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文革即将来临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高二下学期，张崇武找我谈话：“你应当关心政治，多参加社会活动，多和社会联系。你到校广播站里学习当编辑吧。”于是，我就来到了广播站。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工作。
那时广播站的站长是高二（一）班的王治民。他安排我负责每周一、三、五下午的广播内容。就是根据时间的长短选一些阅读的材料，写在安排的记录本上。同时把材料准备好，放在一起。等广播员下课后一来就能找到。校广播站每天广播三次。早上就是转播中央的新闻联播，中午吃饭时要广播一些材料。主要内容是在下午四点以后，那时是课外活动，是主要的广播时间，要一直播到吃晚饭才结束。每天是一男一女两个广播员。广播员都是各班抽调来的干部，学习也一定很好，否则不能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以免影响学习。如娄建华是少先队大队长，张宣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万丽君是团支部委员，还有施乃环，舒本琪……。管理广播站的也个个都是重要干部：张崇武是分团委副书记，夏玲玲是学生会宣传部长，韦琪是副部长……，显示了对广播站这个“阶级斗争工具”的重视。所以他们个个都很不错的。恐怕我是最差的一个，除了学习好，其它都不行，以至于有人戏称我是“一好生”。记得有次武汉市开中学生运动会，学校调几个学习好的人去搞宣传，写写稿件。我却一头钻进运动场的广播站里，帮助他们搞起广播来了。学校带队的金昌林老师见了又好笑又好气。
刚开始编排节目时，我确实是认认真真地去做的。由于我完全没有政治意识。觉得广播就是让别人听得有趣。就专门从《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等科学杂志中挑选一些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供广播员来念。过了两周，张崇武把我找过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你怎么光编排一些科普的文章，时事政治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完全不懂政治，不知道广播站是政治的喉舌。他告诉我：广播站是宣传工具，不是娱乐工具。一个阶级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就要夺取宣传工具。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来关心你。
但什么是政治？按照现在的理论，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一般来说，这个词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而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文革前夕，我们学习的政治是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既然有政治，就一定有阶级，没有也要找一个。人们的神经高度紧张，寻找身边的阶级斗争，在熟人中寻找。把天天在一起的人分成不同的阶级。于是，就有了斗争的对象，也有了斗争的理由和动力。
其实到一九六五年，火药味已经很浓了。只要不是书呆子，是个人都能闻到。先是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批判三家村及其燕山夜话。几年的四清运动挖出一个接一个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面铺得越大，走资派越多，好像一抓一个准。人们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对整个政权的基本估计：是不是各级领导都烂掉了？对政权可靠性的担忧也顺利成章地慢慢地转移到对本单位领导的担忧上：我们单位的领导是不是也烂了？这就给一场运动的大爆发培育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整个国家处于政治的高度敏感时期，政治运动一触即发。
进入高三，每个人都进入高度“备战”状态。几乎所有高三的学生会和分团委的干部都不再担任职务，回到班上安心学习。可能是广播站不是太耽误学习吧，也可能是看到我学习一点也不吃力，反而从那时起，任命我当广播站的站长，高一（工读班）的李新新为副站长。我们两个就住在广播站里。
广播站在教学楼的三楼，和宿舍相隔一条马路，是个完全隔离的天地。每天晚上的晚自习结束后，同学们逐渐走回宿舍，整个教学楼就安静下来，变得漆黑一团。连拉线开关的塑料头被风吹得撞到墙壁上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任何一点声音都会引起巨大的回响。刚开始真的有些不习惯。倒不是怕，那时胆子已经很大了。但毕竟是突然从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来到安静无比的地方。后来慢慢习惯了，倒觉得是个好地方。
广播站就只有一间房，摆了两张大桌子。一张放满了扩音机，录音机，话筒等广播设备。另一张桌子则用来写东西，放有关资料。还有一个上下铺。我睡上面，李新新睡下面。这里就是我高三整天呆的地方了。特别是到后来复习阶段，我干脆就呆在那里用黑板做练习。
站长是个管人管事的“官”。而我对“官”的要求根本就搞不清楚，只知道是管事的，对如何处理矛盾，如何处理关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误会，闹一些笑话，做了一些其它“官”们决不会去做的事情。
