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逸飞（香港中文大学，专栏作者）
一、先驱陨落
1927年4月28日正午，在当时仍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城内，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级审判厅以及京师警察厅组成的联合法庭对一批犯人展开军法会审，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物李大钊亦在受审之列。
联合法庭审判长由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何丰林亲自担任，足见张作霖对此案的高度重视。
案件审理了七十多分钟，至午后一时十分方告完竣，之后法官当庭宣读了审判书：“……检察证据证明李大钊等确系共产党犯，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业于四月二十八日依法判处宣示：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等二十名均处死刑……”（据1927年5月11日京师警察厅公函字第一四六号）
随即，五辆囚车分载着二十名死刑犯驶往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执行，李大钊在被捕后曾一再表示若被判处死刑，希望能受到较为文明的绞决待遇而非枪决，他的要求得到了张作霖的满足，看守所方面动用了一台德国进口的大型绞架，还替李大钊准备好了一口上等棺木，价洋七十。
当时身在现场的高等刑事厅推事何隽记载下了李大钊生命的最后时刻：“（李大钊）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其另一受刑人则拥登右绞绳下铁盖上，均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接环，（李大钊）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毅然引颈就环。”
次日《北洋画报》一篇题为《处决李大钊等琐闻》的通讯提供了更多细节：“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行吏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绞架），执行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临刑前留影
李大钊等人是在22天之前的4月6日被捕的。自1926年3月开始，由于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李大钊一家躲入位于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苏俄驻华使馆兵营，连同一起迁入的还有李大钊亲自领导的国共两党驻京机关以及国共双方在北方的一批骨干成员。依照当时规定，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人，以及各类军警人员都是不被允许进入使馆区的，所以理论上李大钊应无被捕之虞。
然而，4月6日清晨，三百余名奉系军警及宪兵却突入苏俄大使馆，当时李大钊正在屋内伏案工作，京师警察厅侦稽处长吴郁文根据照片辨认出了李大钊，立刻将其逮捕，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六十余名中国人和十名俄国人。
张作霖缘何得以进入使馆区抓捕李大钊呢？李大钊当时在北方又从事着怎样的工作以至于最终献出生命呢？本文将依据若干史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一番梳理。
二、革命之路
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反思自己思想上的“多变”样貌，称其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实际上这句话用在李大钊身上最为合适，在他短短三十八年的人生道路中，李大钊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一个立宪党人到民主主义者再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轨。
1889年，李大钊出生在直隶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的一户富裕的乡绅家庭，然而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双双亡故了，此后李大钊便由其祖父抚养成人。
1907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学期间组织发起成立“北洋法政学会”，并参与会刊《言治》的编辑事务。
假使我们细读李大钊在民国建立以后刊载在《言治》上的一系列文章，当可以发现此时期他的思想是难称有何特出之处的：他对袁世凯政府有很高的期待，对南方革命党人“岸傲自雄”、不服中央管控颇多微词，他更热衷于有关如何健全代议制政府效能的讨论，似乎此后中国的问题都只存在于法条规章的小修小补上。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直隶同学合影，二排左四为李大钊
李大钊思想上的第一次突变发生在他赴日留学之后，1913年末1914年初，“仍感学识之不足”的李大钊前往东京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学习。然而恰在此时，国内政局却陷入更加杌陧不宁的状态，袁世凯用武力踏平了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踌躇满志之余竟开始谋划起“帝制自为”的戏码来，与此同时，步步紧逼的日本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条件极端苛刻的《二十一条》，意欲攫取在华各项利权。
身处东瀛，感时忧世的李大钊终于意识到民国的制度性建设已经完全归于失败了，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场思想启蒙，是从文化上启迪民智，借以确立良善政治的不拔基础。
本着这样的信念，1918年李大钊在章士钊的推荐下来到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及法学和政治学教授，他很快加入到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编辑团队，之后又参与创办了《每周评论》，成长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1920年3月，李大钊与北大诸同仁合影（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然而，没过多久李大钊的思想又一次急剧变化了，他敏锐地觉察到1917年俄国革命所蕴含的潜在能量。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开始热情地赞颂起俄国革命，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的文明，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而“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之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
于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至国内，而知识界尚且沉浸在一股虚妄的“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情绪里的时候，李大钊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和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庶民的胜利》）
他从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看到了未来世界革命告成的远景：“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
两文同时刊载于1918年10月的《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期上
