大学门槛的都是好男儿好巾帼。每个77级大学生都应该向老江一样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乐章。二十七万人的生命乐章汇集在一起，那会是一场多么辉煌宏大的历史旋律啊。历史的机遇可遇不可求，能够成为77级的一员，是我们每个人的自豪，每个人的骄傲。让我们将77级永远珍藏于心，互道珍重。
最后感谢老江让我们分享他的精彩回忆录。老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儿子后来清华毕业，现在国外。
另：在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有一个叫姜宁的录取考生，后来一直没有来报到，听说移民去了香港。老江应该顶替的是他的位置。
小樊和我
一家人在德国学习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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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背水一战
一九七七年九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换句话说，是个人都可以报名。但年龄限制在二十五岁以下。
自九月份发出恢复高考的通知以后，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准备。弟弟小林还专门让我在江苏出差时给他带了一些参考书，以便复习时用。刘松年喜欢画画，也打算报考艺术学院试试，天天拿张纸在那里涂鸦，据说可以练手。由于通知把年龄限制在二十五岁以下，除了六八届的部分初中生还有可能赶上这班车，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被排除在外了。不过我们对此并非那么失望，而是冷眼旁观。因为这些年来，受到的欺骗和捉弄太多。就拿我来说，六六年正准备参加高考，伟大领袖一挥手，高考就成了泡影。七三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那阵，正在荆门农村的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满怀希望地报名参加考试。我们这些六六届高三的学生面对小学水平的试卷简直是目瞪口呆。结果，张铁生一张白卷，吹醒了我们的高考梦，原来考试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我的心被伤透了。从此发誓再不参加高考，只盼望这辈子能当个工人，等脱胎换骨当上红五类后，让我的儿孙再去参加高考吧！因此，大多数老知青对此次高考都比较冷静地对待，只当是没有这回事的。
然而，形势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十月二十一日，报纸上又发出通知：老三届的知青年龄可以放宽到三十岁，并且婚否不限。这次真的把我们都包括进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会不会又是骗局，让我们做门面？再说，自己已经二十九岁了，犯不着去“范进中举”，再让年轻人看笑话。所以仍然没有理睬。
十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李新新和吴恒乐突然匆匆来到我家。一见面，李新新劈头就问：“听说你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我笑着反问：“呵呵，要去范进中举吗？”李新新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我看这次是真的。大家都盼望这一天啊！你学习底子又好，稍稍复习一下就起来了。你应当出来报名啊！我们都希望你能争口气，不要躲在家里装熊。”我不由得楞住了。李新新的一席话勾起我多少回忆，我又想起过去一次又一次的“高考梦”......。上！我咬咬牙，就这么决定了！我要考给那些人看看。就是不能录取，也要让他们看看老三届的水平！
于是，在武汉市高考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我向厂里递交了高考的申请。此时离考试还有大约四十天。就这样，我被好朋友们推上了考场。
本来我想在技术室里会有条件好好复习一下。可不知是碰巧还是有意安排，报名后第三天，就赶上了厂里的“大战四季度”，我和刘松年都从技术室调去支援抛光班。我们又回到了二车间，而且是上深夜班，每天从半夜十二点干到第二天八点。工作内容就是八小时不停地用手捏着手表外壳，在用布做的轮子上用力抛光，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后来又交替到浅夜班，从下午四点干到晚上十二点。开始干活的头几天，觉得整个时间都颠倒了。清早回来就要睡觉，醒来就要吃中饭，晚饭后就得准备上班，否则太晚公交车要收班了。然后等到半夜十二点又开始干活……。这怎么复习啊！我有点着急了。
后来我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其实条件还是不错的。首先，和厂里白天的日常工作完全隔离，少了很多会议和杂事的干扰。其次，每天下午是睡好觉精神十足的时候，头脑最清晰，能安安静静地复习整个下午半天，比上常白班效果还好些。关键看你怎么安排了。
