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起：李四光、陈小滢、陈西滢、李熙芝（李四光之女）、邹承鲁（李熙芝的先生）、李四光夫人和凌叔华摄于1949年，英国。
往事回眸
－－漫忆李四光一家
作者：杨静远
父亲、女儿、女婿，一门出了三位院士，这是我国科学界独一无二的院士之家。这个家庭，为祖国的尖端科技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现在，他们都相继离世。除了对他们深深的景仰，我还怀着难以消弭的私人怀念。因为，说起来，李四光一家和我家是世交。早在一九二○年以前，我的父母与李四光在留英期间相识，结为知交。我父杨端六在伦敦大学学经济，我母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学文学，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学地质。由于志趣相投，我父还曾有意将他的一妹介绍给李伯伯，但由于我姑姑已另有心上人，未能如愿。我小时候听母亲说到这事，不无惋惜地说，要不然，熙芝就是我的表妹了。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他们先后回国，在漫长的数十年中，聚少离多，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而第二代的我和他们的女儿李林（原名李熙芝），又自然地成了童年时代的好友。下面，我从生活的角度，把我能记忆的点滴记述如下，以示纪念。
上图：李熙芝（李林）和作者摄于上海，约1928年。
在上海
我最早结识李伯伯一家，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上海。那时我母亲再度游学欧洲（法国）归来，把我从北京外祖家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家住北四川路四达里，与周鲠生伯伯一家合居一宅。一九二八年，父亲离开供职八年的商务印书馆，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与李四光、傅斯年分别主持三个研究所，两家来往更密切了。我和熙芝同年出生，我在年头，她在年尾。我只知道李伯伯是湖北黄冈人，最近才从网上得知他祖上是南迁的蒙古族人。李伯母许淑彬是无锡人，学音乐，是一位温文优雅的大家闺秀。那时她开始教熙芝弹钢琴，但熙芝的一个食指因伤短了一截，大概为此没有正规学下去。这张两个五六岁小女孩亲热偎依的合照，是那时留下的仅存的老照片。
上图：胡适在武汉大学讲学时合影（1932年）
在武汉
一九二八年，一批留英同学受命到九省通衙的华中重城武汉，共同筹建以王世杰为第一任校长的国立武汉大学。李四光任筹备委员长。我母亲也在第一批教授之列，任教外文系。一九二九年九月，她带着我先赴武昌，我父因在中研院任职期间患白喉重症，辞职治病，一九三○年九月才去武大，任经济系教授后又兼法学院长。武大原址在武昌东厂口，逼窄简陋，不利发展，李四光倡议并偕同叶雅各教授查访四乡，选定了风光旖旎的东湖畔的珞珈山。一九三二年，新校舍建成，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美丽校园。教授们住进号称山前“十八栋”的别墅式楼房。我家住第三排的三二七号（现编号十七号楼），左侧是前后住过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的“校长楼”，右侧住着教务长皮宗石一家。李四光家住哪座楼，想不起来了。王世杰的长女王雪华、李熙芝和我，同为附设小学的高年级生，成为密友，自称“桃园三结义”。但一九三三年王世杰就任教育部长，王雪华随去南京；大约此前，李四光回上海中央研究院，后去北京就任北大地质系主任，“三结义”就此散伙。不过从一张老照片看，李伯母和熙芝似乎还在珞珈山多待了一段时间。照片前排正中是来武大讲学的胡适，他左侧的三位女士，依次是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因她们的文学成就，被誉为“珞珈三女杰”。胡适右侧的高个子刘秉麟身后露出半张脸的是王世杰，可见这时他还没有离开武大。而后倒数第二排右二的圆脸女士，就是许淑彬。这张合照估计应是摄于一九三二年。我记得，在一次附小的联欢会上，李伯母演唱过英国一战中流行的一首名曲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景山东街
