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小序：
1， 西进，西征，建立 甘西-青海-新疆 区域 是张国焘 陈昌浩 徐向前等长久的老计谋，由来已久。
2，西线进兵 是张国焘等 为了与中央闹独立的既定方针，是抗拒中央要求四方面军北上命令的对策。
3，在右路军（或曰 红4方面军）三个军 西渡黄河之后，在陈昌浩 徐向前 成立了西路军之后
4，中央和军委 迁就 退让 接受既成事实，认可批准了西路军及其西进决定
5，当时的中央 即老 右路军 在陕北也是处境危艰
6，陈 徐 同时联系的有 中央军委，毛周，朱德 张国焘 彭德怀 等，因此有至少一半不是毛周电报指示
其中 张国焘（红军总政委）直接与陈徐 电报联系也不少
7， 因此 不能把张国焘朱德或其他人发给陈徐的电报 都 按到毛周头上。
-------------------------------------------------------------------
楼主：谢汝良 时间：2007-02-18 22:07:46
贴出点专业人士的帖子,那肯定比俺们这些业余的强:
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之一）
张嘉选
近十年来，党史学界对红军西路军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彻底否定“传统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
这的确是值得令人称道的好事。它不仅使辛存于世、漂落八方的原西路军战士得到了公正的待遇，而且，在党史学研究领域也带了一个活跃学术气氛的好头。
但是，统观西路军史研究的结果，我们在拍手称贺之余，心中尚留一丝小小的遗憾学术界在对西路军史研究中，特别是对西路军失败原因之“传统观点”的否定中，有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在西路军研究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否定了传统的观点”。“传统的观点”指的是什么呢?“长期以来传统观点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而造成的。”接着，作者以十分强调的语气说：“这种观点最早来自毛泽东”。（周忠喻《对红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攀登》1989年第4期）
诸多文章在否定了毛泽东的这种“最早”的“传统观点”之后，得出了千篇一律的结论：“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即定方针”；“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忠喻《对红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攀登》1989年第4期）
不能一概认为上述结论都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认为其内之关键问题是有悖历史真实的。这里，我们本着事实求是的原则，对西路路军历史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讨论，就学术研究中的某些观点予以辩正。
初读毛泽东的一番话，心中暗自惊诧：作为一党之领袖竟如此出言之轻率!然翻阅历史之案宗，方判定毛泽东并非“信口雌黄”。
所谓来自毛泽东的“最早的传统观点”，是指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的谈话。毛泽东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转引《社会科学》(甘肃)1980年第2期）
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我是从1986年以后才开始有所接触、逐渐有所了解的。当然，在这一时期所了解的，均如上述所云的西路军从组建到西行等概为党中央之战略部署，头脑中自然也就形成了这样的概念。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席话我是在此后看到的。二者对比，大相径庭。因此，在暗自惊诧之余，内心顿生疑窦：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一党之领袖的毛泽东何以如此出言无据?难道仅仅是为推脱责任(何况并不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仅仅是为了政治斗争之需而要欺骗一个中国、乃至欺骗一个世界不成!更何况他讲此番话是在西路军战场硝烟刚刚消尽，而此事件之余波尚未平息的1937年12月讲给西路军当事人听的!如果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话，毛泽东就不考虑其后果吗?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责任心鞭策着我寻根摸底去探讨个究竟。于是，我带着满腹的大惑不解，埋头于党史资料的海洋之中，去寻找可令自己信服的佐证，来彻底释解漂浮于内心世界的疑云。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要求我必须让历史事实站出来说话。我注意到，十年来研究西路军历史的论文、论著大都是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领导人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相互往来的电报来探讨这一历史的。那末，这里亦用同样的资料来源双方的往来通电来验证毛泽东的这番话能否经得住历史的评判
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之一）
张嘉选
近十年来，党史学界对红军西路军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彻底否定“传统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
这的确是值得令人称道的好事。它不仅使辛存于世、漂落八方的原西路军战士得到了公正的待遇，而且，在党史学研究领域也带了一个活跃学术气氛的好头。
但是，统观西路军史研究的结果，我们在拍手称贺之余，心中尚留一丝小小的遗憾学术界在对西路军史研究中，特别是对西路军失败原因之“传统观点”的否定中，有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在西路军研究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否定了传统的观点”。“传统的观点”指的是什么呢?“长期以来传统观点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而造成的。”接着，作者以十分强调的语气说：“这种观点最早来自毛泽东”。（周忠喻《对红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攀登》1989年第4期）
诸多文章在否定了毛泽东的这种“最早”的“传统观点”之后，得出了千篇一律的结论：“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即定方针”；“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忠喻《对红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攀登》1989年第4期）
不能一概认为上述结论都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认为其内之关键问题是有悖历史真实的。这里，我们本着事实求是的原则，对西路路军历史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讨论，就学术研究中的某些观点予以辩正。
