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7日，蒋介石出席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典礼。蒋以校长身份发布训词后，突然宣布：自己已下令，将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判处死刑。理由是：“余程万在常德保卫战的紧要关头，竟然弃城而逃，并遗弃伤兵数百名于不顾，致使功亏一篑。他这种贪生怕死违抗命令的行为，还配做我的学生吗？还配做一个革命军人吗？”
但是，蒋的判决，并不能令人信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就认为：余程万以区区八千之师，面对数万装备精良的敌寇，死守常德、浴血奋战达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虽在最后关头率200余人弃城突围而走，但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
1945年5月10日，在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上，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发言质问当局：受命率部死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已经投了敌，为什么还能够回到重庆，为什么还能够以“抗日英雄”的身份“招摇过市”？这里面究竟是何缘故？军部必须“明白回答”！蒋介石责备道：所谓方先觉投敌，乃是共产党造谣，王昆仑代共产党发言，是何居心？王昆仑起立为自己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
但是，蒋的拍桌大骂，同样不能令人信服。虽然在1944年8-10月份的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浴血死守衡阳达47日之久，直至弹尽粮绝。但其最终选择了投敌（有特殊条件），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已查清，并不是什么秘密。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就对蒋介石无视事实一味袒护方先觉的做法相当不满，在日记里记下了某友人的激烈言辞：“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危险孰甚。”
如此，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余程万、方先觉均是蒋之爱将，其问题也很相似。余率部浴血死守常德，最后关头未能与城池俱存亡，选择了弃城突围；方率部浴血死守衡阳，最后关头未能以身殉国，而选择了投敌。蒋的处理，却有天壤之别——余程万浴血之后弃城突围，所犯军纪，严重程度远不如方先觉浴血之后投敌，但蒋却坚持要判处余程万死刑；方先觉投敌逃归的真相，在重庆传播甚广，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却一意孤行，坚持要将其打扮成“抗日英雄”，并重新任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的要职。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何解释这种荒唐的反差？这种不公正，是否仅仅是蒋介石个人的情绪化所致？如果将视野从战役本身，扩展到国内外政治、外交层面，其实不难发现，问题相当复杂——蒋介石对余、方二人的处置，看似矛盾，其内在逻辑，却惊人一致。
二
先说余程万。
常德会战，正值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3年11月1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电报，称希望在11月下旬，与他及丘吉尔在开罗附近会面，蒋表示同意。次日，日军发起进攻，常德会战拉开序幕。11月21日，蒋介石抵达开罗。25日，蒋介石电令余程万所部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12月2日，蒋再次亲自致电余程万，称自己已出席开罗会议并会晤了罗斯福、丘吉尔，此次会战，关系到国际视听，“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次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几乎终日为常德战况不明所困，繁虑无已，除补志日记外，不能再事其他矣!”。（事实上，常德已在当日失陷，蒋尚不知）
蒋之所以如此关注常德会战，一再要求余程万必须“与常城共存亡”，乃是因为：蒋对开罗会议，存有两大期望。一是不能让英、美看不起中国，要保持民族尊严；二是与美、英两国讨论盟军在缅甸的反攻计划。但中方抵达开罗后，立即就发现，尽管在英、美的计划中，中国将为缅甸反攻提供最大的兵力，但两国却无意邀请中国人参加开罗军事会议的实质讨论。直到蒋介石因此震怒，表示将因此拒绝向盟国提供中国关于缅甸战争的行动计划，宋美龄也向罗斯福提出抗议，双边讨论才匆忙被改成中美英三边会议。即便如此，英、美两国仍无意将其拟定的缅甸反攻计划的具体内容告知中方，直到将要开会讨论前几个小时，才扔给中方代表团一份简短的大纲。英国将军蒙巴顿，甚至过分到将一份中方从未见过的作战计划，说成是充分融合了中方的意见和要求的成果。
整个开罗会议，弥漫着浓厚的对中国的蔑视。期间，罗斯福、丘吉尔曾离开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在会晤中一再对罗、丘提到：“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中国人必须努力作战，过去的表现太差了”罗斯福则相当关系常德会战的进展，12月3日，常德失陷，12月6日，罗斯福即询问史迪威：“你看蒋委员长能够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道：“情势十分严重，蒋可能垮台。”罗斯福说：“如此，我们就需要觅取别人或别派，来继续和我们合作了。”