于是，我仔细分配了一天的时间。我先把要复习的内容分成要记忆的和要理解并动手做的两类。凡是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就带到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默默地背诵。反正抛光也不用动脑筋，埋头用力就够了。下班后抓紧时间睡觉，上午不用想做什么事，休息恢复为主。中饭后就是整片的重点复习时间，做那些要动手做的练习题。晚饭后赶到厂里，还能抓紧时间看看书，一直学习到半夜十二点。后来换成上浅夜班时，我和刘松年干脆在车间办公室的桌子上搭了个临时铺盖，下班后就睡在那里。清早起来再头脑清醒地赶回家看一上午的书……。这样下来，一天能复习十六、七个小时，时间还是蛮多的嘛。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其实，说起来我们基础扎实，但已经荒废了十年，要把这些知识都捡起来，谈何容易！特别是现在年纪大了，经常会胡思乱想。刚开始复习时，看到书上什么东西就会联想到一大串故事，始终静不下心来。我使劲告诫自己：“大敌”当前，头脑一定要简单。过了近一周才逐渐适应这种气氛。一个月来，我上班是边抛光边背语文和政治。睡觉起来，抓紧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直到上班。功课一门门的捡了起来，过去的知识一点点苏醒，在头脑里一步步形成了知识的网络。我的信心也逐步增强。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夜深人静，只有车间里的布抛光轮在呼呼地响。由于轮子是由很多层粗布做成的，随着不停的抛光，布轮被逐渐磨损消耗，逐渐变小，房间四周则到处是纤维和粉尘飞扬。即便戴着口罩都呛得人感到难受，而且很容易着火。屋子里只要有一个火星，马上就会“轰”的一下子燃烧起来。而抛光时由于摩擦力很大，产生的热量也多，即便在寒冷的冬天，有时也难免擦出火花。所以厂里把抛光班和其它班组隔开，里面除了几台抛光机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一旦有火星出来还是挺吓人的。
那天我和刘松年上完上半夜的班，正在办公室睡觉，突然一声“失火啦！”的喊声把我们惊醒。我呼地一声跳起来，跑出办公室，只见抛光车间里到处是火苗。我赶快拿起一个灭火机，和大家一起灭火。好在没有大块可燃物，火呼的一下起来，把纤维和灰尘烧完，一下子也就熄了。我和小刘这才提心吊胆地回到办公室继续睡觉。
刚躺下，刘松年突然问我：“你怎么起来得那么快？”我莫名其妙：“你不是也起来了吗？”小刘摇摇头说：“哪里，你都穿好衣服出门了，我还不知道裤子在哪里，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在农村时怕猫把油灯碰倒，临睡前都收起来了。所以上床时必须把衣服翻正摆好，顺手就能穿进去。鞋子也是顺着放，下床脚往里面一套就进去了。已经成了习惯。”刘松年嘿嘿地笑了：“难怪你那么快的。这要好好学习！养成好习惯。”
在考试前的一个多月里，抛光班里大小失火三次。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用功，埋头用力太大所致？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复习归复习，心里总是有块阴影。因为当时我的父亲尚未平反，仅仅是恢复工作，总觉得“政审”未必能通过。特别有时候我走出家门，隔壁一些“红五类”看到我边走边背书的样子，公开地就在背后冷笑：“他们这种人也想考大学？！”我听到就感到后脊梁凉嗖嗖的。这个包袱太重太重了。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了退路。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复习，再复习！直到考试。
时间过得飞快。一个月过去，准考证发下来了。湖北省是十二月六号考语文和数学，十二月七号考理化和政治。我们的考试地点在司门口那边一条胡同里的实验中学。
考试前一天，我跟同事换了一个上半夜的班，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早和刘松年他们一起赶往考场。考场里人山人海，有许多是和我一样胡子拉茬的老三届。在农村像我们这样的同龄人已经在制造第四个或第五个“接班人”了。而我们没有资本，连对象都不敢找，被戏称是“猪不啃的烂南瓜”。考场或许是能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这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除了拼搏，别无选择。
谁知等我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吴欣娟就打来电话：“小江啊，你快来厂里，这次可是真的招生了呀。好多学校招生的人都来了，你要赶快去体检啊！”到这时候，我的心才真的“砰砰”跳起来。我的大学梦真的要实现了？第二天我赶到工厂，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已经体检过了。年轻人都在七嘴八舌兴奋地谈论。厂里给我开了一张证明。叫我去找武昌区招办。招办的人一看证明，惊讶地抬起头，仔细地看着我：“你就是江育林？！”几个人都围上来，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你怎么能不去体检？这么好的成绩，真的太可惜了啊！“我只好跟他们解释：“我到北京出差去了。昨天才回来”。他们翻了翻日历：“考大学的体检都搞完了。后天，你就跟考中专的一起体检吧。”
就这样，考试、体检都搞完了，大家都在满怀希望地等待通知。从春节过后开始，每隔几天，就有一张某大学或者某中专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厂里来。一个月下来，厂里一共收到了九张入学通知。其余的人都在紧张地等待，厂长和书记似乎也很紧张。
然而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我的通知。即便后来报纸上说要扩招一批走读生，也仍然没有我的消息。厂长也似乎松了一口气。一天晚上，操书记召集大家为考上大学的人开欢送会。他很诚恳地说：“你们录取了的人到学校后要好好学习，没有考取的不要灰心，留在厂里好好工作。”眼睛却不经意地朝我瞟了一眼。我不禁问自己：“如果告诉你，是因为没有考好才没录取？你相信吗？”
