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莫言笔下的孙丙，1900年前后，德国人在山东半岛修筑胶济铁路，当地人认为他们扒了自己的祖坟，破坏了高密东北乡的风水，但却敢怒不敢言。
胶济铁路，承载齐鲁百年荣辱
猫腔（一种山东的地方戏）艺人孙丙在自己的妻子遭到德国人调戏后，失手打死了他。很快遭到了德国人的报复，打死了包括孙丙妻子儿女在内的村子里几十口人，并要求县衙立即逮捕孙丙。
怀着国仇家恨，孙丙愤然到附近的义和团去请救兵，并在村子里组织了一支队伍，准备和德国人算账。他率领着数量不多的农民“士兵”袭击了正在修铁路的德国人，打死数人，并活捉了一个。结果，德国人和县衙派出重兵将孙丙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要人，在激战了一阵子之后，孙丙被活捉，而那个村庄被德国人轰平。最后，德国人决定用最残酷的刑罚来处死孙丙，那就是“檀香刑”。
义和团成员
究竟什么是“檀香刑”呢？
就是把檀香木削成宝剑的形状(尺寸比较大)，然后放进香油里煮 煮的时候要加进去面团和生的牛肉（可以理解为用那个煮檀香木的香油来炸油条和牛肉）然后再捞出来，让檀香木沾染上谷物和肉食的气息，煮三五天左右，时间越长越好，檀香木会变成坚硬而柔韧的材质，这样刑具就准备好了。
然后让犯人俯趴在条案上（比古代的条案矮，但是比条凳宽且稍高一点) ，用大木锤将刑具从犯人的谷道（肛门）处，一点点打进身体里面，有的从喉咙那里穿出来，有的从脖子后面穿出来，这个过程中檀香木避开了犯人身体里面的重要器官，所以犯人不会立刻毙命。如果犯人活不到指定的天数，刽子手会给犯人喂参汤来续命，犯人最终会看着自己腐烂生蛆。
为孙丙执行“檀香刑”的是他的亲家公，刽子手赵甲。畸形的社会造就了畸形的职业，赵甲残忍地追求“精湛的手艺”，深刻的反映着他的人性之恶！在执行檀香刑时，他认为孙丙终究是死，他说：“与其让一些二把刀杀他，还不如让俺杀他。俗言道‘是亲三分向’，俺会使出平生的本事，让他死得轰轰烈烈，让他死后青史留名。”
在他看来，孙丙是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的人物，是人中的龙凤，因此接受檀香刑是孙丙的“福气”，所谓奇人受奇刑，死后才能“千秋壮烈，万古流名！”多么荒谬的理论！多么病态的心理！赵甲不光在这种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下麻痹自己的人性和良知，而且还用把活儿做得漂亮来表达对被杀者的敬意。赵甲将严酷、残忍的刑罚看作是一门艺术，他把每一次行刑当作一次精彩表演。莫言以赵甲畸形的“职业道德”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麻木、残忍和冷血。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悲剧，各式各样的悲剧，不只是一个悲剧。赵甲为什么衷爱刽子手这行当？原来这可以满足他的权力欲，可以让他由一个乞丐变为见了皇帝都可以不下跪的“神”。每次行刑的时候，“他感到，起码是在这一刻，他是至高无上的，他不是他，他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他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而刑罚对统治者来讲，或许只是为了满足一种病态的娱乐心理，但对臣民来说，则是一种血淋淋的警告。在小说中，莫言借助德国总督克罗德的口气，曾经说出了一句极为精辟的话：“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
一场悲剧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看客’，如果说没有看客的存在，那么在刑场上刽子手和受刑人就只能唱独角戏，刑罚也就失去了统治者所赋予它的独特意义。“任何艺术都源于‘看客’的期待，杀人的艺术也不例外，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看客是麻木不仁的，那么莫言笔下的看客则是一群狂热的、挑剔的看客。行刑时，受刑人若显得怕死，看客们就鼓励他们扮演英雄好汉，“汉子，汉子，说几句硬话吧！说几句吧！说，‘砍掉脑袋碗大个疤，’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刽子手失手了，他们就喝倒彩。
“在行刑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刺激看客虚伪的同情，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人类害怕被杀但又热衷观赏他人被杀，这种变态心理莫言在《檀香刑》中借刽子手之口明确道出：“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师傅说，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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