此后，李大钊便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相信他找到了令中国在最短时间内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捷径，那就是效法俄国也来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由此迈向共产主义社会。1919年，他分上、下两部分在《新青年》上登载了一篇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西方早期的李大钊研究者，例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是一厢情愿式的，甚至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上述看法虽未必准确，但无可否认，李大钊在绍介马克思的学说时确实带有某种主观偏好。
相比于枯燥乏味、难以索解的“剩余价值学说”，他花费了更多笔墨在解读马氏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上，人类社会正按照一条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了的线性轨道向前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沦亡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都无可逃地写在了这出历史剧本上。
唯物史观的信念让李大钊在批评始终信奉“一点一滴式改良”的胡适时更加有了底气，在这场史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表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应着情形，或需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再论问题与主义》）
“根本解决”指的是迅速发动一场革命，一点一滴的改良已无补于中国社会的恶劣现状了，必须来一次彻底的革命行动，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至于李大钊所谓的“准备活动”则无疑指需要组建一支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相同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
新生苏俄的帮助极大加快了李大钊翘首期盼的“准备活动”的速度，而苏俄之愿意出手相援，与当时其自身的处境密不可分。同李大钊对“赤旗的世界”的憧憬一样，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列宁也曾对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共产革命深怀信心，毕竟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最先也最应当爆发于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而不是产业落后的俄国，俄国革命的最后成功必需仰赖于整个西欧的革命高潮。
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击碎了列宁的幻想，不仅昙花一现的巴伐利亚与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相继倾覆，预想中的欧洲革命成了“镜花水月”，资本主义世界尚且联合起来向苏俄展开封锁与进攻，一时间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极端险恶的外部局势。
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1920年6月，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提出了其“殖民地革命理论”：世界革命运动的侧重点需要从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转移至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苏俄应当积极支持和扶助这些国家内部反对帝国主义以及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最终促使上述国家实现“双重革命”（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产革命）。
“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内容可以简单归纳为列宁以下的一句名言：“通往巴黎最近的捷径经过北京。”应该注意到，列宁的此番策略转移与保卫苏俄自身的国家利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通过扶助与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尝试在该区域建立起一批对苏友好的政权，对于拱卫苏俄远东地区的安全，乃至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围堵无疑都关系至巨。
李大钊作为当时中国知识界中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又在北方文化圈拥有广泛人脉，自然很快被纳入俄国人的视野，成为了他们推动与赞助中国革命所急待接触与了解的人。
1920年下旬，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来到北京与李大钊见面，双方就组建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大钊并且建议维经斯基南下上海与陈独秀见面，进一步探讨组党事宜。
在苏俄方面的积极促成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至此有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
1924年1月，李大钊与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尽管李大钊本人没有亲自参与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中共诞生之后，李大钊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以及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全面负责共产党在北方的工作。
李大钊的政治地位随着其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而进一步水涨船高，1922年他应共产国际的要求前往上海，拜访了当时甫因陈炯明叛变而陷入困境的孙中山，双方相谈甚欢，达到了“几乎忘食”的地步，孙中山最终决定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模板来改组国民党，并寻求苏俄方面在经济及军事上的援助，他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参与制定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不仅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并列），且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成为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总的负责人。
至此，李大钊——这位曾经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为了实现他心目中“根本解决”的理想，在投身政治活动的道路上已然愈走愈远了。
三、最后岁月
参加完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便返回北京，全力开展中共在北方的革命活动，然而北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使得他的工作步履维艰。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各个地区的社会状况皆不尽相同，这也迫使各地的共产党员无法遵照整齐划一的方针政策去开展革命活动。