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每个考生都可以到招办去查自己的分数。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偷偷地溜出厂，来到汉口的市招办。在等待查询结果的时候，我感觉那十几分钟好像有一年那么长。当时因总体水平较低，四门课只要总分一百多点分就能录取。我忐忑不安地想：我会是多少分呢？查分的人出来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数学100，理化90，政治70，语文54，总分314。在场的人都被惊动了，到当时为止还没有谁有这么高的分数。 我问招办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招办人员爱莫能助地说：“那一定是政审没有通过。”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立刻明白，一定是因父亲的问题，“政审”被卡下来了。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第二天，我揣上成绩单来到省招办。也顾不了许多，指着那些人的鼻子大声问道：“你们是招生办的？啊！看看，我考试分数这么高，我年年都是武昌区的先进标兵，我的身体壮得像头牛。请告诉我，在德、智、体三个方面我有什么地方不合格吗？是的，我父亲是有问题，但你们是招我上大学还是招我父亲上大学？”看我火冒三丈的样子，几个招办人员大眼瞪小眼，无言以对。过了一会，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婉转地告诉我：“对不起，是市招办政审不合格，材料没有送到这里。”我还能说什么呢？气也出了，还能怎样？我无可奈何地走出招办大门，仿佛天也变得灰蒙蒙的...。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何况，招生已经结束，所有大学都已经开学好久了。
我突然想起，李新新的爸爸在省招办。傍晚，我来到他家，把查分的结果告诉他。李伯伯看到这个情况，安慰我说：“不要急，我来给你想想办法。”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怎么能不急呢？我已经二十九岁了！他又能想什么办法？
谁知几天后，李新新突然满面春风的跑来：“有希望了！邓小平有电话指示：考试成绩在二百八十分以上的考生，不论什么情况一律要录取。你就等着通知吧。”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真的吗？
三月底，武汉市计划要开辟大片池塘养鱼，要各单位派人去挖养鱼塘，我被派去东西湖挖鱼塘。傍晚，我闷闷不乐地在工地上散步。突然，广播里传来郭沫若于三月三十一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书面发言《科学的春天》：“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说的真好啊！
啊，都开完科学大会了，我的前途还是八字没有一瞥。我的春天在哪儿？
三天后的中午，厂里送东西的大卡车来了。突然，来人送来了一张纸条。我低头一看，是刘松年写的：“你被录取到武汉大学xx系，厂长想找你谈话，劝你留下来。赶快回来拿通知单。”我呆住了，纸片掉在地上。
我跟着大卡车赶回工厂，一路上不停地做出很多设想，看如何能说服厂长“高抬贵手”。到工厂后，已经快三点了。
没想到一进厂，迎面就碰见梅厂长。梅厂长看到我走进厂门不禁一楞，犹豫了一下，用嘶哑的嗓子说：“小江，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通知书递给我，随即把头扭过去。在那一瞬间，我看到梅厂长眼里的泪花。我不由得被震撼了。是啊，厂领导多么希望能有几个有能力的青年人作为帮手留在身边啊。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已经落后了，更需要大批青年去学习，将来为国家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在感情和理智的较量中，后者还是占了上风。
我默默地看着梅厂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半晌，向他敬了一个礼，转过身，大步朝工厂的大门走去。天色已暗，但我感到阳光灿烂。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一座科学的大山。我也知道，要攀上这座山的峰顶，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登上峰顶，就能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一定更加精彩！我仿佛听到呼唤：“江育林，你多年的大学梦，就要实现了！”
就这样，直到四月三号。大学已经开学好久，才接到录取通知，五号才去武汉大学报到，到下周一即四月十号才正式入学。
此时，离武汉大学的期中考试还有九天。
后记：据说一九七七年冬天，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最后，我，成了其中的二十七万三千分之一。
缘分
高考刚刚结束，大家还在等待消息。元旦前夕，小林突然兴冲冲地从上面房间跑下来跟我说：“哥哥，小樊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说想跟你谈朋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她不是大姐姐的好朋友吗？她多大了？”小林肯定地说：“我问过妈妈了，她比你还小一岁哩。我先也以为跟大姐姐差不多。”我脑子里顿时就像一盆浆糊，一点头绪也没有。
