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岳父大人生前是位老干部，文革初期概无例外地被打倒、批斗和审查。审查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是本人历史的“交代”。他写下了详尽的自述性“交代材料”，被主持审查的造反派打印存档。文革中后期他被“解放”，重新工作后，这份材料退还了本人，就一直保留了下来。他离休后，又把从文革后期到完全退下来为止这段经历重点记录了下来。
几年前岳父的原工作单位搞了个他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已近九旬高龄的岳母大人把这份自述和其后的记录整理成回忆录，加上其他人的一些回忆文章，连同珍藏的一些史料，制作成了光盘。我们也得到了一份，成为弥足珍贵的纪念品。
犹记得30多年前，当我首次读到那份原始的自述性材料时，是看得津津有味的。如今重新读它，心中几多感慨。
现将这份回忆录中他的青少年时代、求学期间参加进步活动到在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部分陆续贴出。他的日常活动就是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和老百姓建立起鱼水关系，维持晋察冀边区的社会秩序，为八路军筹粮征兵，配合八路军的主力部队粉碎敌伪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等等。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只有坚韧不拔，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工作。唯其如此，才愈发显得真实可信。
回忆录中的行文著墨，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因此我在文字上做了些润饰，但史实都保留了原来的面目，以使各位读者能真实地了解，那些前辈们在那个非凡时代的坚定信念和艰辛历程。
坎坷的青少年时期
我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阎各庄镇大罗庄村，祖辈为贫苦农民。母亲赵武氏长年参加劳动及操持家务，照顾一家老小，因病在30岁上就去世了，父亲赵树林少年时就独自闯关东谋生，在长春一家店铺，从小伙计做到管账先生，后因患上肺结核，被东家辞退，回乡养病。因无钱治病，32岁时不幸辞世。
1921年，因家乡连年闹灾，生活难以维持，我们兄妹四人和继母，只好先后到哈尔滨投奔大舅父武百祥。（注： 武百祥出身于河北省乐亭县农村，少年时随舅父去长春当学徒，后来在哈尔滨做小本生意，凭借精明的头脑和勤奋，很快就在外国资本势力的夹缝中，发展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商人。）
哈尔滨的基督教会办有三育学校，由武百祥出资赞助。我在家乡勉强念过三年的私塾，便插班到三育小学三年级读初小。四年级初小毕业考试，名列全班第四名，引起大舅父的重视。当念完高小一年级时，被大舅父叫到他家，换了新衣，又检查身体，看看有无疾病，是否值得培养。而后又请来一位名叫孙恕的家庭教师，为我和另一位父亲为舅父生意股东的赵家子弟补习英语和数学。还请了补习国文的老师，仅半年的时间就补完了高小的课程。
在家补课时期的孙恕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年轻，思想进步。他在给我们补课期间，除了教我们主要课程外，还给我们介绍一些课外读物，并给我们讲过不少苏联革命的故事，扩大了我的知识领域，开阔了我的视野，他可以称为我第一个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高小毕业后，又进入三育商业中学读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武百祥认为我是“可造之材”，又资助我考入北平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继续读高中。那位赵家子弟初中就进入汇文中学就读，现在我们又成为汇文高中的同学。
我到了北平之后，求知的欲望更加旺盛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时北平的文化教育界思想活跃，各校的青年学生们踊跃地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我在课外喜欢积极地参加。
我性格好动，从来不赞成死读书。我酷爱体育活动，足球、排球、网球、乒乓球样样爱好，暑期游泳、冬季滑冰，这些兴趣从来不会影响我的学习，相反却练就了一身强健的体魄，也为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体育运动是联系群众的最好的纽带，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交往多了，知识面也更广泛了，熟悉的东西亦更多。我特别与社会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当时我对这方面的了解还非常肤浅，但我对社会问题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我刚念完高中一年级时，舅父突然通知我，由于经济不景气，他的事业状况不佳，无力继续资助我在北平读高中了，要我急速回归哈尔滨。原来我在北平的激进思想以及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我的大舅都了如指掌。我的表现是不合乎他的口胃的，所以就不想让我继续在北平读书了，生意不景气只是个借口罢了。我想走自己的路，就抗拒了舅父的要求，没有遵命返哈。我求朋告友，节衣缩食，在学校附近一家亲戚家里住宿，吃饭，每月尽最大的努力仅能贴补他家三元钱，吃的几乎都是大碴子粥、窝窝头和棒子面饼子等。我下定决心，只要能上学，一切劳累我都能抗过去，一切困难我都能克服。
就是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念完了高中。可是在 “9.18 ” 事变后，东北和华北都处于经济萧条时期，一个贫寒的高中毕业生，要想在北平找个谋生的门路，真是比登天还难，上大学更是白日做梦。
我四舅武作明，先在美国留学，学习造纸；后来又到德国留学，学习制作肥皂。回国后在大舅武百祥的支持下，在哈尔滨同记工厂院内兴建了制作香皂与肥皂的工厂，起名为百弟公司，四舅成了技术大拿和老板。机器设备是进口的，产品销路尚好。
正当我在北平没有出路之时，四舅来信要我尽快返哈。他要我学习制作肥皂和香皂，待技术和经验上轨道后，接替他负责工厂的生产。我返回哈尔滨后，跟随四舅学习。在肥皂、香皂的配料和加工的几道关键工序的技术上，他是严格保密的，外人不得接触。经过一段时间，我初步掌握了配料、投料、加盐、加热、看火候以及蒸煮整个过程中所谓的保密技术。同时我也参加一般工人的生产劳动。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四舅这样“器重”我的原因。原来四舅不愿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他急于去上海另谋生意。
经过两年时间的学习与操作，我已经成为一个懂得制作香皂和肥皂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可是我在工厂的收入仅能维持我个人的生活。同时我不满足于当时敌伪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和那种呆板、僵硬的生活。
武百祥观察了我两个年头，逐渐开始欣赏我的技术。1934年他突然送给我两千哈大洋(约折合一千五百银元)，希望我能用这些钱娶妻安家，借此把我的三个妹妹集中在我家以减轻他的负担。然而我无意结婚成家，况且我继母与三个妹妹的生活已有安排，也无需我去照管。于是我说服大舅，用这笔钱去北平报考大学。他虽然对我违背他的意愿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遂提出前提条件：我在离哈前，要把学到的生产肥皂和香皂的技术教给我的姑父、肥皂工厂的经理刘坤山。
1934年7月我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在大学里，我结识了一位名叫陈大凡的同志，他是共产党员，也是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我很赞同他的政治主张。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抗日救亡的问题，探索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才能解救中国，劳苦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以及如何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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