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1912--1949），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所有这些短命王朝有一个共同点，皆是由于人心尽失而被推翻，迅速走进历史。虽然两蒋偏安台湾，但无法改变其在正史的地位。最多不过如三国时期的“蜀汉”、清初的“南明”或“明郑”罢了。
然而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来临之际，却又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纪念大潮。当然，如果这种纪念，是指向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或者是唤起两岸共同的“一个中国”的记忆，自然值的大张旗鼓一番。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纪念却指向“民主与宪政”。中华民国什么都有：国耻（二十一条、九一八）、国家分裂（外蒙独立）、国民党独裁、政变、复辟、军阀混战、内战、腐败、民不聊生、超级通货膨胀，却独独没有民主与宪政。把中华民国和民主与宪政联结起来，简直是历史的错位与荒唐。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经袁世凯、北洋军阀及孙中山广州政权、蒋介石三个阶段。袁世凯虽是革新之人，但却仍然是旧官僚。指望他来建设民国，本来就是缘木求鱼。所以最后称帝是再自然不过的结局。当然，“背叛”也是其一生的写照：背叛李鸿章、背叛光绪、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终至自己也众叛亲离，暴病横死。
孙中山虽然在美国成长，但依然未脱中国沉重传统。1912年他就任临时总统之时，尽管宋教仁提议实行内阁制，总统为虚位国家代表。却被孙中山一口否决，表示绝对不能实行内阁制。然而，仅仅几个月，当他将权力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却又制订《临时约法》，重新实行此前他一再声称绝不能搞的内阁制。这实际也违反了当初革命党对袁世凯的承诺：一切以大总统为先。这恐怕也是最后袁世凯背叛民国的一个原因。后来，孙中山到南方就任非常大总统，又实行总统制。这种把国家如此严肃的政体当做儿戏般的因人而改，算的上什么民主和宪政？不仅如此，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他的儿子孙科则任广州市长。国民党上将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叛乱的陈炯明的威胁，孙中山命令他率军进攻惠州。由于无钱买粮，他晋见孙中山。孙中山立即给广州市长、他的儿子孙科下个了条子，要他发放三千大洋。这种家天下模式，后来自然也被他的接班人蒋介石所沿袭。
另外，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重新成立中华革命党。他自己认为：中国人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主张革命成功之后，实行以党治国，独揽政权，贯彻革命方略。这一点可以从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中可见一斑：“立誓人XX，为救中国安危，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生共死。如有贰心，甘受极刑。”他甚至在《中华革命党章程》中把党员分为几等，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享有公民权。一个站在中国社会最前列的孙中山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人？实际上，民国刚成立不过半年，民国元老章太炎就已经公开发出“民国亡国论”了。如果对照孙中山自己的做法，对照中华民国的命运，再与他所总结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实在是历史的反讽。
等到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衣钵之后，很快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定行宪，举行了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国民大会选举。然而，就是这唯一一次，再次展现了中华民国的底色。这里不妨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为例，以窥“中华民国的民主和宪政”的全貌。
副总统一职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乃一无职无权之位。而且蒋介石也公开放话：只要够资格，谁都有权竞选。尽管如此，李宗仁参选之前，仍然首先多次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待多次首肯之后，才正式展开竞选。不料，当他的竞选开展的如火如荼、颇有胜望之际，蒋介石的本意露了出来，先是要求实行候选人党内提名，以达到将李宗仁排除在外的目的。由于李宗仁势力坚决反对，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便出现了堪称千古一绝的“蒋李”对话（见《李宗仁回忆录》）：
蒋：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的到？
李（恼火）：这倒很难说。
蒋（似乎也动怒）：你一定选不到。
李（不客气）：你看吧，我可能选的到！
随后李宗仁解释了为什么他能选的到，蒋闻言后，满面怒容，一下站起来，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李宗仁也站起来：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在劝阻无效后，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动员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出马。由于孙科一再表示宁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长，也不做无实权的副总统，而且他本人也无竞选经费。于是宋美龄承诺如当选副总统可兼任立法院长（据宪法不得兼任），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初选之后由于孙科落后，国民党动用党部、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的力量，对各代表威胁、利诱、劝告，甚至半夜三更到代表处敲门访问。在这种压力下，李宗仁以退为进，声明退出，全国哗然。孙科等其他候选人为表明清白，也宣布退出，选举大有流产之势。蒋介石只好让步、收敛。李宗仁历经四次投票胜出后，蒋介石盛怒之下竟一脚将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立刻命令侍从备车。车辆刚刚驶进中山陵，蒋忽高叫掉转头。回到官邸，才下车又复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侍从见蒋介石如发疯一般，害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车再进陵园，又吩咐掉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真惶惶如丧家之犬。第二天李宗仁夫妇前去拜会蒋介石，结果竟在楼下枯坐半小时，蒋介石才姗姗而出。就职仪式上，蒋介石告诉李宗仁将穿军装。不料当李宗仁披挂完毕，却见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而出。蒋介石就是以这种方式再次戏耍了李宗仁。而此时，国共正在淮海进行决战。
这就是中华民国所谓行宪唯一一次选举的真相。
至于蒋介石之所以败给毛泽东，还是在于从时代的角度讲，他远远落后于毛泽东。虽然两人都被传统深深影响，但以时代进步为刻度，毛泽东还是站在蒋介石之前。
蒋介石虽然号称自己是“三民主义”信徒，但他维系上下的并非信仰，而是封建式的上下级效忠。其所使用的手段，也完全是江湖做派。比如当他需要桂系之时，就非要和李宗仁结为金兰之好。当李宗仁坚持革命党人不搞这一套时，却被蒋介石一再催促换帖。然而，转过脸来，就对李宗仁下手。和蒋介石结拜之人还有冯玉祥、张学良。然而，最后均反目成仇。张学良由于兵谏，囚禁几乎一生。而冯玉祥则在内战末期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的途中，意外火灾致死。相对于蒋介石这种极其落后的封建结拜，可曾发生在毛泽东身上？除此之外就是裙带。除了宋美龄很深介入政治，他的儿子、妻弟都是如此。淞沪会战时，宋美龄穿毛皮大衣出席军事会议，竟然要求国军再坚持十多日，以致国军元气大伤。宋美龄的弟弟宋子文更把中华民国当作私产（张发奎语）。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何应钦曾与宋子文同乘一机。宋子文竟然躺在帆布床上，用脚趾头接随员送来的电报，引发众怒。高层如此，岂能不败？岂能不被人民抛弃？如果与毛泽东多位亲属为了革命而献出生命，他的儿子毫无特权，最后献身于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是何等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当然蒋介石阵营的腐化、结党营私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有钱，一位有国防部关系两个人，决定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实际只要一万人就可。如果上面来检查，随意从街头找些人充数就可以。然后就可以吃空薪，军火还可以卖。卖给谁?卖给八路军。
所以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蒋介石集团：“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历史自有其规律。它的每一个演进都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从1840年算起，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光绪和康梁的戊戌变法以及六君子的鲜血、义和团运动、慈禧的清末新政、民国袁、孙、蒋的尝试、一直到后来的毛泽东时代。这些政治精英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国家重新复兴的道路，并成为这条道路的铺路石。直至1978年邓小平时代，这一系列的代价才换来正面的历史回报。改革开放，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一百五十多年来历史的总结。如果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出发点是怎样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演，还是颇有意义。哪怕说是为了总结中华民国时期民主和宪政何以失败，也仍然有其意义。但如果纪念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是为了宪政和民主，哪可是历史的笑话了。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