一九三一年夏，母亲为治病，携九岁的我到北京，在景山东街的李四光家住了一个暑假。那是一处幽静的四合院，大门正对着景山的红色东墙。李伯伯好像外出考察去了。李伯母、熙芝和我们母女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熙芝指着景山告诉我，那是煤山，领我去看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我们同游了西郊的“万生园”（即今动物园），动物虽不多，但大门口那一高一矮的两个标志性的看门人，却把游人逗得直乐。一同游故宫，一同骑驴游西山，一同逛琳琅满目的东安市场。看过一次京戏，似乎是梅兰芳演的《天女散花》。李伯母每天给我和熙芝一人一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当时还是稀罕物。到下市时，我们面对面细细啃着那最后一枚美味的鲜果。这样富于文化气息的老北京风情，是我在有点土气的商埠武汉不曾见识过的。
上图：1936年李四光别墅，1970年冬毁于火灾。（照片采自罗时叙《庐山别墅大观》379页）
几上庐山
抗战前，我家大约三次上庐山避暑。西人开发的牯岭别墅区有我外公购置的一所别墅，位于长冲河中段的剑桥路七十八号。李四光家在芦林区有一别墅，李伯伯当时正在庐山上做地质考察。至少有两个夏天，我家和李家常互相串门。一次，熙芝患肺病，她每天要喝六碗牯岭镇送来的牛奶，那是专供山上的洋人饮用的，特别浓纯。后来她的病就好了，眼看就长得壮实起来。她家坐落在半山腰，从阳台望下去，郁郁葱葱的芦林风光尽呈眼底。他们好像刚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具我不曾见过的幻灯式的东西，透过镜头，可以观赏镜片上的各色风景。可惜这别墅在一九七○年毁于火灾。最后一次在庐山相聚是一九三七年夏，我们都已是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王雪华一家住在与我家毗邻的牛津路。三个好友又玩在一起，一同在长冲河里赤着脚跳石头，在凛冽的芦林游泳池里游泳，欣赏外国女孩飞燕式的跳水。这游泳池后来填掉了，开挖了一个大面积的芦林湖。几个步入青春期的女孩也谈起某些私秘的话题。熙芝告诉我们，孩子是怎样由父母孕育出来的。我听了十分惊诧和恶心，她却若无其事，说是她妈告诉她的。可见她家的家教那时就很开明。李伯母好像在搜集山上采石工和建筑工唱的劳动号子，准备作曲。有一个号子我听了一夏，牢牢记在心头：5.5535|6.5616|2-32|1216-|1.23532|1.26-|2.2216|5-5-|6.12-|6165-|1.6535|6-5-||
抗战八年
抗战期间，各校为避战火，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我和雪华同入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乐山武汉大学学文科；雪华入中央大学学医，校址在成都。熙芝在桂林入广西大学学机械。她就是在这时改名李林的。三个朋友分道扬镳，思想交流渐疏，但偶尔通通信。我在《让庐日记》里两次提到熙芝。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接到熙芝从成都来的信，她已经到成都了，我的老朋友！我多想见她啊！”她已毕业，在成都航空研究院工作。十二月六日记：“接到熙芝的信，附一张照片。这老妹子，长变了，电烫头发，看不出什么风度，可是真诚坦白如故。我心里一阵暖。我把它放在嘴上，贴在脸上。啊，人间多少爱！”一九四五年我获密歇根大学东方妇女奖学金,李林通过李约瑟推荐，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奖学金。我们又在重庆聚首，一同跑教育部、外交部、领事馆等办出国手续。这期间我去看过一次李伯伯伯母。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手续都办妥，出国了。
新中国成立后
一九四八年我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一九四九年夏与新婚爱人一同来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李四光夫妇一九五○年在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协助下秘密绕道欧陆回国。李林一九四八年获冶金物理硕士学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她与邹承鲁结婚，一九五一年两人获博士学位后一同回国，分配在上海工作。李林在中科院上海冶金所，一干八年。邹承鲁在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是我在南开中学一九四一级的级友。在校时，他就以才华出众闻名，在一次英文演讲比赛中，他那英姿勃勃的风度，博得了全场师生的赞赏。我们还参加了南开合唱团。毕业时，一九四一级的级歌，就是由他作词，由刘君若和我选曲的。至今还记得歌词的第一句：“莘莘学子来四方，三年风雨聚一堂。”由于他俩工作出色，五十年代某大刊物（好像是《人民画报》）特做了报道。一张图片显示出邹承鲁由李林钢琴伴奏唱歌。
