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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枝铁路大会战
刚开会回来，就接到通知：焦枝铁路要立即动工，需要大量劳动力，每个生产队都要派很多人去。我立刻准备好行装，第二天，就和吴恒乐，秦以钦以及队里的其他年轻人一起来到子陵区的工地。
焦枝铁路是从焦作到柳州的焦柳铁路北段，即从河南焦作到湖北枝城。这条铁路已经设计很久了。现在开工，是因为形势紧张，京广线需要一条备用线。因此这条铁路实际上是京广线的战备铁路。由于要求的工期很急，因此沿线调集了大量的民工。工地完全是军事化管理。公社叫营，县就叫师。因此我们就是属于荆门民兵师革集营。一到工地，开了誓师大会，第二天就开工了。
头一天上工，天还是蒙蒙亮，大家挤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段挖土和挑土。到处打着小木桩，根本就搞不清楚是在干什么。快到中午了，大家才隐隐约约地看出点眉目：几万人排成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长龙，一个公社的民工只负责很短的一段，这条长龙就是铁路将来的位置了。荆门民兵师所在的那一段需要垒起十几米高的路基。我们的工作就是从不远的地方取土，挑到规划的路基处。填一层用夯打结实，接着再填一层，一直填到规定的高度。几天后，各营都填了一些，就能看出路基大致的形状来了。
工地管理还是比较正规的。每月一号和十五号休息。第一次休息，我跑到石桥，想看看同学们在干什么。经过大半年的农忙后再次见面，大家感到分外亲切。我又见到了娄建华和姜都，她们都晒黑了。这里的男知青也有很多要去修铁路，不过离我们那一段好像还比较远。
接下去的日子就比较艰苦了。每天就是挑土和挖土，而且路基越垒越高，我们挑土也要越爬越高。打夯也是比较麻烦的工作。四个人抬着很重的石滚密密地打，如果不用力，土没有压实，就要挖开了重来。这严重地制约了进度。慢慢地，各个公社的工地逐渐连成一片，能看到一条较为完整的路基来了，只是高度还不够。一天，大家正在挑土，突然远处传来“突突”的声音。原来是公社的履带拖拉机冒着黑烟开来了。它简直就是一个铁疙瘩，往路基上一走，路基立刻就被压得很紧。这大大地提高效率：不仅能把土压得非常结实，而且比打夯要快很多倍，能省下很多强劳动力来挑土。工程进度明显加快。
秋末天气不是很好，不是下雨就是下雪。所以我们隔几天就要呆在屋子里休息。那时我已经有了经验，带了几本书来慢慢地看。记得有次给小姐姐写信，到处连纸也找不到。就从墙上的废报纸上撕下一块没有字的地方来写信，然后把记工员的本子偷偷扯下一页做成了信封。就这样寄了出去，也不知道小姐姐能不能看清楚。
十五号休息，我们赶回家背米，傍晚再赶回工地。刚出村子就开始下起了大雪，路上很快就变得白茫茫一片。冰冷的雪花无孔不入，被冷风裹着往一切有缝的地方钻进去：领子、袖口、耳朵、裤脚……，浑身上下都被雪盖满了。雨衣根本不起作用，路上又滑，大家几乎要冻僵了，一个个低着头一声不吭，一步一滑地朝前走。一直走到半夜才到工地，浑身从内到外都是湿了。幸亏第二天继续下雪，不用上工。大家躺在被窝里，好久好久才缓过气来。
出外工，吃的是大锅饭。大家排队轮流到大锅里打饭。我们知青肚子早就饿了，一到开饭钟响，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打饭。我们把饭碗盛得满满的，恨不得再压紧些才好。但等到我们吃完再去添时，锅里已经没有了。回头一看，冯家林他们还在慢悠悠地吃饭。我很奇怪地问：“你怎么还有饭哪？”家林笑着说：“要找窍门啊！”接着很耐心教我们：“开始不要把饭盛的太满，稍微打少一些，尽快地吃完。因为每人打一次不可能把锅里的饭全部打完，一定会剩下一些。如果你能比别人先吃完，就一定能再去盛一次饭。第二次就要满满地盛上一碗，然后你不用慌了，尽管慢慢地吃，反正锅里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样你一餐就能吃上两碗饭。”我试了几次，果然很有效。看来做什么事情都要动脑筋啊！连怎么才能吃饱都有这么多学问。
路基越垒越高，慢慢和其他公社的部分连在一起，也越来越长。一条土垒的“长蛇”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农民们祖祖辈辈没有见过火车和铁路，看到这样又宽又直的路基，兴奋不已，都在想象铁路是什么样子。冯化美高兴地站在路基上蹦蹦跳跳：“这么平，又这么直，上面走起板车来多舒服啊！”我说：“哪里能走板车，只能走火车。”他不相信：“这么宽的路，怎么不能走板车呢？火车来了我们让一下就是的。”我笑着说：“还早着哩。上面还要铺一层碎石头，然后铺一排枕木，上面再放上两根铁轨，才是铁路。”大家听了半信半疑。这么平的路还不够，还要铺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水利技术员余有德的想象力更为丰富。他口若悬河地向老乡们描绘着未来的铁路，并“纠正”我们的“错误”：“他们说的都不对！这是最新式的铁路啊，是两条飞轨！”还形象地伸出两个指头，从一边划到另一边。由于他一直都是生产队里“最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居然都相信他的话而不相信我们知青说的，坐在那里想象起“飞轨”的模样来了。知青们坐在一边捧着肚子笑得在地下打滚。