初读毛泽东的一番话，心中暗自惊诧：作为一党之领袖竟如此出言之轻率!然翻阅历史之案宗，方判定毛泽东并非“信口雌黄”。
所谓来自毛泽东的“最早的传统观点”，是指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的谈话。毛泽东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转引《社会科学》(甘肃)1980年第2期）
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我是从1986年以后才开始有所接触、逐渐有所了解的。当然，在这一时期所了解的，均如上述所云的西路军从组建到西行等概为党中央之战略部署，头脑中自然也就形成了这样的概念。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席话我是在此后看到的。二者对比，大相径庭。因此，在暗自惊诧之余，内心顿生疑窦：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一党之领袖的毛泽东何以如此出言无据?难道仅仅是为推脱责任(何况并不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仅仅是为了政治斗争之需而要欺骗一个中国、乃至欺骗一个世界不成!更何况他讲此番话是在西路军战场硝烟刚刚消尽，而此事件之余波尚未平息的1937年12月讲给西路军当事人听的!如果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话，毛泽东就不考虑其后果吗?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责任心鞭策着我寻根摸底去探讨个究竟。于是，我带着满腹的大惑不解，埋头于党史资料的海洋之中，去寻找可令自己信服的佐证，来彻底释解漂浮于内心世界的疑云。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要求我必须让历史事实站出来说话。我注意到，十年来研究西路军历史的论文、论著大都是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领导人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相互往来的电报来探讨这一历史的。那末，这里亦用同样的资料来源双方的往来通电来验证毛泽东的这番话能否经得住历史的评判
楼主：谢汝良 时间：2007-02-18 22:11:01
一、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十月底全部西度黄河，不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的时间是1936年10月，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来电言明的“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的意思，即行调整与部署了我军占领宁夏的军事行动。1936年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绝对秘密”电报中指出：“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1)……略；(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
1936年10月，中央军委拟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对红四方面军的具体部署为：“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通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从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看，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之主力部队的任务应是南下防御，尔后参加宁夏战役。
直到1936年10月24日，中央仍不允许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渡河。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周恩来(来下简称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三十军渡河是《十月份作战纲领》之即定决策。于是，在10月24日夜半，三十军之263团驾驶木船在强渡黄河成功。25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即日，毛、周致电朱德(以下简称朱)、张国焘(以下简称张)、彭德怀(以下简称彭)任弼时(以下简称任)徐向前(以下简称徐)、陈昌浩(以下简称陈)等人，再次强调了防御南敌进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电报说：“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之间，北面作战的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可见，中央军委的作战方略一向明确，对四方面军的军事部署前后一致。
但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没有或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决策，他执意不肯坚守南线抗击北进之敌，而是要西渡黄河将势力发展至甘肃西部。对之，党中央已经察觉。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6日给彭德怀的绝密电文中密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10月30日，林武给王明的电报中亦称：“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迫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张国焘这一行为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他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中央令其停顿南敌之命令，方使敌人得以在不受抵抗之情况下，从容地、快速地向北压来，迫使红军处于南北两敌之间回旋余地极狭的“夹缝”里。同时，一方面军攻打宁夏的部队因疲于应付南来之敌的追击而再没有渡河的机会，宁夏战役计划再也没有实施的可能，不得不中途“流产”。渡过黄河的三个军只能处于孤单无援的境地。(事实上此时已埋下了河西部队走向失败的伏笔)党中央的《十月份作战纲领》遂告“流产”，不得不在11月8日重新提出《作战新计划》。这一新计划“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这又是一次在被动局势下不得已采取的主动转移战略。如果不是以后西安事变发生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战略大转移就有可能被写进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史册之中。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37年12月讲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并不是强加给张国焘的“莫须有”，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的时间是1936年10月，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来电言明的“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的意思，即行调整与部署了我军占领宁夏的军事行动。1936年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绝对秘密”电报中指出：“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1)……略；(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
