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往事（七）沦陷之城苦难深重（下）

来源: nov2016 于 2017-03-17 12:34:58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756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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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写的小时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几件事，不只关乎民生。在沦陷的北平城，中国老百姓的生命贱如蝼蚁，遑论人身自由。

5。荷枪日本兵到张大爷家“问话”，并把他“带走”

永靖会馆的四合院里，住了两位司机，一位是住南屋的张大爷，另一位是住西屋的郭大爷。

不记得是1942年，还是1943年，某日夜晚，我们都睡着了，父母亲也早已睡下。大概近午夜了，突然有人敲门，让父亲到南屋张大爷家去一趟。母亲担心地关注、等待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了好一会儿，父亲回来，我们才知道，是有警察带着持枪的日本兵来到张大爷家，问话，他听不懂。估计是张大爷告诉他们，北屋的G先生懂日语，现正闲居在家。他们就半夜敲门，让父亲去当了一回翻译。深更半夜的，如此折腾了一番，最后他们还是把张大爷给“带走”了，可能是带到宪兵队去，扣押了好几天才放回来。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6。父亲也曾被持枪的日本军人“带去问话”

1943年，我已经上小学了，父亲也曾被持枪日军“带去问话”，在张大爷的事情之后。

父亲从1942年就没工作了。九叔失踪、祖父去世以后，家里只有父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有一天中午，和平常一样，我放学回家吃午饭，却发现父亲、母亲都不在家。正奇怪呢，隔壁梅大婶让我别问，说等你妈妈回来就知道了。那天我和弟弟是在梅大婶家吃的午饭，下午放学后，父亲和母亲已经在家。才知道，早上来了几个持枪的日本军人，把父亲带走了。近中午时，母亲要去接父亲回来，就请梅大婶帮忙给我和弟弟准备午饭。

父亲可能是被带到日军宪兵队去了，母亲说过，她在那里等候时，听到有人哭喊的声音，是挨打或用刑后的惨叫声。我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把父亲带走，问了什么。

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这种事情大概不鲜见，人人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日寇為了加強對市民的控制，偽市警察局制定了《特別調查戶口法》，從城區到郊區，日偽可以不分晝夜入戶查看。”（《抗日戰爭前後的北京滿族人》2016-04-11)

7。司机郭大爷回家时全身裹着纱布

有一天，我看见当司机的郭大爷被几个人架着、搀扶着回到家里，全身裹满了纱布，说是烧伤。后来听说，他被日军抓去，给他们运送军火什么的，大概是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地雷爆炸致严重烧伤。

8。老夏莫名死亡之后。。。。。

老夏是单身汉，住永靖会馆四合院西屋的一间房，在郭大爷家隔壁。平时看他好像特别穷困潦倒，有一顿没一顿的的样子，进来出去也不大跟人打招呼，觉得有点奇怪。

1943年的秋季，天气已不很热。某一天，因为有臭味飘出来了，人们才发现老夏已经死在屋里。上报以后，先是警察来了，把门锁上，不让人进去。又来几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日本军人，用担架把尸体抬出来，放置在大门外的永光寺中街上，在我们院大门朝北一些，陶律师家的东墙根下。又用绳子把两边街口都拦起来，不准进入。我们要出去的话，就只能向南出街、绕道而行。而后，又用来苏水喷洒他的房间。

我们站在大门口观看，尸体大约在北向五六十米远处，看得很清楚，那些人用针管从尸体肛门抽出一些东西，肯定是拿去化验用的。如此过了一、两天，才把尸体抬走。

随后一段时间，北平全城有一系列的动作，猜想与老夏的莫名死亡这一类事件相关。

其一，每个人都必须打防疫针，打了针的，就发张已注射的证明卡片。

其二，在各个城门（我看见的是宣武门）口设关卡，查验每个进城和出城的人，必须有卡片证明是打过针的人才让进出。没有卡片的，当时就得打针。我们去那里看热闹，就看见有坐洋车、穿旗袍的女人被拦下来，她说是打过针了，没带卡片，那也不成，还得打了针才能放行。

其三，街上卖的蔬菜，全被喷了来苏水，味道浓烈，太难吃了。

种种迹象表明，老夏死亡前后的那段时间，北平城确有传染病霍乱（虎烈拉）正在流行。

看到一篇2014年的文章，对于当年北平霍乱流行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北平防疫委员会《民国卅二年(1943年)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统计,当年6、7月份,

北平市仅有3例霍乱病例,没有死亡病例报告；8月份北平市发现霍乱病例集中暴发,截

至10月底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其中1872人死亡。事后,日军诈称霍乱系自然发

生。” （《“北平的731部队”：曾在北平市制造霍乱》，2014-6-1）

另外，此前，1990年代发现的各种资料已经证实，日军占领北平期间，曾在北平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神乐署及附近建起“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1855部队”，那其实是一支细菌部队。文中有张图片，转贴在此。

1943年的霍乱流行，究竟是卫生条件太差引致传染病流行？还是日军细菌部队的行为？

另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事后，日军诡称霍乱系自然发生，对华北交通线和北京地区的旅客及小件行李实行

限制，在城门、车站、旅店、街头等地设立卫生站，强迫过往行人和居民注射疫苗，

以掩盖其残暴罪行。据日本人长田友吉供述：“1943年8月北平地区发生的霍乱疫情，

可以肯定是日军的谋略所致。（《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二）【6】》）

9。“高射炮够不着”

整整八年，沦陷区的民众生活在日军统治下，担惊受怕，受苦受辱，苦不堪言。对于我家来说，父亲没有工作、靠母亲摆摊出卖家中物品维生的那些年，日子更加难熬。

1942年以后，经常看见北平高空有拖着两条白色尾巴的喷气式飞机飞过，飞得特高，看起来就像蚊子、或者一个比蚊子还小的小黑点。我们都知道，那是美国飞机，因为日本人的飞机不是那样的，大人们说是美军侦察机。每次美国飞机一来，日军的高射炮就咚。。。。咚。。。。咚。。。。咚。。。。地开打，那炮声特别响，全北平都能听到吧。听到高射炮响声，梅大叔常说，”美国飞机飞那么高，高射炮够不着”，“高射炮够不着，白放炮，光听响”。

那时小，不大懂。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当年、特别是美国参战以后，北平人还是相信中国会取胜，日本必败。

几次说到梅大叔，他的名字叫梅长恩。比我父亲年轻几岁，没孩子，家里只有他和梅大婶俩人。在院子里，他家和我家是紧邻，大人间的交往、他们对我和弟弟的看顾，都比别的人家更多些。沦陷时期，他当的是“伪警察”，抗战胜利后，当的是“国民党警察”，直到1947年夏天我们离开北平，之后就不知道了。从那么多年日常相处中，我们感觉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不会主动做坏事害人。

离开北平三十多年后，1981年，我和父母、姐姐回北京“敛脚迹”那次，韩顺清（小四）等人带领我们，去看望了搬到永靖会馆南面不远处，在一间小房子里居住的梅大叔和梅大婶。他们应该也有70岁了，身体都还好，老街坊久别重逢格外高兴。几天后，韩顺清一家又在自己家里请我们一家和梅大叔及另外几位老邻居在一起吃了顿晚饭。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敢问梅大叔在解放后的情况，韩顺清他们那些人也都没有提及这事，不知是都没想起来或没顾上说，还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有意回避了。不管怎样，已经从那个时期走过来了，精神、身体还不错就好。梅大叔倒是狠狠夸了从小家穷没读过书、后来居然当上了七级电工的韩小四（顺清）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