带来的米吃完了，我赶紧跑回生产队，背了米连夜赶回工地。刚走进大山，就看到有个动物不远不近地跟在我后面。回头一看，一条“大狗”跟在后面，两眼发着绿光。我想起老乡说过，狗和狼的区别就是晚上狼的眼睛会发光。看来这是头狼。想到大家都说狼会扑上来咬你的脖子，就马上折断了一根大树枝拖在身后，不让它靠的太近。可能它的肚子不是太饿，所以懒洋洋地不远不近地跟着我。我一步也不敢停，一直走到宝塔山，能看见县城了，狼才不再跟着我。我吓得内衣都汗湿了。
十一月底，各营传达了中央军委的一号战备动员令，传达了准备打仗的精神。形势陡然严峻起来。不用说，大家要加紧干就是了，因此加班也多了起来。晚饭后散步时，我们看到南边的江陵民兵师有殴打“偷懒“民工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九号，完成了指定路段的标高以后，革集营转移到北面去修一个大涵洞。这是子陵段最大的一个涵洞。首先要向下挖很深，直到有硬土底为止。然后铺上一层沙子，再才能在上面修涵洞。这一下就挖了几米深，马上就灌满了水。只有不停地抽水，才能保持干燥。我们的任务就是拖石头，洗石头，和水泥，垒石头。有时候也值夜班抽水，白天就能休息半天。
刚干了两天，晚上营长召集全体民工开会，说十二月初中央要派检查团来检查工程的进展，我们的进度还要加快！营长说：“毛主席说了，焦枝铁路不修好，他老人家睡不着觉。我们要大干快上，拼命上！”最后，营长要带着我们面向毛主席像宣誓：一定要在三天内把涵洞修出水面。知青们面面相觑：天哪！水还有几米深，涵洞才刚开始做，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唐凯歌摇摇头：“向毛主席宣誓说假话你脸红不红？”就躲到会场的最后面。所有的知青都躲在后面没有举手宣誓。
其实，修涵洞是个技术活。铁路技术员拿着一张图纸和两把瓦刀，几百斤的大石头在他手中就像是玩具一样，被他弄得团团转。这里到处都利用了杠杆原理，我很佩服他能把杠杆原理应用的如此娴熟。我们高中生学过立体几何，多少有些想象力，所以还能看懂图纸。农村人就不行了，完全只能听技术员的指挥出苦力。这段时间我觉得比较有趣，技术员也喜欢教我。他教我如何严把质量关：垒涵洞时石头一定要稳定，不能光靠水泥粘起来，在没用水泥粘合之前就要求是稳的。这就要求每块石头的重力垂线一定不能偏到底座之外。
年底，工地上评先进，我被评上“五好民兵”。他们告诉我：在农村劳动三年以上，就可以参加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了。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是真的吗？
一天，公社书记对我说：“子陵团要成立号兵班，你是知青中唯一会吹军号的，你去吧。”所有的号兵都要集中住在一起。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背着行李到了团部。他们叫我当号兵班班长，每天早上三点就爬起来练习，一直练到吃早饭，然后和大家一起上工。革集的一个胖老头教我们练号。原来吹号就和人讲话一样，不同的音调可以有不同的意思。不光是集合、冲锋、开会、防空，甚至如要调某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号声来表达。虽然军号不能吹很复杂的歌曲，但也能奏出好多曲子。几天下来，我们学了不少。那个胖老头原先干过国民党的号兵，所以我们不但学会了现在解放军里常用的号谱，一些庆祝的乐号谱，连国民党的号谱也学了一些。
由于每天早起晚睡，劳动强度又大，身体慢慢地不行了。一天下来总感到疲惫不堪。然而由于年轻，自己并没有在意。一月六日吃晚饭时，我拿着一块锅巴吃，一不小心把口腔内膜给划伤了。第二天整个口腔都肿了起来，而我还在继续吹号。第三天连脸都开始肿了，实在没法再吹号，就躺在屋子里休息。然而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不光口腔肿的厉害，人也开始发烧，整天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吴恒乐十号傍晚到团部来找我玩，发现我烧得很厉害了，马上把我送到铁路上的临时医院。医生仔细检查了我的病情说：“这个人喉咙感染后，没有及时治疗，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化脓性脑膜炎了。必须马上住院，否则很危险！”