1936年10月，中央军委拟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对红四方面军的具体部署为：“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通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从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看，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之主力部队的任务应是南下防御，尔后参加宁夏战役。
直到1936年10月24日，中央仍不允许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渡河。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周恩来(来下简称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三十军渡河是《十月份作战纲领》之即定决策。于是，在10月24日夜半，三十军之263团驾驶木船在强渡黄河成功。25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即日，毛、周致电朱德(以下简称朱)、张国焘(以下简称张)、彭德怀(以下简称彭)任弼时(以下简称任)徐向前(以下简称徐)、陈昌浩(以下简称陈)等人，再次强调了防御南敌进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电报说：“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之间，北面作战的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可见，中央军委的作战方略一向明确，对四方面军的军事部署前后一致。
但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没有或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决策，他执意不肯坚守南线抗击北进之敌，而是要西渡黄河将势力发展至甘肃西部。对之，党中央已经察觉。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6日给彭德怀的绝密电文中密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10月30日，林武给王明的电报中亦称：“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迫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张国焘这一行为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他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中央令其停顿南敌之命令，方使敌人得以在不受抵抗之情况下，从容地、快速地向北压来，迫使红军处于南北两敌之间回旋余地极狭的“夹缝”里。同时，一方面军攻打宁夏的部队因疲于应付南来之敌的追击而再没有渡河的机会，宁夏战役计划再也没有实施的可能，不得不中途“流产”。渡过黄河的三个军只能处于孤单无援的境地。(事实上此时已埋下了河西部队走向失败的伏笔)党中央的《十月份作战纲领》遂告“流产”，不得不在11月8日重新提出《作战新计划》。这一新计划“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这又是一次在被动局势下不得已采取的主动转移战略。如果不是以后西安事变发生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战略大转移就有可能被写进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史册之中。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37年12月讲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并不是强加给张国焘的“莫须有”，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楼主：谢汝良 时间：2007-02-18 22:12:57
二、对已渡河之部队，中央军委令其向宁夏方向进军，而不是向甘西运动。
在什么时候占领甘肃西部，中央军委早已作了部署。在四方面军长征未达会宁之前，林育英、洛甫、博古、毛泽东给朱、张、任的绝密电报中向他们详细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第一，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第二，确保抗击胡宗南取得胜利、至少不使其成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障碍；第三，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担负筘制敌军之任务；第四，“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中央的意见非常明确：占领甘西不是现阶段的任务。1936年9月16日，毛、周、彭在给朱、张的回电中再次强调了中央、中央军委的近期军事行动目标的重点为宁夏：“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
近年来，在有关研究西路军历史的论文、论著中几乎同执一词，认为组成西路军、打通新疆的目的是同苏联取得联系，以期接受共产国际对红军的武器援协。事实上这里存在有误解之处。欲打通苏联接受武器援助是事实，但在路线、地点等具体问题上作如是说与中央的决策是有出入的。1936年9月19日，毛、周、彭在给朱、张的回电中明确说：“……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这里反复强调了要接受苏联武器就必须占领宁夏，决没有占领甘西到新疆去接受武器的意思。这是关键之处。近年来学术界同仁在研究西路军史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1936年10月24日三十军渡过黄河之后，中央军委对四方面军的指示仍未变化：四方面军之河东的两个军仍须执行南下御敌的任务；河西部队向宁夏之中卫、定远营一带进军。10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原件如此)物攻宁的战略枢纽”。10月30日，林武给王明的电报亦说：“依照国际指示占领宁夏。红军三个方面军业已会合，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约一万七千人已渡过黄河占领靖远西北地区，准备向定远、中卫进”。