1943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回国途中，写下了他对开罗会议上中国被歧视的痛切感受。蒋说：或许，中国人还需要20年的努力，才能赶上西方。假如不努力的话，则将永远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对待。中国赢弱的主要原因，在人才缺乏，中国必须用一代的努力推展教育，才有希望得到和西方人士平起平坐的真实地位。如此，自不难理解，对余程万未能遵命“与常城共存亡”，蒋介石的失望、恚怒之情。
1944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会议的闭幕总结发言中，蒋介石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扔下伤兵自己突围出去？在开罗的时候，我向罗斯福总统介绍过57师正在守卫常德的事情，罗期福总统很感动，还特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余程万师长的名字。难道这就是余程万师长么？我現在還沒有親自審問余程萬，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但是，余程万师长必须交军法审判，当时其他同时退却的官长一律要按革命军连坐法来处置，决不宽贷。”
此外，蒋介石震怒欲枪毙余程万，还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即与争取美援有关。开罗会议期间，蒋曾向罗斯福当面请求10亿美援的贷款，但未能得到答复。12月9日，国军收复常德，次日，蒋即再次正式致电罗斯福，请求贷款10亿美元。显然，蒋介石认为，如果余程万能够死守常德，将更有利于其向美国请求贷款援助。
三
再来看方先觉。
衡阳会战发生在1944年6月到8月间。战事初期，尚较为单纯。进入7月份，即迅速与中美关系纠缠到了一起。
时为1944年7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将史迪威自缅甸召回，“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据罗斯福解释，其动机，是欲挽救中国战事免于崩溃。一位盟国领袖要求另一位盟国领袖交出全部军队指挥权，在世界近现代史范畴，实属罕见；况且，尽管当日中国面对日军“一号作战”，呈节节败退之象，但亦未至崩溃之局。罗斯福此举，带给蒋介石的突兀与震惊，可想而知。
蒋介石接获该电报，正值抗战7周年纪念日，故其反应异常强烈，认为该电报是对中国的莫大侮辱。7月15日，蒋再接罗斯福电报，语气粗暴，且威胁称：若中国不能努力作战，则两国此后将无继续合作之基础。此事折磨蒋介石极深。7月2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体鳞伤。”8月23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自本年七七以来，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以其非威胁即压迫之电，皆为余之耻辱临到之时也。”
9月1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为十年来所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而且问心实无愧怍之事。惟信此皆出于主的旨意，只有忍耐接受而已。”
蒋介石不愿意将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到美国人史迪威手里，并不是因为蒋本人贪恋权力。而是因为：
第一，美国此举侮辱中国国格太甚。在7月8日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蒋曾表示同意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不过考虑到中国军队派系背景复杂，为防引发混乱，须有一定准备时间。同时蒋还要求，两国政府应仿照欧战成例，就此事签订一项正式协议，以明确军事指挥权的具体权利和义务，避免未来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但是，如此重大的人事问题，美国军方却拒绝循美英、美苏之先例，与中国签订任何正式协定。换言之，“美国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由美国人任意填写其内容，中国人不得加以限制。……这等于是美国要求中国无条件奉上军事领导权。”
第二，中国军队远未实现国家化，更多的时候是靠私人关系在维持，即便是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与下属的交流中，也不得不采取称兄道弟的称呼方式。蒋不认为史迪威有能力驾驭内部派系如此复杂的中国军队，更不相信史迪威能够如其所宣传的那般的，能够真正指挥得动中共的军队。
在这样的背景下，寄望于方先觉所统率的第10军，希望他们能在衡阳保卫战中打一场胜仗，以驳斥罗斯福来电所谓“中国战事将要崩溃”乃是妄言，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在罗斯福逼迫蒋交出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当下，国军能够在衡阳有杰出的表现，显然可以增加蒋对抗华盛顿的筹码。当蒋越来越感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时，衡阳的情势也同样越来越紧张。他在研究增援时曾写出：“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己这之力耳。”(1944年7月20日)可见蒋对衡阳会战所寄予的外交层面的厚望。