有天晚上，我和李新新刚睡下，突然听见远处一片嘈杂声，还有人在叫：“失火啦！”我赶忙跑到窗户旁一看，只见不远处的湖北外语学院火光冲天，显然是失火了。我连忙跑下楼，看见值班的老师正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就问他：“我们赶快去救火啊！？”老师摆摆手，“不要乱动。听领导的。”我回到三楼广播站，看到火越来越大，再也忍不住了，立即打开广播喊了起来：“隔壁有单位失火了，请同学们赶快去救火！”喊了两遍后，我也跑出去，提起一个灭火机，也赶往火场。路上碰到很多同学也在往那里跑。到了那里，房子已经烧塌了。我提起灭火机，倒过来就喷。其实对大火而言，一个灭火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几个灭火机才勉强把一个木头柱子上的火压下来，但泡沫一喷完，火立刻就反扑过来，大家不得不后退几步。直到消防车来后，巨大的水柱才把火势压了下来。
后来听宿舍的同学们说，那天大火刚一开始，同学们就知道了。大家都往下冲，但在楼梯口被值班的老师拦住了，说要等请示领导。正在僵持时，广播响了，大家立刻一窝蜂地冲了出去。好在没有同学出什么事，事后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了解事情的全过程。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就这样不了了之。
那时我是个急性子，在当“官”时其毛病充分地暴露出来。那时，刚好发表了毛主席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我立刻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学习。“我们办广播站已经一年多了……”，话还没有落音，就遭到大家的一致反驳：”谁说才办了一年多？”，“你这是瞎说！”。我真的很尴尬，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是想让大家学习毛主席的题词而已。看来当头说话要三思而行。
不过，广播站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宽容，也很友好。后来我回想起来，之所以他们那么好，恐怕还是因为来的都是各班的干部，对我这个从没有当过官的人做错了什么也不太在意吧。
在广播站，我们有时也搞些技术训练。主要是教广播员们熟悉扩音机和录音机的基本原理，电子线路的基本常识。这样在工作时出了些小问题时不至于卡壳，能及时排除故障，保证广播的顺利进行。这时大家是最快乐的，经常是笑话不断。那些小姑娘真的胆子很大，个子小的够不着接喇叭的闸刀，就掂起脚来，用手指尖顶着闸刀的金属部分往上推，手指上不停地冒火花。好在电压不是很高，也不会触电，但总是看得胆战心惊。所以安全教育也是其中之一。广播大喇叭又大又重，由一个大喇叭筒，后面扭上一个大铁疙瘩拼起来的。我们就简称那铁疙瘩是“喇叭屁股”。那天考试，万丽君突然摸着喇叭后面的铁疙瘩问：“这个喇叭屁股怎么安上去啊？”大家先是呆了一下，接着轰的一声大笑起来，搞得她满脸通红。
我和李新新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他的体质很差，我的身体特别好。他是个慢性子，而我是急性子。但他的思维很有条理，就这点看，和我倒很合得来。所以经常在床上讨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记得有一天我突然问他：“如果不小心用错了毛巾，用洗脸毛巾洗脚和用洗脚毛巾洗脸哪个损失更大？”我感到很难判断。但李新新思索了一下，肯定地说：“还是用洗脚毛巾洗脸损失大。因为如果用洗脸毛巾洗脚后，可以用肥皂把毛巾仔细地洗干净，再用开水烫一烫也行，最多把它扔掉也行，反正是可以挽回的。而用洗脚毛巾洗脸则是既成事实，不能挽回的。”我反驳道：“脸还不是可以用肥皂多洗两次嘛！”他摇摇头说：“那心里的创伤是不同的。”我不以为然。但后来所经历的事情证明他的思路是对的，客观事物如果加上人为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可以完全不同。例如：经过几年农村的艰苦磨练，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出来，可能就和心理因素有关。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我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我是高一写的入团申请书。记得那时候是躲在一边写的。写完后折成一团，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写标题，就偷偷展开一头，匆匆地写下“申请书”三个字。找到班主任往他手里一塞，回头就走。走了很远才回头看看，发现老师正在颠来倒去地看那张纸。原来我只是展开纸的一边，没有打开看，申请书三个字写在申请书的最后面，而且写颠倒了。不过也算是写过了。高三刚开学，班团支部就对我进行入团资格的讨论。大部分人对我是同意的，理由是学习好，做事雷厉风行。也有少数人不同意，认为我处理人际关系很成问题。表决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记得十四号那天，我正好在分团委办公室里做什么事情。班上的组织委员来找书记金昌林签字，可能是入团通知书吧。等他离开后，金老师很严肃地跟我说：“你的入团申请我们批准了，但你的缺点还是很多的。你要加强思想学习，不断改造自己。”我赶快回到教室。一进教室，几个人就笑了起来：“他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张崇武高兴地把我叫到教室外面，把通知书递给我，并表示祝贺。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努力争取入党吧。”他听了非常高兴，觉得我还没有歇一口气的思想。但几十年之后，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看见的东西太多，我不仅不再要求入党，甚至，连工厂的党支部书记教我们如何写申请书，我都装聋作哑。这里的个中原因，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看看我后来的经历，也许就明白了。到了高三下学期，高考临近。我不再是站长，李新新和罗吉春两人负责广播站的工作。不久，学校搬到原湖北省外语学院的地方，离原先的旧址不过一里路。虽然我离开了广播站，但是仍然和大家有很密切的联系，经常到广播站玩，晚上也时常到那里复习功课。广播站在我心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广播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再生”的地方。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社会，第一次接触了政治。当然，也把我从一个极端带到另一个极端，变得对政治近乎狂热的地步。也恰好从那时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随后几年里，人们对广播站是如此关心，成了各派力量争夺的重点。人们疯狂地争吵，叫骂，把它看作自己的喉舌。我也被卷到这个漩涡里。这些，可都是我始料未及的了。