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一文中也这样说：“渡河后的我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步，向宁夏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当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看来渡河部队对中央的部署很明确，他们正是按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一步步接近宁夏，而不是向甘西发展靠近新疆。
形势发生变化是在1936年11月初。河西三个军占领一条山、五佛寺一带后，宁夏战役不能如期进行。攻打宁夏的一方面军主力没有西渡之机，四方面军主力只好背靠黄河固守待机。然这里自然条件极差，大部队在此长期集结难稳脚跟。于是，在1936年11月2日，徐、陈电告朱、张、毛、周：“甲、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原文如此)山地区河车(谷)间还不能放重兵。乙、我们建议：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带(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二、或单游击定远营；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东转来接主力过河。”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河西部队在处境不允许久停一地，之情况下已有被迫改变行军方向、向甘西进军、建立甘北苏区之意图。
接徐、陈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与张国焘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毛、周在11月3日电告朱、张及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毛、周的意思很明确：河西部队分兵力可以向西移动，但不能离黄河太远；一条山、五佛寺不能放弃，以便策应河东部队及红一方面军主力过河。
张国焘于11月5日给徐向前、陈易浩的电报内容就大不一样了。他在电文之第五条中指示徐、陈：“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着重号为我加的)“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张国焘的这一命令与中央的指示相去甚远。其一，中央没有让河西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部署。宁夏战役虽未按既定方略实现，但此时并未放弃这一战役计划，因此，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的任务没有根本变化；其二，张国焘提示河西部队迅速占凉州，事实上已擅自改变了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因而也就等于置中央决策于不顾，放弃宁夏战役，朝河西走廊延伸。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意义上讲，此时渡河部队进入河西走廊它不仅不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恰恰是与其背道而驰。同时，张国焘还指示徐、陈：“你们尽可能派一部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渡口在我手中，但不能因此防(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流(留)兵力守渡口”。
在接到张国焘电报的次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央军委：因我兵力不能分散，故“决定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至此，河西部队已事实上无法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之前，其行动方向及任务已完全地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所谓西路军西行是执行党中央命令之说缺乏历史根据。
在什么时候占领甘肃西部，中央军委早已作了部署。在四方面军长征未达会宁之前，林育英、洛甫、博古、毛泽东给朱、张、任的绝密电报中向他们详细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第一，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第二，确保抗击胡宗南取得胜利、至少不使其成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障碍；第三，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担负筘制敌军之任务；第四，“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中央的意见非常明确：占领甘西不是现阶段的任务。1936年9月16日，毛、周、彭在给朱、张的回电中再次强调了中央、中央军委的近期军事行动目标的重点为宁夏：“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
近年来，在有关研究西路军历史的论文、论著中几乎同执一词，认为组成西路军、打通新疆的目的是同苏联取得联系，以期接受共产国际对红军的武器援协。事实上这里存在有误解之处。欲打通苏联接受武器援助是事实，但在路线、地点等具体问题上作如是说与中央的决策是有出入的。1936年9月19日，毛、周、彭在给朱、张的回电中明确说：“……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这里反复强调了要接受苏联武器就必须占领宁夏，决没有占领甘西到新疆去接受武器的意思。这是关键之处。近年来学术界同仁在研究西路军史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1936年10月24日三十军渡过黄河之后，中央军委对四方面军的指示仍未变化：四方面军之河东的两个军仍须执行南下御敌的任务；河西部队向宁夏之中卫、定远营一带进军。10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原件如此)物攻宁的战略枢纽”。10月30日，林武给王明的电报亦说：“依照国际指示占领宁夏。红军三个方面军业已会合，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约一万七千人已渡过黄河占领靖远西北地区，准备向定远、中卫进”。
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一文中也这样说：“渡河后的我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步，向宁夏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当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看来渡河部队对中央的部署很明确，他们正是按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一步步接近宁夏，而不是向甘西发展靠近新疆。