有相当多的日记，足以表现蒋的这种迫切期望。譬如：“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944年7月25日）祈求神祗到如此地步，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唯一一例。
来自华盛顿的压力越大，蒋给予衡阳前线的压力也越大。7月26日，白崇禧曾委婉建议蒋，衡阳难守，不如命城中部队突围，另外可以着手部署衡阳失守后其他战略要点的防守事务。但蒋在27日给方先觉发电报，命其继续“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并不让方再向外发电报求援：“以后对于求援与艰危情形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敌军偷译。”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同日，蒋甚至发电报，告诫方先觉衡阳之战的重要性，并提醒其注意以死报国：
“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效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之胜利与光荣。”
8月7日，衡阳战事岌岌可危，蒋介石“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8月8日，蒋“于凌晨4时起默祷能转危为安”。当日，衡阳失陷，方先觉投敌。
当衡阳的陷落已是无可挽救的事实，蒋介石能够很清楚地预料到，来自罗斯福和史迪威的压力将随之加大。蒋采取的挽救方式是：通过宣传方先觉等守城将士“誓与城池共存亡”的牺牲精神，来责备美方破坏中国抗战——当衡阳战事吃紧时，史迪威不允许陈纳德将军用物资交付给中国陆军，陈只得选择私自授予的方式，魏德迈后来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后来愤然向罗斯福控诉：“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
蒋的宣传，从衡阳失陷的当天，即全面铺开。其核心宣传资料，是一份方先觉等人的“最后一电”。据说，该电报发于8月7日下午三时，方先觉等在电报中说道：“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不过，这份“最后一电”，极有可能是蒋介石的侍从室所伪造。事实是，就在当天晚上，方先觉已开始与日军谈判投降条件。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建议蒋介石暂缓发布方先觉的“最后一电”，因为方是否殉国，尚未可知。但蒋的意见是：不待证实，立即发布。蒋的目的，是希望赶在美国施压之前，迅速造成舆论优势。果不其然，8月9日，重庆各大报刚刚以头条位置刊载方的“最后一电”，8月10日，罗斯福就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同日，有关方先觉降敌的消息和证据陆续传抵重庆。12日，张治中与蒋介石商议关于方先觉的宣传问题，张治中建议谨慎从事，宣传上要留有余地，蒋的意见是：不留余地，继续宣传，即便方先觉被俘后变节，也没有关系。12月，方先觉在军统的运作下被从衡阳救出，送返重庆，蒋介石第一时间召见了方，并指示重庆媒体再掀对“抗日英雄”方先觉的宣传高潮。
四
综上，弃城突围的余程万，自1943年12月，被蒋介石送交军委会执法总监部，羁押长达整整一年，直至1944年12月，才被免除死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相比之下，投敌归来的方先觉，蒙蒋介石亲自接见，媒体一片颂扬之声，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被重新任命为军长要职……就战事本身而言，这种惩罚与奖赏，确属是非颠倒，黑白不分。
然究其根源，蒋命令余程万与常德共存亡，命令方先觉与衡阳共存亡，都不是从战争本身层面来考虑问题，而是为了在政治、外交上应对盟国。对余程万的严惩，代表了蒋对盟国压力的响应，对方先觉的吹捧，则代表了蒋对盟国压迫的反抗。
换句话说，无论是常德会战，还是衡阳会战，本质上，都是“政略”第一，“战略”第二。
关于“政略”与“战略”的正确关系，陈诚曾有精辟的表述。陈诚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蒋一再以“与城共存亡”为命令，强调“牺牲”多于强调“胜利”，实际上意味着：在他的决策逻辑里，为了达成“政略”，可以不考虑“战略”的可行性。
陈诚的说法有他的道理，但蒋介石也有他的苦衷。其之所以强调“牺牲”多于强调“胜利”，乃是因为，对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而言，要对抗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落实到具体会战，“战略”上本就没有多少胜算。对于这一点，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对国军军官训练团已讲得非常明白：
“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
亲历八年抗战的国军高级将领张发奎，在回忆录里，说得更加直白：“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所谓“时间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苦撑待变”，也就是“政略”的运作问题。
所以，从淞沪会战开始，整个八年抗战，对“牺牲”的强调，始终重于“胜利”——当日军在淞沪陆续增兵至20万之众，蒋仍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期待着用“牺牲”，而非“胜利”，来引起“政略”（国际干预）的反馈，是整个抗战史最基本的特征。弱者“待变”的前提是“苦撑”，而“苦撑”的手段，唯有“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