然后立即给我打吊针输液。我就这样躺在临时的帐篷医院里，在昏迷中迷迷糊糊地住了几天。等我清醒过来，已经过了四、五天。医生看着我说：“你的命大。要是炎症再这样发展下去，很多药都没法进入脑膜，治疗起来会很困难。”我十八号终于病愈出院了。而革集营完成了涵洞工程，已经于十五号转往石油大会战。我只有回生产队休息。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生产队时，队里的另纪明见了我大吃一惊：“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过秤，我瘦了近二十斤。人也是有气无力的。照照镜子，脸上又黄又瘦，胡子拉碴的真的很难看。好在快过年了，每天在家休息，补充营养，好多天才慢慢恢复过来。
年终分红
冬天到了，会计冯家齐和出纳刘永刚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和几个记工员不停的算账，还把几个知青也请来帮忙。所有的项目和人口分配的结果必须每横条一一相加，每一纵行也一一相加，两边的最后总数必须一样，否则就要重新计算。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Excel软件，连计算器也没有，完全靠算盘。这个工作非常辛苦，需要好几天才能搞下来。计算的结果决定每人将能分到多少钱，多少粮食，所以也牵动着队里每一个人的心。
冯庙一队是个中等水平的生产队，一九六九年是我们下乡六年期间收益最好的一年。下面是计算的结果。我们来看看农民辛苦一年后的分配方案吧：
1969年粮食总产243089斤，支出25010斤（种子，饲料，机动粮等），交任务粮112900斤（其中公粮即白给的28270斤）。可分配的口粮105051斤，人均465斤（其中人头粮325斤，工分粮每1000分105斤）
1969年现金收入24537.32元，副业收入2554.32元，农业支出6570.24元，副业支出614.35元。因此纯收入19897.05元。其中公社要提260元，大队要提260元，上交大队290元，公益金500元，公积金2298.50元。剩下19897.05元，分到户的是16189元，当年工分有约30万分，工分值为5分4厘。全队227人，人均71元。44户，户均368元。折合每个劳动力202元。
这就是说：强劳动力一年大概能收入二百元，扣除掉所吃的粮食（当年的粮价是九分多一斤），一个知青劳动一整年，能得到一百多元现金。除去购买肉、油以及肥皂、火柴、煤油的钱，刚好够我们来回的路费！这还是知青强劳动力，而且是光棍一条的情况下得到的数据。几年后，由于天灾人祸，工分值从六分多降到二分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父母的鼎力相助，劳动一年，连回家的路费都无法解决！至于粮食，一个强劳力一年除掉休息和雨雪天气，大概能有三千分，即能分到六百五十斤谷，大约四百五十斤米。平均每个月三十七斤，和一个中学生的定量一样。
这就是我国农村一个中等水平的生产队在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而且是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村的情况，北方就更差了。这些事城里人知道吗？政府又是如何告诉城里人的呢？
农村的农民们真的很老实。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却习以为常。农民很能吃苦。他们告诉我们这些知青：三年困难时期，公社拼命到处搜查粮食，人们已经揭不开锅了，但仍然有民兵在夜里放哨，看哪个家里的烟囱半夜里冒烟，就冲过去敲门，看是否在做饭。如果是，就把他们仅存的一点粮食抢走。队长告诉我：那年有一次公社召集小队干部开会，大家在老乡的屋里等着。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就到处找吃的。看到堂屋里有个缸，里面装了一点喂猪的糠，就你一把我一把地吃了。结果还被公社书记大骂了一顿。像荆门这样产粮食的大县，当年也饿死了不少人。隔壁的沈集区就饿死了四千多人，区长感到无法交代，上吊自杀了。我们区死了多少人无法知道，大家讳莫如深。只知道队里民兵连长的老婆怀孕期间没有吃一粒米，靠黄瓜度日。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我们来到农村，那里有些人家在请人帮忙做工如盖草屋、做衣服时，还有做“看菜”的习俗。即找人借几个鸡蛋，摊一个碗口大的鸡蛋饼。每餐端上来，只能看不能吃，每天如此，直到完工。有次外来工不知情，把鸡蛋饼吃了一口，下一餐拿不出来了，搞得主人在家里大哭了一场。而当地农民却很知足，他们告诉我：以前还要苦哩，连端上来的蒸肉片都要用线串起来，让你夹不起来，只能看看啊。