形势发生变化是在1936年11月初。河西三个军占领一条山、五佛寺一带后，宁夏战役不能如期进行。攻打宁夏的一方面军主力没有西渡之机，四方面军主力只好背靠黄河固守待机。然这里自然条件极差，大部队在此长期集结难稳脚跟。于是，在1936年11月2日，徐、陈电告朱、张、毛、周：“甲、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原文如此)山地区河车(谷)间还不能放重兵。乙、我们建议：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带(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二、或单游击定远营；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东转来接主力过河。”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河西部队在处境不允许久停一地，之情况下已有被迫改变行军方向、向甘西进军、建立甘北苏区之意图。
接徐、陈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与张国焘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毛、周在11月3日电告朱、张及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毛、周的意思很明确：河西部队分兵力可以向西移动，但不能离黄河太远；一条山、五佛寺不能放弃，以便策应河东部队及红一方面军主力过河。
张国焘于11月5日给徐向前、陈易浩的电报内容就大不一样了。他在电文之第五条中指示徐、陈：“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着重号为我加的)“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张国焘的这一命令与中央的指示相去甚远。其一，中央没有让河西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部署。宁夏战役虽未按既定方略实现，但此时并未放弃这一战役计划，因此，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的任务没有根本变化；其二，张国焘提示河西部队迅速占凉州，事实上已擅自改变了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因而也就等于置中央决策于不顾，放弃宁夏战役，朝河西走廊延伸。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意义上讲，此时渡河部队进入河西走廊它不仅不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恰恰是与其背道而驰。同时，张国焘还指示徐、陈：“你们尽可能派一部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渡口在我手中，但不能因此防(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流(留)兵力守渡口”。
在接到张国焘电报的次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央军委：因我兵力不能分散，故“决定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至此，河西部队已事实上无法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之前，其行动方向及任务已完全地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所谓西路军西行是执行党中央命令之说缺乏历史根据。
楼主：谢汝良 时间：2007-02-18 22:14:33
三、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
上述已经证明，中央并无在进行宁夏战役前后组成西路军的计划。因为占领宁夏南部区是为了接受共产国际的武器援助，并不需要在河西走廊打通什么路线。那末，“西路军”是怎样组成的呢?只需翻阅过有关历史案卷的人都会明白：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后，由中央及军委作了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下面有三份电报可为佐证。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陈易浩等七人致电中央提议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电报全文如下：
洛甫同志转党中央并毛、周、张：
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的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拟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翰斋、卓然等十一位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六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
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以上二提议当否，请中央与军委复示。拟便我力胜任，提议由向前、卓然中一代昌浩讨(?)呈厘(?)李、李、曾、树、传六。
七日
接收徐、陈等人7日来电之后，毛泽东、张闻天于8日作如下复电：
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似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毛
上述已经证明，中央并无在进行宁夏战役前后组成西路军的计划。因为占领宁夏南部区是为了接受共产国际的武器援助，并不需要在河西走廊打通什么路线。那末，“西路军”是怎样组成的呢?只需翻阅过有关历史案卷的人都会明白：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后，由中央及军委作了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下面有三份电报可为佐证。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陈易浩等七人致电中央提议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电报全文如下：
洛甫同志转党中央并毛、周、张：
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的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拟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翰斋、卓然等十一位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六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
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以上二提议当否，请中央与军委复示。拟便我力胜任，提议由向前、卓然中一代昌浩讨(?)呈厘(?)李、李、曾、树、传六。
七日
接收徐、陈等人7日来电之后，毛泽东、张闻天于8日作如下复电：
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似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毛
