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他终其一生都将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定位为国家、政府、当政者的“谏士”和“诤臣”。然而要作诤臣的前提是要有明主，“不仕无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进言也是要看对象的。如果当政者是国之蟊贼，则只好咒诅而去除他；如果当政者尚有可取之处，他便决心帮扶他。
胡适
而当年，胡适试图将希望寄托在北洋军阀政府身上，然而领受到军阀种种恶劣的政治习气后，胡适对他们倍感失望。1921年6月，北京教职员为欠薪而请愿，却遭政府军警毒打。马夷初（叙伦）被打得“血流满面”，后因住在医院不自由，遂绝食绝饮以示抗议。胡适认为“其实这是无益之举”，他说：
“当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实行示威时，英国政府也用严厉手段对付他们，逮捕多人入狱，入狱之女子多实行绝粒，谓之Hunger Strike（绝食运动），政府大窘。大战之后，各国政府是做惯了杀人的事业，竟不怕这种妇人的把戏了，故去年爱尔兰革命领袖有绝粒而竟死于狱中者，英国政府亦不因此减少其严厉手段。何况对中国这种强盗政府呢？”
当时的中国政府正是这么一个强盗政府，其统治者也正是盗贼。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令胡适大为失望。他宣称，现在是金钱、酒食和“冰炭敬”将以前纷争制衡的国会、内阁、总统黏成一片的“恶政府”与清议宣战的时候了，并说，“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
胡适所书的杜甫诗
虽然北方军政府是盗贼，然而诤臣是一日不可无“明主”的，胡适在寻求新的“明主”了，这时，在南方的蒋介石进入了他的视野。
最初，胡适是通过“耳食”间接地了解了蒋介石的情况。1925年 10月5日，胡适遇到新从广州来的刘文岛先生，“他很夸许蒋介石等的设施，说他们不是共产派，只是一班新军人想做点整顿的事。他们很能保护商人工人，想做到安居乐业的地位。……广州近来很有起色，学生军纪律极好，很有希望。”对生活在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的北方军政府下的胡适来说，蒋介石等人在广东的努力确是一股清新的政治清风。
然而，试验主义者胡适仍对其政治能力存疑。1926年，胡适欧游，问起在广州参观过的外人John Mc Cook Roots，“我问，蒋介石如何？他说，他只见了他六分钟，但他问过Borodin（鲍罗廷），他说蒋君是一个好Revolutionary（革命家）。我说，好Revolutionary，我是承认的；可算得政治家吗？Roots不能答。”“却曾听钧任说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和见解。”胡适深切地期望蒋是这乱世中的英雄，并寄希望于他能带来中国之统一和安定。
此后，经过北伐战争的洗礼，蒋氏正式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后来，胡适等人因“批评党义”“毁谤总理”与蒋政权起过冲突，最后，才发现彼此实系误解。待到1932年11月28日，在武汉，胡适承蒙蒋的召见，“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
这次召见，距他的老前辈康有为与光绪爷第一次见面已有34个年头了，知遇之恩啊，知识分子能得到最高权力者的垂青，该是内心莫大的荣耀啊。这一见，使得胡终于成为蒋的座上宾和终生的“诤臣”。问题在于，这种“诤臣”关系更多地有了“忠臣”的味道，并且是始终不渝，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弱处。
20世纪30年代胡适（右二）与友人合影
不管今天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至少对胡适本人来说，他对蒋的人格还是比较赞赏的。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演讲时说到各出版物封面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之类的话，结果该政训处竟将蒋介石的讲话报送中央宣委会，于是通令全国，“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概不准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对一个主张全面西化的胡适来说，他能赞同吗？
然而事后，蒋专门对此事作了批评。他说，封面禁用洋文年号事，系针对南昌行营政训处而言，并非训令要全国遵办。“日前手令各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系命令行营政训处工作人员，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宣委会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各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看到蒋的声明后，很是感佩蒋介石“依法行政”的意识，他特意在日记中粘贴与此事相关资料，称“此事可见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
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给罗隆基的信中对蒋有褒有贬：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罗隆基
8月11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政制改革的大路》一文对蒋介石这样称赞道：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最有实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国的领袖。他的资格正是钱先生（钱端升）说的“他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的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同时，胡适又对蒋介石擅长于越权有所指摘和批评：