随着政治气息越来越浓，每个人都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报纸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措辞越来越严厉。令人不寒而栗，也令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的年轻人兴奋和躁动。黑云滚滚，硝烟滚滚，一场铺天盖地运动就要来了。几亿中国人民，刚刚从一百多年的战乱中缓过气来，修生养息才不过十七年，就无一幸免地被拖入巨大的深渊。国家也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差点被世界开除了球籍。十年浩劫，没有一个是赢家。文革中捞到好处的，后来都不得好死；而最后打败四人帮的，个个都脱了一层皮，仅剩了一条命。而这，就是政治！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洗礼，荡涤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可以说；每个人在十年动乱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两个姐姐，弟弟小林，也包括我的爸爸和妈妈。十年后，每个人都在重新审视自己，也在重新审视对方。最后发现：大家都变了！只不过有的人变得更成熟，有的人则向相反的方向在变。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对人的磨练和改造。
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场电影叫《非常事件》。说的是一艘苏联油船在经过台湾海峡时被国民党军队扣押，经过苏联跟他们好几年的谈判才得以解决。油船上有好几十人。其中有的人几个月后就被释放，有的几年后才释放，还有几个人则永远留在了台湾。船上的人在事件发生之前是百人百态，各有特点。在这个突发事件中每个人的特点都暴露出来，各有各的表现。有些表现决定了他（她）们一生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事件”。我们家里人的变化，后面再说吧。这里暂且打住。
（第一部分完）
广播站部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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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二附中广播站
高二下学期，张崇武找我谈话：“你应当关心政治，多参加社会活动，多和社会联系。你到校广播站里学习当编辑吧。”于是，我就来到了广播站。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工作。
那时广播站的站长是高二（一）班的王治民。他安排我负责每周一、三、五下午的广播内容。就是根据时间的长短选一些阅读的材料，写在安排的记录本上。同时把材料准备好，放在一起。等广播员下课后一来就能找到。校广播站每天广播三次。早上就是转播中央的新闻联播，中午吃饭时要广播一些材料。主要内容是在下午四点以后，那时是课外活动，是主要的广播时间，要一直播到吃晚饭才结束。每天是一男一女两个广播员。广播员都是各班抽调来的干部，学习也一定很好，否则不能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以免影响学习。如娄建华是少先队大队长，张宣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万丽君是团支部委员，还有施乃环，舒本琪……。管理广播站的也个个都是重要干部：张崇武是分团委副书记，夏玲玲是学生会宣传部长，韦琪是副部长……，显示了对广播站这个“阶级斗争工具”的重视。所以他们个个都很不错的。恐怕我是最差的一个，除了学习好，其它都不行，以至于有人戏称我是“一好生”。记得有次武汉市开中学生运动会，学校调几个学习好的人去搞宣传，写写稿件。我却一头钻进运动场的广播站里，帮助他们搞起广播来了。学校带队的金昌林老师见了又好笑又好气。
刚开始编排节目时，我确实是认认真真地去做的。由于我完全没有政治意识。觉得广播就是让别人听得有趣。就专门从《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等科学杂志中挑选一些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供广播员来念。过了两周，张崇武把我找过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你怎么光编排一些科普的文章，时事政治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完全不懂政治，不知道广播站是政治的喉舌。他告诉我：广播站是宣传工具，不是娱乐工具。一个阶级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就要夺取宣传工具。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来关心你。