有阅读过笔者前两篇拙文（安源：寻找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可能、“罗曼蒂克”的消亡）的读者，或许能够对这一点有所体会，如果说李立三、刘少奇可以借由秘密会党的力量团结安源路矿工人，而处在近代工业之都上海的共产党人则能够依靠工会，在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队伍中找寻革命支持者的话，那么在李大钊置身其间的辽阔的河北平原上，类似前两个地区的有利因素都是不存在的。
除了北京、天津等屈指可数的大城市外，近代的河北是一个由数量众多的小型村落与集镇所组成的社会，落后的经济面貌、差劣的交通状况以及各不相同的地缘、血缘网络又将上述的众多村落裂解和切割成互不联系的封闭单元，如此的社会现实决定了李大钊所领导的中共北方党相当缺乏在大范围内发动下层群众展开革命行动的能力。
另一方面，李大钊本人的成长轨迹基本上也反映了早期中共北方党员的身份面貌，他们大多数都是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在大城市内活动，中共北方党的基干力量都是由这些知识分子成立的同人社团逐渐扩充和发展来的。
随着一部分河北籍的党员返回其农村出生地，北方党的影响力方才得以越出京、津等大城市进入到广大的河北农村，然而由于对农村的影响力必须要依赖于党员个人的社交关系去完成，可想而知，中共北方党对农村地区的领导和干预常常是力不从心的。
有鉴于此，李大钊基本上不把组织和发动下层群众作为中共北方党的主要任务，而是集中精力进行上层的统战工作。一来，李大钊北大教授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在北方的上层圈子里拥有广泛的人脉，可以很轻松地接触和影响一批人，这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方便；二来，当时北洋政府的首都尚在北京，如果能通过统战工作，影响北方政局的走向，对于南方正方兴未艾的国民革命无疑也是一种有效的配合。
在各项统战工作中，李大钊投入最大精力的是联合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冯玉祥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出其不意地倒戈，发动“北京事变”推翻了吴佩孚、曹锟的北京政府，自此控制了京津冀地区。
由于冯玉祥本人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亲苏立场，自1925年起，共产国际开始源源不断地为国民军提供各项军事援助，同时也指示李大钊要进一步密切中共北方党与冯玉祥国民军间的关系，以使后者能真正转化为革命军队。李大钊于是派遣了一批干部到冯玉祥军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
北伐时期的冯玉祥与蒋介石
然而，冯玉祥对于共产党的到来却一直心怀疑惧，他尤其不愿意接受在国民军中推行类似苏联红军的党代表制度，认为这样会导致军权旁落到共产党手里。
尽管采纳党代表制的问题，是决定一支军队能否真正转化为革命军队的核心问题，李大钊却选择了迎合冯玉祥的要求，他在写给时任国民军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的信中就表示，不要太执着于“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的理念，不要让“老冯”失望，以免浇熄他的满腔热诚。
李大钊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民军与共产党间的矛盾，对于促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不得不看到，李大钊这种一意迁就的统战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共北方党自身的政策主张，当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队所击败，撤往西北时，李大钊便开始在几支北方军阀势力中重新寻找新的合作力量，在其于1927年4月被捕前，李大钊正积极联络山西的阎锡山，甚至奉系内部的杨宇霆，试图组织反对张作霖的新阵线。
可以预料，正由于李大钊领导下中共北方党的工作始终是在上层围绕着几支军阀势力打转，背后缺乏坚实有力的下层群众作为支援，一旦遭遇军阀的镇压行动，失败便在所难免了。
四、被捕疑云
李大钊的突然被捕，无疑充分暴露出中共北方党在组织上的松散与脆弱性，但是问题在于张作霖的军警又是缘何得以进入使馆区展开搜捕的呢？
原来当时，英、美、法、日、荷、西、葡等各国驻京外交团都发现了苏俄以驻华大使馆作为从事情报活动基地的征象，据传闻苏俄外交人员甚至谋划挖掘地洞潜入与其毗邻的英国大使馆盗取情报。
是故，他们都乐于见到张作霖发动一次违反国际公法的行动来“惩制”一下苏俄。当张作霖派人联系英、法大使，希望其能允诺奉系军警进入使馆区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员时，英、法方面虽口头上冠冕堂皇地表示需要再行商讨，但藉由召集各外交团会议（主持者为荷兰公使欧登科），与会诸国大使都一致同意张作霖可以调派警力进入苏俄大使馆。
张作霖的抓捕行动打了莫斯科一个措手不及，尽管苏俄使馆人员已经拼尽全力试图销毁使馆内保存的机密文件，奉系军警依然成功地搜获了总计达三千余件的文件档案，有力佐证了苏俄一直在利用其驻华大使馆作为开展推翻北京政府行动的基地，此后，京师警察厅网罗人手选择了其中较重要的文件加以编译，并取名《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出版行世。
起于草莽的张大帅对于“爱国”的想法颇为朴质，他亦无甚兴趣去思考一场革命对中国是否有利的问题，他认为李大钊在为苏俄工作，那就是在“替洋人做事”，而“替洋人做事”就显系“卖国”了，而此时正在与国民革命军作战的孙传芳又迭电张作霖，称：“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于是，张作霖最终决定尽速将李大钊等人处死。
不过，张作霖对被捕后的李大钊倒尚称优待，没有对其动用什么酷刑（后世的一些材料为了渲染李大钊牺牲时的悲壮，都描绘了他如何在牢狱中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譬如拔去指甲等等，但其实李大钊监室门上挂着“优待室”的牌子，除了看守严密外，实无动用刑罚之事），李大钊甚至还有余裕写下一份《狱中自述》，回顾了其走过的人生道路。
李大钊表示其“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从列宁的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改造中国的方法，坚信一次“根本解决”就能了结中国现状中所有不尽如人意的问题，然而当他真正开始“实践其所信”的时候，他却又无法彻底摆脱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带来的诸般掣肘，他领导的中共北方党务执着于对几支军阀势力“拉一派、打一派”的权谋运用，与他所期待的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距离相当遥远。
西人有谚云：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目的决定手段），为了一个预想中的新天新地，将中国北方拉入更为持久的战祸，真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吗（特别是当这一切在有意无意之间只是在捍卫苏俄的国家利益的时候）？
李大钊的走向激进化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或许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一场打破旧世界的根本变革上的人，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鲁迅说过的那句话：“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
如果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要依靠对既有局面的全盘打破与推倒重来，这样的“进步”又会否太令人感觉沉重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