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海外赤子毅然归来，投身铸造核盾牌的秘密历程，并为此义无反顾、奉献终身？
当年美国研制原子弹，曾集中了全世界最卓越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玻尔、费米、恰德威克、尤里、克罗夫特、维格纳、西拉德、特勒、魏斯科普夫、劳伦斯、西博格、麦克米兰、康普顿、奥本海默和数十位其他物理学家，可谓世界最大的科学集团。
中国没有这样的大师，我们最先来“放炮仗”的是一些像邓稼先一样的“娃娃博士”——一批很少有人知道的“年轻人”。1964年，那些被年轻人称为“老头”的王淦昌也只有57岁，郭永怀55岁，彭桓武49岁，程开甲46岁，陈能宽41岁，朱光亚、邓稼先刚刚40岁……虽然没有惊人的名声和资历，但他们以一种比当年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大的科学集团更强的信心和勇气向前迈进，和千百万人共同创造了我国原子弹、氢弹接连爆响的伟大奇迹。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海外赤子毅然归来，投身铸造核盾牌的秘密历程，并为此义无反顾、奉献终身？
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归国途中被驻日本的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界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省下的钱购买了一批科研器材，为原子能研究所组装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在英国留学10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钱三强曾在居里实验室发现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他和夫人何泽慧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钱三强回到祖国，他组建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将全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到了一起。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全国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仅钱三强任所长的原子能研究所就输送技术人才九百多人，有人赞叹他们是“满门忠孝”。钱三强说：“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
当组织上决定让王淦昌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他斩钉截铁地说：“愿以身许国。”从此，这位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化名王京，成为攻关队伍中的一名领导者和技术带头人。
钱三强同参加研究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王承书谈话时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这位从海外归来的女科学家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
我曾采访过大量“两弹一星”元勋，回味那些发生在昨天的故事，能使后人深刻理解，“祖国”这两个汉字在炎黄子孙的心里有何等的份量。
程开甲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程开甲：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他每天除去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埋头在课堂上、实验室和图书馆了。同学们都叫他波克(Book书)；连房东老太太也对这个不爱交际的黄皮肤年轻人投以冷眼，不无恶意地给他取了又一个外号“奶油棒冰”。他甚至没有功夫去咀嚼这寄人篱下的滋味，屈辱和苦闷都在沉默中变成了发愤攻读的动力源。他，就是程开甲。
1949年，留学英国4年后的程开甲顺利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一名研究员。有一天，他在报童激动的叫卖声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共在长江扣留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那艘不顾人民解放军的警告开枪挑衅的英国军舰被解放军还击的炮火打伤了，英国为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报纸上那一条条通栏标题使这位中国学者眼中燃起了明亮的火花:中国有希望了！过去这么多年总是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现在中国人也敢还手了！走，回祖国去！程开甲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了祖国。
程开甲是在天山深处的一座平房里给我讲这个故事的，那时，他已在中国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工作了十多年。
他喜欢数学，那里却连一个最简单的计算器也没有，他只好在一块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一个又一个数学公式；他喜欢听交响乐，当时甚至没有一个砖头大的录音机；他那年近花甲的老伴，每天穿着带补丁的旧军装，扛着铁锹和随军家属们一起去拾粪、开荒，播种土豆和大白菜……
在交谈中，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
于是，程开甲就给我讲了那个故事，他感慨地说:“如果不回国，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开甲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正是怀着这一往情深的赤子之心，程开甲作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的一位开创者，在核试验基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带领科技人员在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平洞、首次竖井等几十次核试验中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996年，我国宣布暂停核试验，我又一次采访了程开甲院士。我问他：作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拓者，你参加了几十次核试验，最难忘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时，程开甲院士沉默了，久久说不出话来。我们看到，老人眼睛中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他激动地说：“我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的滋味。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梆梆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我们做到了。”
2014年1月10日，人民大会堂，作为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96岁高龄的程开甲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习近平主席亲自为他颁奖。
程开甲说：“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到那样一段波澜壮阔的事业之中。这种自豪，至今激励我还要干下去。为了祖国的强大，我们愿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价值。”
许鹿希：邓稼先可以避免这次致命的伤害吗?他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世界观发展的逻辑结果。
邓稼先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邓稼先院长的情景，仿佛是在梦中……
邓稼先的手很凉，有汗，湿漉漉的。
我们握手，互道辛苦，但都有点心不在焉。
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几公里外的那片荒原吸引着，再过一会儿，那里将爆炸一颗原子弹。
那是1983年，在罗布泊的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前夕，我认识了邓稼先院长。那里紧张的工作不允许人们有更多的交谈，于是我们相约，有一天到他长期工作的研究院，去听他好好讲讲那秘密历程中的故事。
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到罗布泊试验场；没想到那时他已是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没想到，当几年后我来到那座科学城，邓稼先已成为一尊雕像。
1993年8月12日，我第一次采访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在北京花园路邓稼先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一盆令人怆然心动的马兰花。这是参加核试验任务的同志特意从罗布泊带给邓院长的。马兰花已经枯干了，曾经浓绿的叶片苍白得几乎透明，像它守护的那遗像上的主人一样，把生命和颜色献给了阳光和时光，但它依然保持着挺立的身姿——那是永生的形象！
许鹿希教授细心地用白色塑料线把这枯干的马兰花缠绕起来，摆放在邓稼先的遗像前。许教授告诉我：“这花，已经摆了好几年了。”