自从和小妹分手后，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转身，终于从失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近半年来，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高考。根本没有精力思考其它问题。特别是，自己那时有很强的自卑感，觉得自己像一个猪不啃的烂南瓜，至少，现在是没有人会理睬我了。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思想准备。
晚上，爸爸把我叫过去。很严肃地对我说：“小樊现在想跟你谈朋友。我们家里对她是非常满意的，但要看你自己的态度，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我想了想：小樊是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她的工资几乎是我的三倍，在一个那么好的国有单位上班，工作条件也比我好很多，显然看上的不是我的物质条件，而是觉得我这个人还行吧。我点点头：“小樊比我的条件好多了，她看得起我，我有什么不同意的呢？”爸爸笑了：“明天元旦休息，你和小林去她们家把她接过来玩吧。”
我顿时紧张起来。虽然相互都很熟，她也常来我们家玩，平时在一起无拘无束。虽然我曾经毫无顾忌地带着刘松年到她厂里考察设备，也曾经眉飞色舞地告诉她我们只用了三十多天就造出了一台自动送料机。但…这是“谈朋友”，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一晚上翻来覆去没有睡好。还好，第二天有小林壮胆，反正又不是小林谈朋友，所以他比我要活泼和自然的多。在跟小樊一起坐电车回家的路上，我偷偷的看了看小樊。嗯，确实是比大姐姐要小多了。我想起古代寓言里《疑人偷斧》的故事，不禁悄悄地笑了起来：是啊，当你想到她是大姐姐的好朋友时，怎么看也比我老；当知道她比我还小时，怎么看也比我年轻了。
回到家里，爸爸叫我带小樊到下面房间里休息。和她单独在一个房间里，我如坐针毡，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连手该放哪里都搞不清楚。最后我们说了些什么，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两天后，我跟梅厂长、彭伟等人出差去北京。在火车上，我跟小樊写了一封信：“小樊，我不会说谎，爸爸把你写信的事情告诉我了。我当然很愿意啦。不过，你了解我的缺点吗？你的父母同意吗，如果我能考上大学，你能够等我读完书吗？……”
等我刚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武汉下起了鹅毛大雪。刚吃完晚饭，突然有人敲门，接着，小樊满身是雪，笑容满面地推门进来了.她很大方地对我说：“我想你差不多应该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坐在一起时，我悄悄地问她：“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小樊开朗地笑了：“看了。我不在意这些，我们家里也不管我们的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天晚上，我又翻来覆去没有睡着，那是高兴得睡不着觉。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愿意和自己过一辈子的伴侣！
春节，我一个人到汉口小樊家里拜年。我看见了她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和小林差不多大的弟弟。他们都很高兴地欢迎我来。一会，小樊出去买东西，把我留在屋子里。我看到一件不知道是给谁做的新衣服，还没有做扣眼，就拿过来做了起来。我正低头慢慢地做，突然感觉有人在看着我。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看到一个长得很像小樊的人正惊讶地看着我：“你是小江吗？”我想起小樊告诉过我，她还有个在长航当医生的二姐，就赶快站了起来。她连忙叫我坐下：“不要客气，我是小樊的姐姐。真不简单，你还会做这活啊？”我笑笑：“这比做鞋子简单多了。”二姐接过我手里的活，一边做一边很和气地对我说：“小江，你们的事情惠芳都跟我说了。我们都没有意见。欢迎你有时间经常过来啊！”看到这样，我感到她们整个家庭都在伸出双手欢迎我，我紧张的心情慢慢放松了。
有人说，人一生就像一条在大海里游来游去的鱼，要找到属于自己另一半的鱼，纯属缘分。现在，缘分到了！
告别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在厂里开始办理离厂和去学校的各种手续。我交出所有的工作笔记本和有关的图纸，办好了自己的档案。厂里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有的向我表示祝贺，说最后走的地方最好。有的对我荒废了十年后还能考得这么好表示惊讶。这次我们厂整整考走了十个人。我们被录取也给其他的老知青带来希望：看来天真的要变了。他们也开始积极准备参加半年后的第二次高考。
中午休息的时候，冲压班的小李突然跑过来。他坐在我旁边，半天没有讲话。小李平时和我交往不是很多，就是见面打打招呼而已。我看着小李，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小李扶了扶眼镜，很诚恳地对我说：“江育林，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总是在背后说你苕（武汉话，很笨的意思）。每天中午吃完饭只会看书，连打牌也不会。其实你一点也不苕，真的，是我们自己才苕啊。我要向你学习！”看着小李真诚的面孔，我被震撼了。多么朴实的工人，多么可爱的同事！