11月11日，中央及军委复电如下：
徐程(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部。
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政治委员会(原稿如此)，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中央及军委
十一月十一日
这就是西路军组成的前后经过。它似乎出现得比较突然，在中央及军委浑然不知之情况下，已由河西部队领导人打出了旗号，且党务、军务组织及其领导人名单等一应俱全。这里，笔者并非指责其作法有什么错误。相反，我们认为，河西部队孤军奋战于河西走廊，在同中央军委只能取得遥控联系之处境下，自发地加强政治、军事组织是必要的。这里想说明的是，西路军的组成出自于河左部队自发，我们不能因“西路军”的名称是中央及中央军委更改的就认为西路军从组建就是受命于中央及军委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中央及军委等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但并没有对西路军有新的重大安排。因此，更不能将组建西路军与中央的战略部署联系起来。
总括上述三条，本节的结语可作这样表述：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同志时讲的话出言有据；张国焘不仅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而且对宁夏战役的流产及河右红军的被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之，近年来有关西路军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西路军从组成到西行都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之观点值得商榷。
历史案宗表明：党中央确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设想。但是，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党中央选定的是红一方面军属部。而不是红四方面军属部。由此可认定，以后的西路军西出凉州、兵发新疆行动，不是出自党中央的既定方略。
诚如大家所说的，在红军长征之前，红军长征之中，党中央已有创造西北苏区、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武器援助的设想。到1936年6月，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谈得更为详细、更为明确。他在给彭德怀的绝密电报中具体谈了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毛泽东说：“以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着重号是笔者加的)这份由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电报，将问题说得不容许我们有半点疑问打通苏联事在必然。但是，打通苏联只能由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来承担，中央断无由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打通新疆的考虑。这是唯一的一份由中央领导人指明打通苏联任务由××担负的电报，以后再没有如此明确的指示了。
此外，在与苏联建立联系的地点及路线问题上，前后明显发生重大变化。比如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曾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朱永馨《从新疆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青海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但自此以后，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36年10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陕、甘、宁边区，在这一年时间里中央决策由占领陕甘川改为陕甘宁，打通苏联取得联系的地点亦不是新疆而是宁夏。所以，用党中央一年前、甚至两年前的战略设想来证明1936年11月西路军西行出自党中央战略部署，那委实十分牵强。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西路军是缘何西出凉州，兵发新疆的。
河西部队在自动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西进凉州之后，已呈现出向河西走廊纵深处发展的态势。党中央明确地看到了这一迹象，即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提请他们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过去有的同志就是据此电文来认定西路军西进新疆是接受中央命令后而为之的。事实上这是严重误解。首先，电文从语气上是询问，从内容上是商量，是征求意见；其次，从三个疑问句看，中央倾向于西路军返回河东。中央用询问、商量的语调，意在提醒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免为其难，必要时应知难而退。但得到徐、陈的答复是：“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对于这一过程、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一文中这样写到：“在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问题上，“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从徐帅这一番话中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询问、商量的电报内容心领神会，但作出决定性行动“下决心西进”计划的是西路军自己也就是说，西路军西出凉州，兵发新疆的决定出自于西路军自己，而不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由此看来，西路军向新疆进军这一决定的诞生与组成西路军这一决定的诞生，具有着相似的经历，即：均由渡河部队提出决策性建议，而后由中央及军委许可照准。
总结上述，这一节的结语可作如下表述：党中央确有打通苏联的设想。但指定担当这一任务的部队是一方面军之一军、十五军，而不是四方面之五军、九军、三十军。假如形势发展需要组织西路军的话，按中央之部署也只能由一方面军属部来组建，此其一。在四方面军之仨个军抢先渡河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西路军面临的是东返或西进的两种选择，而西路军选择了西进。至多可以说，西路军的这一选择得到了党中央的准许罢了，此其二。因此，从根本上说，河西部队从组成西路军到西征，均不是出自于中央的战略部署。我们不能因为党中央早时曾有过打通新疆的设想，就认定西路军西行是出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的确是属于两件事情的巧合，我们不能将之混为一谈。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