但什么是政治？按照现在的理论，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一般来说，这个词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而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文革前夕，我们学习的政治是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既然有政治，就一定有阶级，没有也要找一个。人们的神经高度紧张，寻找身边的阶级斗争，在熟人中寻找。把天天在一起的人分成不同的阶级。于是，就有了斗争的对象，也有了斗争的理由和动力。
其实到一九六五年，火药味已经很浓了。只要不是书呆子，是个人都能闻到。先是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批判三家村及其燕山夜话。几年的四清运动挖出一个接一个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面铺得越大，走资派越多，好像一抓一个准。人们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对整个政权的基本估计：是不是各级领导都烂掉了？对政权可靠性的担忧也顺利成章地慢慢地转移到对本单位领导的担忧上：我们单位的领导是不是也烂了？这就给一场运动的大爆发培育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整个国家处于政治的高度敏感时期，政治运动一触即发。
进入高三，每个人都进入高度“备战”状态。几乎所有高三的学生会和分团委的干部都不再担任职务，回到班上安心学习。可能是广播站不是太耽误学习吧，也可能是看到我学习一点也不吃力，反而从那时起，任命我当广播站的站长，高一（工读班）的李新新为副站长。我们两个就住在广播站里。
广播站在教学楼的三楼，和宿舍相隔一条马路，是个完全隔离的天地。每天晚上的晚自习结束后，同学们逐渐走回宿舍，整个教学楼就安静下来，变得漆黑一团。连拉线开关的塑料头被风吹得撞到墙壁上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任何一点声音都会引起巨大的回响。刚开始真的有些不习惯。倒不是怕，那时胆子已经很大了。但毕竟是突然从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来到安静无比的地方。后来慢慢习惯了，倒觉得是个好地方。
广播站就只有一间房，摆了两张大桌子。一张放满了扩音机，录音机，话筒等广播设备。另一张桌子则用来写东西，放有关资料。还有一个上下铺。我睡上面，李新新睡下面。这里就是我高三整天呆的地方了。特别是到后来复习阶段，我干脆就呆在那里用黑板做练习。
站长是个管人管事的“官”。而我对“官”的要求根本就搞不清楚，只知道是管事的，对如何处理矛盾，如何处理关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误会，闹一些笑话，做了一些其它“官”们决不会去做的事情。
有天晚上，我和李新新刚睡下，突然听见远处一片嘈杂声，还有人在叫：“失火啦！”我赶忙跑到窗户旁一看，只见不远处的湖北外语学院火光冲天，显然是失火了。我连忙跑下楼，看见值班的老师正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就问他：“我们赶快去救火啊！？”老师摆摆手，“不要乱动。听领导的。”我回到三楼广播站，看到火越来越大，再也忍不住了，立即打开广播喊了起来：“隔壁有单位失火了，请同学们赶快去救火！”喊了两遍后，我也跑出去，提起一个灭火机，也赶往火场。路上碰到很多同学也在往那里跑。到了那里，房子已经烧塌了。我提起灭火机，倒过来就喷。其实对大火而言，一个灭火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几个灭火机才勉强把一个木头柱子上的火压下来，但泡沫一喷完，火立刻就反扑过来，大家不得不后退几步。直到消防车来后，巨大的水柱才把火势压了下来。
后来听宿舍的同学们说，那天大火刚一开始，同学们就知道了。大家都往下冲，但在楼梯口被值班的老师拦住了，说要等请示领导。正在僵持时，广播响了，大家立刻一窝蜂地冲了出去。好在没有同学出什么事，事后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了解事情的全过程。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就这样不了了之。
那时我是个急性子，在当“官”时其毛病充分地暴露出来。那时，刚好发表了毛主席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我立刻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学习。“我们办广播站已经一年多了……”，话还没有落音，就遭到大家的一致反驳：”谁说才办了一年多？”，“你这是瞎说！”。我真的很尴尬，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是想让大家学习毛主席的题词而已。看来当头说话要三思而行。
不过，广播站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宽容，也很友好。后来我回想起来，之所以他们那么好，恐怕还是因为来的都是各班的干部，对我这个从没有当过官的人做错了什么也不太在意吧。
在广播站，我们有时也搞些技术训练。主要是教广播员们熟悉扩音机和录音机的基本原理，电子线路的基本常识。这样在工作时出了些小问题时不至于卡壳，能及时排除故障，保证广播的顺利进行。这时大家是最快乐的，经常是笑话不断。那些小姑娘真的胆子很大，个子小的够不着接喇叭的闸刀，就掂起脚来，用手指尖顶着闸刀的金属部分往上推，手指上不停地冒火花。好在电压不是很高，也不会触电，但总是看得胆战心惊。所以安全教育也是其中之一。广播大喇叭又大又重，由一个大喇叭筒，后面扭上一个大铁疙瘩拼起来的。我们就简称那铁疙瘩是“喇叭屁股”。那天考试，万丽君突然摸着喇叭后面的铁疙瘩问：“这个喇叭屁股怎么安上去啊？”大家先是呆了一下，接着轰的一声大笑起来，搞得她满脸通红。
