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曾经的三个幼童早已长大成人，而他们的父亲也已经离世，只留下待他们不薄的继母和一个还未出阁的妹妹。
曾外祖父很开名和注重教育，因此他的七个儿子全都送到外面去读书做事，我妈昨天和我打电话时说，她数了一下，曾外祖父的七个儿子有五个被记录在我们县现在编的军事志上。
据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显示：老大毕业于贵州法政刑科，当过贵州督军署秘书；老二是混得最有名气的一个：“贵州陆军学校修业，充贵州清乡军营长，调黔军第一师军械处处长兼代军法处长，升督办署副官长，改贵州清乡总司令部点编委员长、督办署补充司令、第十军独立旅长，调二十五军少将参军，黔（西）、大（定）、毕（节）、威（宁）、水（城）、郎（岱）、织（金）七县剿匪特派员，历署贵定、威宁、岑巩、永从各县县长；”老三毕业于贵州法政经济政治科，任定黔军副指挥部编修；老四：贵州模范中学校毕业生，充省清乡司令部连长。
老五是个文人，送到北京去读北京大学，但大学还没有毕业，就病死在了北京，据传老五是个地下党员。老六：贵州南明中学毕业生，任贵州军务督办署军需，转省长公署秘书。老七即是我外公，毕业于贵州讲武学校，充省清乡大队长，升陆军第103师特务营长。
周家在黔西北一带很有名气，在人们眼中特别富裕，故招致土匪的青睐。
1935年夏天，第三个夫人去世，当时在老家的只有老三，老三虽说在老家当区长，但平时也不操练区兵区将们，反倒是叫区兵们来帮他家干活。所以一伙土匪早就摸清除了当时周家防守不得力的情况。想趁着周家防守不力，轻轻松松来抢一下的。
三夫人去死以后，老三估计也不怎么管，因此最小的妹妹就只好捎信去找他七哥即我外公回来给她妈妈料理后事。
知道三夫人去世没人处理后事的情况后，我外公便急着往老家赶。
我外婆家是县城的，来到县城外公住在我外婆家，第二天再接着往老家赶。
第二天一早去马圈牵马的时候，马居然是跪着的，一般人都知道马是站着睡觉的。马当时的姿势让家里老人都觉得不太吉利，所以竭力挽留我外公当天不要走，但外公想到如若是亲妈过死，晚一天还好说，既是继母，不赶回去不好。所以不顾我外婆家里人的挽留，还是硬赶着马起来走了。
一千多土匪，在匪首的率领下，于1935年6月中旬，浩浩荡荡渡过上木空、下木空，经九龙底槽子头，过水头上直奔水营头，将水营围个水泄不通。
就象我上面讲过的当时老二在贵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参军、老六在贵阳任民国贵州省党部秘书、老七在国民革命军一三师何知重师长手下任独立营营长，致家中疏于防范，只有不管事的老三当区长。
这次大批土匪来袭，恰巧我外公回家，只带了一个勤务兵，而大批土匪围水营头时，勤务兵又到牛场坡街上赌钱去了。水营头就只五六杆破枪，唯我外公带的德造快机手枪好点。土匪上午九十点钟开始围困水营，凭着水营屏障，我外公等沿着水营围墙射击孔轮换射击，一直坚守到下午四五点钟都没被土匪攻进来。据说土匪们久攻不下都快要撤离了。谁料想在这个时候，土匪们发现了一棵倒在水营小营门旁边壕沟外的槐树，一直没有被清理掉，正好靠在水营围墙上，土匪就沿着槐树攻进了水营。外公见势不妙，遂打开大营门，准备突围，但寡不敌众被土匪打死。
我外公外婆，我个婆抱的是我妈，外公抱的是我妈的堂兄
一同被土匪打死的还有老三和最小的八妹，不仅如此土匪还抢去了不少人质，我妈妈原本有个弟弟，也被土匪抢了去，赎回来后，因为受了惊吓，久医而不治，也离开了人世。
老二闻噩耗，回乡处理善后，向时任贵州省主席吴忠信请示回乡清剿土匪、整顿治安
，吴忠信以省党部名义颁发政府令，任命周文谦为黔、大、毕、威、水、郎、织七县剿匪特派员，从此退出军界。老二在《八胞妹雨梅墓志》写道：“突因匪患蜂起、肆虐无忌，又值余与六、七弟均从公于外，自卫失效，致住宅于二十四年（1935）六月十五日遭股匪抢劫。妹不幸击中流弹而殁，草草掩埋。嗣余奉黔政府令，督剿二、四两行政区散匪。于是年冬率队旋里，诛除悍匪数十人。稍泄胸中积忿，略慰妹之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