五十年代，我家住外交部街，任地质部长的李伯伯家住相距不远的遂安伯胡同，我有时去拜访他们。他家陈设简朴，只有一台嗡嗡作响的老式电冰箱，他们从不留我吃饭，因为二老都患有糖尿病等，饭菜无盐无糖无味。
我在生下女儿后肺病急剧恶化，得了抑郁症，彻夜失眠。我向二老诉苦。李伯伯开导我说：要多想想世上千千万万比我们痛苦得多的人。他还教我失眠时躺着做静气功，那是他长期对付顽症的办法。后来我在政治运动中成了不齿于人的“分子”，他们也搬到西郊法华寺地质力学所，我再也不便去看望他们。一九七一年李伯伯病逝时，我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下窑挖煤。我在干校一呆三年半，回京无门。一九七三年春节，我请假回京探亲，一面看病，一面四处奔走设法调回北京。二月下旬，继外婆去世，参加告别仪式时，遇见熙芝。相识的还有老一代女作家方令孺（桐城方苞之后），她的女儿陈庆纹（武大我母亲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后改名李伯悌），陈汲（陈西滢之妹，竺可桢之妻），周小松（周鲠生之女）。记得熙芝对我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平时难得见面，每走一位老人，才见上一面。”而今轮到我们自己这一代人一个个走了。几天后，应李伯母之邀，约着保熙（刘秉麟之女），带上我的读初三的儿子严扬，远征西郊法华寺去看李伯母。巷子深深拐进去，是大门，进得大门，是一间长长的房间，沿墙一溜摆放着各色石头，那是李伯伯从各地搜集到的矿石。宅子虽大，却不是温馨宜居的布局。进得第二道门，便是客厅兼会议室的一大间，除了沙发坐椅，没有任何摆设。再往里，一条长廊通向卧室、饭厅等，摆着一架旧钢琴。这家人，就是长期过着这种与工作合而为一的不讲究也不舒适的生活。李伯母已经双目失明，但丝毫不露愁容，仍是那么和蔼、亲切，和我们随便聊着。她特别关心我父母的情况。我父亲已在文革开始时在铺天盖地的声讨大字报中痛苦地病逝。母亲发配在醴陵老家乡间，还在苦熬岁月。两个月后，她就在乡下病逝了。李伯母只是叹息不已。熙芝在一边陪着，话不多。她穿的是一件中式对襟袄，而我穿的是一件显得很革命的深灰色女式军便服。她从来不是一个爱闲聊的人，何况她的工作都属保密性质，我们没有多少交流。
午饭时，邹承鲁回来了，还有他们十几岁的女儿平平（宗平）。邹承鲁比在南开时发福了，我几乎认不出他。我们谈了谈南开的共同熟人，老师，同学，谈到四一级年纪最小而成就最大的朱光亚，他后来在密大再度与我同学，并且同参加一个大合唱团。承鲁说，朱光亚头发全白了，可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饭后我们告辞回家，这是我见到李伯母的最后一面。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社会上人心惶惶，流传着什么“地震表”的说法。我给熙芝写信探问虚实，她断然回答：纯是谣言。
上图：李林、周小松、王雪华和作者1986年摄于焕葆家。
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远在美国从医的王雪华，偕同其夫艾世勋回国探访。她约着几个老友在王焕葆（二任校长王星拱之女，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家见面。一个上午，话哪里说得完，七嘴八舌互通几十年的音信之后，留下了两张珍贵的合照。室内的四人照，左起李林、周小松、王雪华和我，珞珈山上的小朋友，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王焕葆，大概因为是她所摄的。我送给雪华、熙芝各一本从文坛上消失多年刚刚复出的我母亲的文集。
几年前，我弟弟杨弘远（武大生命科学院教授）几次来京开中科院院士的会，与邹承鲁院士同属一个组，得以相识。我和李林通电话时提到这事，她有点腼腆地笑着说：“我也是院士。”我祝贺了他们。她就是这样一个默默地做着贡献但十分低调的人。
中国石油之父李四光早在一九七一年就辞世了。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李林辞世了。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邹承鲁辞世了。中国独一无二的三院士之家，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