回到家里在清理东西的时候，我在抽屉里看到了一大叠奖状。那是三年来我辛勤劳动的“收获”。有厂里的奖状，武昌区工业局的奖状，武昌区的奖状。有标兵、先进工作者，也有技术革新能手。这些奖状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文革中，家庭出身始终是压在头上的一座山。即便我回到城里当了工人，仍然使我抬不起头来。不敢大声讲话，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仿佛在泥泞中前行。然而，虽然在泥泞中，但毕竟是在前进！这些奖状使我看到一线希望，让我还能看到这个社会尚存的公正。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原则，始终在尽心尽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文革十年，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无论情况多么坏，或者多么不如意，日子不会总是这样的！三年的工人生活证实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是工业局和武昌区的标兵，是技术革新能手。我还参加了高考，武昌区前几十名的成绩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要向新的山峰攀登了。大学，将是一个全新的战场。未来几年等待我的，一定是非常艰苦的学习任务。以前所得到的各种称号和奖励，只会成为我前进的包袱。在这即将出发的前夕，一切都该清零。丢掉包袱，才能轻装前进！
我拿着那一大卷奖状走向家里的煤球炉子，把它们一张张地卷好丢进去。火立刻把它们吞没了。一会，就成了一堆灰烬。
三年的工厂生活即将结束。三年来，我从新工人班班长，到部件班班长、机修班班长、设备班班长，最后到技术员。实际上，我没有当过一天工人，但收获颇丰。回过头看，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到这样一个厂来。厂很小，但五脏俱全，给你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我也感谢像操书记那样的领导，信任你，给你施展的机会。让我在三年里学到了那样多的东西。如果分配到像武重、武钢那样的大型企业，我可能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点。严格的规章制度不会允许我自由地发挥才干。充其量，我只能用积极工作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做一个劳动模范而已。
记得在元旦前夕，刚考完试，厂里要开年终总结和先进标兵的庆功会，叫我在全场大会上代表先进生产者发言。我站在讲台上，同事们都在看着我。突然，我想起一九六五年毛主席的“七三批示”：“今后的几十年，对于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又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将把我们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在我念到这段话时，会场里非常安静。我相信大多数年轻的同事们跟我一样，都在思考。耽误了十年的光阴，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每一个当过知青的人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好在，中国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了，我们的春天还会远吗？亲爱的同事们，一起干吧！二、三十年后，我们再相见！
严教授结束语：
大学同学老江的回忆录写了94万字。这里我只贴了他高考前的一段经历，用以纪念77级恢复高考40周年。连载到此结束。
读了这一段历史故事，国家的动乱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工作、爱情、前途，苍凉而悲壮，几欲泪下。可喜的是我们的主人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百折不饶，积极向上。我看到了77级大学生的一个缩影。用王维的诗来概括77级大学生的人生境界再适合不过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老江的个人经历如同一部交响乐章，是史诗。每个77级都有自己不平凡的个人经历。77年能够跨进大学门槛的都是好男儿好巾帼。每个77级大学生都应该向老江一样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乐章。二十七万人的生命乐章汇集在一起，那会是一场多么辉煌宏大的历史旋律啊。历史的机遇可遇不可求，能够成为77级的一员，是我们每个人的自豪，每个人的骄傲。让我们将77级永远珍藏于心，互道珍重。
最后感谢老江让我们分享他的精彩回忆录。老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儿子后来清华毕业，现在国外。
另：在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有一个叫姜宁的录取考生，后来一直没有来报到，听说移民去了香港。老江应该顶替的是他的位置。
小樊和我
一家人在德国学习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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