我和李新新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他的体质很差，我的身体特别好。他是个慢性子，而我是急性子。但他的思维很有条理，就这点看，和我倒很合得来。所以经常在床上讨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记得有一天我突然问他：“如果不小心用错了毛巾，用洗脸毛巾洗脚和用洗脚毛巾洗脸哪个损失更大？”我感到很难判断。但李新新思索了一下，肯定地说：“还是用洗脚毛巾洗脸损失大。因为如果用洗脸毛巾洗脚后，可以用肥皂把毛巾仔细地洗干净，再用开水烫一烫也行，最多把它扔掉也行，反正是可以挽回的。而用洗脚毛巾洗脸则是既成事实，不能挽回的。”我反驳道：“脸还不是可以用肥皂多洗两次嘛！”他摇摇头说：“那心里的创伤是不同的。”我不以为然。但后来所经历的事情证明他的思路是对的，客观事物如果加上人为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可以完全不同。例如：经过几年农村的艰苦磨练，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出来，可能就和心理因素有关。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我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我是高一写的入团申请书。记得那时候是躲在一边写的。写完后折成一团，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写标题，就偷偷展开一头，匆匆地写下“申请书”三个字。找到班主任往他手里一塞，回头就走。走了很远才回头看看，发现老师正在颠来倒去地看那张纸。原来我只是展开纸的一边，没有打开看，申请书三个字写在申请书的最后面，而且写颠倒了。不过也算是写过了。高三刚开学，班团支部就对我进行入团资格的讨论。大部分人对我是同意的，理由是学习好，做事雷厉风行。也有少数人不同意，认为我处理人际关系很成问题。表决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记得十四号那天，我正好在分团委办公室里做什么事情。班上的组织委员来找书记金昌林签字，可能是入团通知书吧。等他离开后，金老师很严肃地跟我说：“你的入团申请我们批准了，但你的缺点还是很多的。你要加强思想学习，不断改造自己。”我赶快回到教室。一进教室，几个人就笑了起来：“他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张崇武高兴地把我叫到教室外面，把通知书递给我，并表示祝贺。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努力争取入党吧。”他听了非常高兴，觉得我还没有歇一口气的思想。但几十年之后，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看见的东西太多，我不仅不再要求入党，甚至，连工厂的党支部书记教我们如何写申请书，我都装聋作哑。这里的个中原因，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看看我后来的经历，也许就明白了。到了高三下学期，高考临近。我不再是站长，李新新和罗吉春两人负责广播站的工作。不久，学校搬到原湖北省外语学院的地方，离原先的旧址不过一里路。虽然我离开了广播站，但是仍然和大家有很密切的联系，经常到广播站玩，晚上也时常到那里复习功课。广播站在我心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广播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再生”的地方。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社会，第一次接触了政治。当然，也把我从一个极端带到另一个极端，变得对政治近乎狂热的地步。也恰好从那时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随后几年里，人们对广播站是如此关心，成了各派力量争夺的重点。人们疯狂地争吵，叫骂，把它看作自己的喉舌。我也被卷到这个漩涡里。这些，可都是我始料未及的了。
文革即将来临
随着政治气息越来越浓，每个人都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报纸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措辞越来越严厉。令人不寒而栗，也令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的年轻人兴奋和躁动。黑云滚滚，硝烟滚滚，一场铺天盖地运动就要来了。几亿中国人民，刚刚从一百多年的战乱中缓过气来，修生养息才不过十七年，就无一幸免地被拖入巨大的深渊。国家也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差点被世界开除了球籍。十年浩劫，没有一个是赢家。文革中捞到好处的，后来都不得好死；而最后打败四人帮的，个个都脱了一层皮，仅剩了一条命。而这，就是政治！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洗礼，荡涤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可以说；每个人在十年动乱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两个姐姐，弟弟小林，也包括我的爸爸和妈妈。十年后，每个人都在重新审视自己，也在重新审视对方。最后发现：大家都变了！只不过有的人变得更成熟，有的人则向相反的方向在变。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对人的磨练和改造。
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场电影叫《非常事件》。说的是一艘苏联油船在经过台湾海峡时被国民党军队扣押，经过苏联跟他们好几年的谈判才得以解决。油船上有好几十人。其中有的人几个月后就被释放，有的几年后才释放，还有几个人则永远留在了台湾。船上的人在事件发生之前是百人百态，各有特点。在这个突发事件中每个人的特点都暴露出来，各有各的表现。有些表现决定了他（她）们一生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事件”。我们家里人的变化，后面再说吧。这里暂且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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