但是，当吴恒乐过年回家，把这些事情讲给他的父母听时，他的父母却吓得捂住他的嘴巴，叫他不要瞎说。他们受到党多年教育，中国怎么能有这样恐怖的事情？吴恒乐愤怒地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怎么不能说呢？！”
一九六九年是平静的一年。虽然发生了一些令人激动的事情：和河南老乡的“战斗”、九大召开、铁路大会战等等，但对于安心在农村干活的知青来说，这一年只是让大家熟悉农村，适应农村而已。至少，每个人在表面上都是平等的。
第二个春节：和广播站的战友们一起1970
春节又快到了。这是在农村劳动一年后的春节，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准备回家。一年来生产队的青年们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听说我们要回家过年，给我们拿来了糯米、糍粑和香油，并问我们还想要什么。张崇武摸摸脑袋，不好意思地说：“要是能带点野味回去就好了。”谁知冯家齐说：“这有什么难的。”带着两个小伙子就出了门。下午回来，每人个肩上都背了几只野鸡和兔子。仿佛他们不是在外面打猎，而是从家里的鸡笼和兔笼里取出来的一样。原来这里比较荒凉，到处是野鸡和兔子。夏天割麦子，有时从麦田里会突然飞出一只野鸡。冬天下雪时，雪地上常常看到兔子的脚印，很容易找到它们。这里家家都有土铳。农闲时，年轻人都出去打猎，搞些野味回来。
不过好景不长。自从这里修建了铁路和炼油厂后，整天机器轰轰隆隆，晚上四处照得通亮。野兽再也呆不住。等我们离开时，几乎就见不到一只野鸡和兔子了。
今年怎么回去呢？范镇峰说：“要不我们赶早到荆门汽车站买票，买到哪里算哪里。买到去襄樊的票就转火车，买到沙洋的票就坐轮船。”大家都说是个好主意。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几个半夜十一点就从队里出发了。大家背的东西又多，走得很慢。范镇峰看到我很吃力，帮我把行李也背上了。我们一直走到二点才到荆门汽车站，结果买到了去沙洋的车票。天一亮就到了沙洋，赶上了回武汉的轮船，二十五号傍晚就回到了武汉，真爽啊！
在张崇武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我们去七医院。刚好看见大姐姐他们正在集体早锻炼。大姐姐见到我，高兴地说：“你知道吗？七医院已经改名为炼油厂职工医院，今年要搬到荆门去了。以后小林肯定也是下乡到荆门的，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此时，小林已经在二附中上初中。广播站的朋友们把他也带进了广播站，以便好好照顾他。现在刚刚放假。次日，我和小林到防疫站去，想再去家里拿点东西。被专案组叫住了：“你们不要走，我们要找你们了解一些情况，你们暂时住招待所吧。”晚上，专案组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只好跟他们“讲故事”，把文革中的故事对他们讲了一通。连小林都听得没了瞌睡，但就是没有他们想听的东西：父母的反革命言行。就这样一直搞到下半夜快两点才回招待所睡觉。第二天上午，专案组又来了解情况，我烦透了。下午，我和小林跑回家里，坐在屋里透过窗户朝外面看。有两个年轻人在外头打乒乓球，眼睛不停地朝这里看，显然是派来监视我们的。我们干脆把窗户打开，坐在窗台上看着他们。那两个人感到很不自在，过一会儿就走了。一看到他们离开，我马上对小林说：“快跑！”我们立刻跳下窗户跑掉，再也不回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过着到处“流浪”的日子：曾经在二附中里小林的宿舍里呆过，也曾经在李植年、张崇武、陈宣美等人的家里“避难”。大家都对我很好，也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朋友和同学的热情和信任抹平了我无家可归的痛苦，令我在寒冬里感到了温暖。
二月五日是大年三十，广播站的朋友们要在一起聚会。我们先到电校门口集合。除了我和小林外，李植年、陈宣美、刘仁森、韦琪、娄建华和姜都也都到了，连朱达俊也从汉口赶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在武昌桥头照了很多相，然后决定再去汉口玩。我们刚坐上去汉口的电车，姜都突然叫了起来：“我妈妈叫我赶回去吃中饭！”大家“轰”的一下大笑起来：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陈宣美开玩笑地说：“姜都，你到前面一站赶快下车，再往回走，大概一点半到两点之间能赶到家里。”姜都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到了武汉展览馆，最后到了滨江公园照了很多照片留念。大家还特别叫我、李植年、娄建华和姜都四个下乡的好朋友在一起照了一张。大家一直玩到下午才分手，各自回到自己家里过年。这一天，是我那年春节期间最最开心的一天。过去好几天了，我还在回味那快乐的时光。