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查阅数百种地方志所得出的印象，仓修良先生的所说的“不记载”、“含糊其辞”、“尽量减少”等情形，是修志者普遍采取的策略。不过，对有的修志者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河南信阳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惨重，被称“信阳事件”。信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曾昭辉曾经撰文透露，《信阳县志》出版后，遭到了批评，“尤其是尖锐地批评我们在志书不能‘秉笔直书’——回避了‘信阳事件’这个敏感问题”，“原县水利局副局长周九皋曾多次在有关会上或在大街上，当众质问我：你老曾写的啥信阳县志？为什么对‘过粮食关’(信阳事件)，在书中只字不提！？信阳县在1959—1961年饿死五六万人，你们为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曾昭辉“甚感狼狈”，同时又感到“十分委屈”，终于吐露了实情：“时在1988年前后，我和时任县志办党支部书记的李杰民、副主任兼总编的付良征，以及全办10多名编辑们都十分重视‘信阳事件’的编写工作，为此并收集了大量有关‘过粮食关’的材料，但是在数次信阳地区史志办开会时，领导多次郑重、严肃地专题提出过：‘信阳事件不能写’，并一再强调我们的志书观点，要与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尤其是要严格遵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志书，这是组织纪律，丝毫也不能含糊。老实说，我们全办同志当时对此决定和说法是有意见的。认为文件上又要我们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又限制我们不要‘乱写’(指信阳事件)，给我们设置‘禁区’，还说‘这是纪律，否则要犯政治错误’等等。作为共产党员、下级，我们只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了。我更清楚记得的是，在1988年9月2日上午(我有记录可查)，地区史志办副主任郭克己来县志办公室，是专程为了‘写不写信阳事件’而来的。因地区领导早已风闻我们为信阳事件的入志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次来是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并特别指出我们现阶段坚决不写，也不能写，信阳事件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错，但不是时候，只能等若干年后，上级允许后我们再写，或者由后人来写……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写，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不允许的。否则，谁写谁犯错误……当时的县委书记是余自顺，县长周相寅，副书记刘德福等，具体负责县志工作的是常务副县长李锋明。地区领导的意见我们向领导汇报后，他们都一致指示：按上级精神办，不叫写不能勉强。”
由于上述原因，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信阳县志》里面看不到对“信阳事件”的具体记载，但是它并不是笔者所翻阅的县志中最糟糕的，因为它里面不仅有1960年“死亡达42548人，净增率为－67‰”的表述，还提供了“1953－1985年人口增长情况一览表”，提供了信阳县历年死亡人数，包括1959年死亡16402人、1960年死亡42548人的情况，在其他地方还有1959年“农民因缺粮，而导致浮肿、紫绀等疾病流行”的表述。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志中，甚至出现篡改死亡人数的恶劣情况，比如《无为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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