在邓稼先遗像旁的玻璃板下，摆放着一张领奖通知单，上面写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项目：原子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奖励金额：1000元……
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却又无话可说，只能躬下身来鞠躬，再鞠躬……
许教授告诉我：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这是杨振宁来访时他们倾心交谈坐着的沙发，这是邓稼先到戈壁滩去背的水壶，这是准备停电时点的蜡烛……
那只洁白的蜡烛只点燃了一半。
许教授慢声细语地讲述着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那是永远活在她心里的故事——
1958年深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说完，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当晚，邓稼先失眠了。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有些异常，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我在调动工作。”邓稼先平静地说。他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位于北京城北花园路的一座灰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邓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疏松桂等专家先后集结在这里，秘密地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封存在仓库中的几十麻袋计算草稿，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苦攻关的记录。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300次的“乌拉尔”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来计算。就是靠这些近乎原始的工具，他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许鹿希教授把邓稼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那1000元奖金赠给了核武器研究院的青年科协。许教授在信中写道：
“……一个人靠脊梁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靠铁脊梁才能挺立。研究院的工作能使中国挺立得更高更强，青年同志们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同时，在你们身边有和邓稼先共事多年、至今仍在奋战不息的元勋们。因此，青年同志们会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十分幸福……”
我在1993年8月12日那天的采访笔记中写着:“马兰花已经干枯了，这盆干枯的马兰花依然摆在邓稼先的遗像前，依然保持着勃勃向上的姿态。只是颜色没有了，那生命的颜色，那生命的鲜亮的蓝、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枯干的。等我看到它，同时也看到邓稼先照片的时候，我眼前已经是一段悲壮的枯黄。许教授告诉我，这花，是人们特意从那个遥远的地方、从马兰带来的，那是邓稼先常去的地方。许教授没去过，马兰对于她来说，就是这一束花，这一束已经干枯的马兰草。我被这无言无色的花深深震撼！我曾看到过蓬蓬勃勃的马兰花的海洋，那是一种奔放的热烈。而这一束花，是一种执着、一种顽强、一种无言的倾诉和无声的怀念。马兰花旁边，是邓稼先的照片——两手在胸前张开，仿佛拥抱着一颗太阳。时间就在那一刻瞬间凝固，邓稼先从此进入永恒……”
在那以后，我又多次拜访许教授。邓稼先家的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沙发、水壶、蜡烛依旧那样摆放着。有一天，我看那束马兰花不见了。许教授告诉我，那花已经完全碎了，她让摄影家侯艺兵给花拍了照片，放起来了。我再一次拜访许教授时，特意送给她一幅盛开的马兰花的照片，那是核试验基地摄影家王泗江精心拍摄的。许教授把这照片摆放在邓稼先的遗像前。每次拜访，许教授都给我讲一些有关邓稼先的故事，讲一些有关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故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一进门，许教授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巴掌长的计算尺，她说：这是一位老同志刚刚送来的，邓稼先当年让他买的，这么长正好能装在口袋里，想起什么问题随时能拿出来算一算……一位医学教授、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对我国核试验历史许多过程和细节了解得比我这样长期置身其中的人还要详细、准确，这常常令我敬佩不已、惊叹不已。
许教授对我说：“邓稼先做的事情十分保密，过去他从来不说，我也不问。后来他病了，临去世前他的事情公开了。我就想，邓稼先为这件事情把生命都献出去了，我要知道那些年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从1958年到1986年，邓稼先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秘密历程中默默奋斗了28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从1986年到今天，他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又在这一伟大历程中默默追寻了30年，天长地久，此情绵绵……
谁也没想到，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成了邓稼先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点。有一次核弹从飞机上投下，降落伞没打开，没有爆炸，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核材料有很强的放射性，防化兵找到之后，科技人员就带着仪器去了。人们一到跟前，防化战士就说，快撤快撤！邓稼先走到跟前，防护人员说前面五十米的地方就是中心点。周围全是浮土、沙尘，邓稼先一直向前走，拉都没拉住，一直走到中心点。走到跟前，他弯腰把那个东西拿起来，看了一下之后又放下。就这一下，谁也说不清就这一下他的身体究竟受到多大的伤害，这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细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未状，数量虽在正常范围，但白细胞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对妻子说了尿不正常。
许教授对我说，我跺着脚跟他吵，我说你是搞这个的，你又不是不懂，你为什么非要到跟前把它拿起来看一看呢？邓稼先说，这次产品出场试验是我签字的，我一定要亲眼看看它成啥样了，以后还要继续试验。再一个，我要看看辐射面积有多大。邓稼先从中心点回到远处的吉普车，见到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为这一句平安无事，他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健康和生命。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到疗养院去，受的放射性剂量这样大，疗养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身体无疑有很大好处。可是他没有去，他离不开工作，直到离开人世之前，邓稼先没有疗养过一天。
1985年，邓稼先发现身患癌症。1986年3月，他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了什么问题马上就给院领导打电话，谈工作，定方案。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为中国领导人做最后决策提供的重要参考材料。
在这建议书中，邓稼先大声疾呼：不能让外国人落得我们太远。正是在邓稼先、于敏的这个建议下，我国终于赶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之前，把二代核武器拿到手，中国建立起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有了安全、可靠的核盾牌。
许鹿希教授说，邓稼先可以避免这次致命的伤害吗?他应该躲过这次致命的伤害吗?和他共过事的熟人、了解他的朋友在他已经逝世许多年后，仍然对这个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世界观发展的逻辑结果。他冲过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所驱使，他想不到别的事情，他顾不得那么多。他脑子里只想赶快知道事故的结果，他来不及考虑个人安危。这就是邓稼先。
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2013年成功公演，2014年又专程到核试验基地演出。舞台上，满头银发的邓稼先饱含热泪，与他的同事、亲人和挚友一一话别：
“如果要我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愿意再做中国西部戈壁滩上那一朵小小的马兰花！用我全部的生命凝聚成那一瞬间的光芒，用它照亮这脚下生我养我的土地，用它照亮这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用它照亮这民族用血与火所浇铸的共和国，它永不停息的强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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