我知道，我的那些好朋友们特地定在大年三十出来一起玩的。春节不能和父母团聚和被追赶得无家可归的日子是痛苦的，但没有被同学和朋友们嫌弃，相反得到他们热情关怀和帮助的日子则让我心里充满了感动。让人在那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春节后，我去二附中玩了两次。工读班马上要毕业了，以后学校将不再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只有小林还在那里。别人都叫他“鸭子”，其实那是我原先的绰号。我从小就因为跑得慢被别人叫做鸭子，一直叫到高中毕业。后来小林到了二附中，别人就说是“鸭子的弟弟”，简称“小鸭子”。时间久了，“小”字也被省略。于是，当我来到学校时，他们就说是：“鸭子的哥哥来了。”我听了啼笑皆非：这就是“进化和演变”吧？
工读班里的气氛似乎不是太好，总感到有些沉闷。那年正是大抓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时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什么人就会被突然揪出来，成为斗争的焦点。大年三十晚我们到大姐姐的同事家吃饭。家里的老头子唉声叹气：“今天军代表说了，大年初一要揪一个大老虎出来批斗。也不知道是谁啊！挨到谁谁倒霉呀！明天下班我如果没回来就多半是出事了。”搞得每个人都吃不好饭，不知道自己第二天会不会变成斗争的对象。有人今天还是积极分子，明天就被揪上台被批斗了。
我们下乡的知青对此倒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反而要轻松得多。张崇武年后到处“取经”。先是到石嘴熊忠新那里去学习，后来又到汉阳的磨山大队参观，据说那里是湖北学大寨的典型。还到大东门买了好多优质菜籽带回去。
听说王晓林爸爸的同事能帮忙联系从襄樊去荆门的便车。为了省几个钱，二月十六日晚，我、范镇峰和娄建华、姜都、王晓林一起上了去襄樊的火车。在火车上坐了一整夜，清早才到达襄樊。襄樊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汉江上在修大桥，到处是工人和民工，还有大批的知青在这里中转。真的是人山人海。我们在车站里等王晓林的消息。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车站那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天黑以后，我们都累了，就跑到一列空货车最后面的车厢里休息。刚坐了一会儿，突然“咣当”一声响，原来是货车正在加挂后面的守车，这说明这列火车就要开走了。大家急忙跳下来，再去寻找其它的空车。突然，我们看到那列挂着《武汉——襄樊》牌子的客车正静静地停在那里。这可是明天早上才开车返回武汉的，要是能在里面睡觉该多好！我们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扭转门把手，看是否有忘记锁车门的车厢。终于被我们扭开了一个，大家高兴地上了车。啊，这里有座位，又暖和，比呆在货车里舒服多了！我们每个人挑了个座位休息起来。谁知道没过一会，火车突然开动起来。女孩子都吓坏了：不会开回武汉吧？我仔细想了想，这肯定是明早开车的啊，而且是空的，一个旅客也没有。于是安慰大家说：“不会不会，这列火车是明天早上发车的。现在不可能走，肯定是让道。一定会回来的。”果然，火车开到下一个小站就停了下来。那里有一列军列，正在上下人。等到军列开走后，一声汽笛，我们的车就又摇摇晃晃地开回襄阳火车站。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安心地继续休息。
清早天刚亮，我们就来到渡口。等了好久才开来一辆大卡车，我们高兴地爬了上去。不料，司机只让女孩子乘车，男孩子没有这个待遇。我和范镇峰给他说了好多好话，一点用也没有。司机看到我们不肯下来，就把我们的帽子揪下来扔到地上。范镇峰气坏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爬下车。我反正被人鄙视惯了，有点麻木。只是在捡起帽子时，冷冷地对司机说：“你总会有求人的时候！”
就这样，女孩子们搭便车走了，不过顺便带走了我们的行李。而我和范镇峰不得不在襄樊再等一天，买车票回队。
这个春节过的是既悲惨又快活：回了一趟武汉，连父母都没见到，被赶得到处流浪；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和热情，个个都对我伸出援助的手，使我感到分外的温暖。
住了六年的小茅屋
范镇峰断腿后的那年春节
广播站的部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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