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伯伯的故事
J伯伯是父亲的好友，他们相识于抗战后期。J伯伯是长者，是父亲的上级，他们当时一起在上海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小时候我常听父亲提及J伯伯，但一直没见过。文革前大概父亲和J伯伯的工作都较忙，较少走动。文革期间，可能在那时的氛围下，也没心情来往互动。
十月春雷后，J 伯伯常来我家，他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大腹便便，说话慢条斯理，与影视片中的地下党人形象差距甚大，呵呵。
解放前，J 伯伯当时的正业是邮局职员，还是正经八百考进去的，写字间就在四川路桥北端那气派的邮电大楼内，他每天西装革履的进进出出。应该说这是一个衣食无忧，令人羡慕的好职业，但在抗战初期J伯伯和他哥哥一起革命参加，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不久，J伯伯的哥哥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J伯伯留在上海邮局继续做地下党工作。
当时，由于各地交通不发达，邮局的书信通讯是人们重要的联系方法，地下党组织的一些信件有时也通过邮局传递，当然，内容均用事先约定的暗语或密写药水书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也常换。
那时，邮局内设有敌伪的稽查机构，对邮件进行检查，J 伯伯便时常请稽查人员吃吃喝喝拉关系，这样党组织的有些重要信件在稽查机构检查前J伯伯就取到手。
有一次，党组织通过香港寄来一批宣传文件被扣在邮局待查，上级党组织要求J伯伯设法取出，J 伯伯疏通关节，用金钱买通邮局的稽查人员，平安的取出了那个邮包，此事得到上级的表扬。
那时，国民党和汪伪政府在邮局中设有军邮部门，根据经验如当时国军某个部队的公文信件突然频繁往来，那就可能这个部队会有行动，J伯伯就收集刺探这类情报，并及时报告组织。
对地下党来说，大情报固然重要，但这类小情报也不能轻视，有时，往往有时一些不起眼的小情报能起到大作用。
记得有一次J伯伯在我家酒酣耳热之际说，当年真危险啊，有一次，上级要他将一把手枪送到指定地点，这途中有日本宪兵的岗哨，动不动就要检查行人，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呢。
这时，J伯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上街去买了一盒大蛋糕，回家后将蛋糕的底部掏空，把手枪用油纸包好后放入掏空的蛋糕内，外面仍然用原盒子包装好。出门后J伯伯叫了辆黄包车，上车后，将蛋糕盒往身旁一放，貌似阔少走人家般，就这样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事后，我笑问父亲，你干过这样危险的事吗，父亲坦言道，没干过啊，我与J伯伯在一起时，主要的任务和工作是情报的传递以及党的秘密文件的发行，我们那时的那条线一般不接触武器，射击格斗等是去部队工作后学的。
父亲又说，此事大概是在抗战初期，J伯伯接受组织交给任务，为江北新四军部队提供武器装备。那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常通过关系在洋行购买到一些武器，提供给新四军部队。
父亲当年与J伯伯一起工作时，对他以前做什么等都不知道，也不能打听，这是纪律。J伯伯的以前的很多事是解放后才知道的。
说起父亲，J伯伯曾对我说，你父亲办事谨慎小心，稳重沉着，当年与你父亲接头联系时很放心，那时一不小心就会酿成大祸，危险啊。
行文至此，我又浮现起J伯伯的音容笑貌，岁月流逝，今天，J伯伯和父亲都已作古，他俩都静静地躺在龙华陵园，彼此相邻，也许这是他们最后的慰藉。
当年的上海邮电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