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在于他不能把他自己的权限明白规定，在于他爱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军事之外，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烟禁，卫生，中央的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个人积极干预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这不是总揽万机，只是侵官。
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
正因为他有缺点，所以需要“诤臣”时时帮助他；正因为他是“天纵英才”，所以“诤臣”才有帮助他的可能，加之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才要决心做蒋的“诤臣”和“帝师”了。胡适在《对一九三七年的展望》中对蒋介石这样赞道，“蒋介石先生的魄力与才能确甚超越寻常，他的设施的一部分也逐渐呈现功绩，使人信服，所以国内逐渐养成一种信任领袖的信心。”
于是，他也便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蒋介石一方，为其辩冤白谤。1947年6月2日，胡适收到北大工学院机械系学生邓世华来信，邓在信中大发牢骚，大骂国共两党。针对邓对蒋介石的咒骂，胡复信为蒋回护道：“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国民党江山都已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了，他内心还是挺佩服蒋介石的政治才干的。
后来竟发生了一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事情，蒋亲自“诚恳”地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时，既惊愕又兴奋的胡适不得不为他的“大度”所感动。1948年3月30日下午3点，王雪艇对胡适传来蒋主席的话，“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1948年4月，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胡称“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并称“蒋公是很诚恳的”。胡适在政治上还处于“穿开裆裤”的阶段，蒋也不见得“很诚恳”，但蒋的确“很聪明”，这一手使得胡适“感觉百分不安”了。胡适思来想去，然而，“我实无此勇气”，“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4月4日，蒋再次声明自己不候选总统，并建议提出一个无党派人士候选，此人暗指胡适。然“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好一个“不幸”！
蒋介石提议胡适当总统，一个笑话，然而至少，在政治上天真且无知的胡适是相信蒋的建议是真诚的。所以，他在上海时曾对王芸生说，“老蒋真伟大，竟把自己打来的江山拱手让人。”“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他要我做总统呵！’”怪不得王芸生说他弄不清胡适是发昏呢，还是故意装傻？总之，在胡适的眼里，蒋是一个值得依赖，值得帮扶，值得进谏的“明君”。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中立者)
在上海市各界名流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词
（上海市档案馆藏）
更重要的是，蒋似乎有纳谏的气度和雅量，这是以诤臣自命的胡适最易受感动的地方，这卖主终于找到了买主，而且多多少少还能成交，这对卖主来说，真是衷怀欣幸啊。与曹锟、张作霖这类头脑简单、做事荒唐的军阀武夫相比，蒋似乎更懂得利用文人的作用，更能把握文人的心理，也更具有采纳意见的虚心。
1948年10月25日，“局势大坏”，蒋便请胡吃饭，胡适质直地说了十点“很逆耳”的话，诸如，你“必须认错，必须虚心”，你统帅的“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等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
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又约胡共进晚餐时，胡适又说了些逆耳之言，诸如，在你统治的“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原高雄要塞司令，“二二八事件”中施行强力镇压，后升任台湾警备总部司令等职）。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明明“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宋美龄、胡适(右二)等下乡视察台湾农业
至于蒋介石呢，“他居然容受了”。容受，而且居然容受了，这最是知识分子的无上光荣和自得之处，因为，他觉得一个政治权势人物居然也不得不听受自己的逆耳之言，我辈岂是“蓬蒿人”啊。
如果说胡适自任为“诤臣”的话，那么，他的“明君”则为当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蒋介石很大程度上属于旧式统治者，他本人政治手腕老辣，城府甚深，实力雄厚，在中国能取而代他的人物一时很难出现。
胡适与蒋介石
而且对胡适来说，蒋介石的人格却自有其优异之处。尤为重要的是，他尚能虚心纳谏，故而还是属于可以上条陈的统治者，所以即使蒋曾送给胡适一个“反党”的头衔，他仍还能在国府败北之际，在美国对记者宣称，“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这一支持可谓是终生不渝，不管老蒋曾让他多么伤心。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新媒体编辑 张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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