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下祸根
193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举行，并通知林育南立即带人去中央苏区做大会的准备工作。 然而，林育南一行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因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封锁了通往江西的所有道路，他们无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从浙江秘密返回上海。 林育南返回上海后，中共中央未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利用这段空余时间，一边认真读书，一边领导中央“苏准会”机关的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把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一些，以利今后的革命工作。 不料，“苏准会”机关的学习开始不久，党内发生了王明篡夺最高领导权和残酷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同志的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干预、操纵下，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被排挤或未到会的情况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当时，有的中央委员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委员因与王明意见不合，到了上海竟不被通知开会。林育南是候补中央委员，因与王明有分歧，王明将他排除在会议之外。 在这次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且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虽然在这次全会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但实权却落到了阴谋家王明手中。 目睹米夫、王明的阴谋活动，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认为，中国革命极其复杂，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否则，革命难以成功。为了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害，1月8日，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联络张金保、李求实等18名共产党员在党内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此正义之举，深深触犯了王明。 王明掌握大权后，拚命打击、排斥持不同意见或反对过他的人。林育南、何孟雄成了他打击的主要对象。何孟雄当时的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王明便利用自己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之职，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名，几次召开扩大会议，残酷地迫害何孟雄。 1930年1月3日、10日，林育南两次给朋友陆若冰写信，因此，这些时我得更要费力参加…… 这些时真是忙啊！每天总是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效，然去我们的期望尚还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这一切的经过，我希望明天星期日有空到你寓所详细一谈。 为了团结其他共产党人，彻底纠正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后来，他们决定将反对王明及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员分成两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汉口路东方旅社，何孟雄一组在天津路中山旅社。 东方旅社31号房间是何孟雄租的一处住房。过去，林育南经常到何孟雄的这间房子里商量工作。 17日早饭后，林育南、龙大道、欧阳立安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陆续来到了东方旅社。 会议开到下午，一个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31号房间。他断定里面的7人是中共党员后，马上向守候在外面的巡捕发出信号。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准备的林育南等人抓住。 随后，化装守候在31号房间里的几名密探又抓捕了后到会的李求实等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 这次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8日，共有36名中共党员被抓。
被人告密
对于这36人的被捕，早期史料上说是叛徒王掘夫告的密。许多海内外的书刊上说是由康生叛卖所致，而且与反王明的斗争有关。下面，我们选登一些，供读者参考。 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出版的康生传记《龙爪》一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 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待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于死地的文件。 除了吴炳叔的证言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解放后被抓获的国民党特务王云程，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五烈士。王云程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是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 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 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 《炎黄春秋》杂志曾发表麦阳的《谁是告密者——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之谜》一文，则说林育南等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讲，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的。王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在文中还说，据曾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在文书档案中发现有一本日本出版的书，里面也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还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东方旅社的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事情的地方。1月17日上午，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因这些人都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有逮捕。 对王明、康生叛卖林育南等人一事，1994年第四期《博爱》杂志发表的鲁訇的文章《康生迫害张文秋的历史恩怨》，还说出了另一内因。 鲁訇在文中说，康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利用职权，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卖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曹文敏叛变的张文秋（毛泽东的亲家）及山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揭发了曹文敏的罪行，并要求将曹文敏清除出党组织。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时，张文秋如实向党揭发了曹文敏的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张文秋在材料中说，曹文敏的叛卖行为已对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样的人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让她做党的机要工作，也不应该住在康生这样的中组部负责人家里，以免她再对党组织造成新的危害。 张文秋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怒了康生。为报复张文秋，他背着中央通知张文秋，要她单独去一个秘密地点，就曹文敏的问题与有关人员进行“当面对质”。张文秋得到通知后，认为这样做很不妥，就向自己的直接领导林育南作了报告。 林育南认为康生这样做是错误的，并马上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与林育南商量决定：张文秋已向党组织写了书面材料，不必搞什么对质。
随后，林育南将他与周恩来商量的意见通知了康生。林育南还对康生说：“苏准会”的工作很忙，张文秋在此离不开，有什么需要她说明的，可以叫她写材料。如果认为她写的材料不完全可信，可以派人去山东进一步调查核实。 不久，周恩来、邓发等中央领导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文秋反映的问题，结果证明张文秋写的材料是正确的，曹文敏确系自首变节分子。 在事实面前，康生不得不低头，并向中央作了检讨。但事后，康生并不认错。他认为林育南、张文秋使了他的坏，弄得他几乎下不了台。他几次利用职权寻机报复张文秋，甚至要暗害她。因周恩来、邓发、林育南等领导人设法保护，康生的阴谋才未得逞。直到全国解放后，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康生仍不忘当年旧事，勾结江青对她进行迫害。鲁訇的文章还说： 阴险狠毒的康生，还早就对保护过张文秋的林育南等同志下了毒手。 1931年初，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操纵下，占据了中央领导岗位，推行“左”倾机会主义一套。康生立即投靠过去，积极为他们拍马抬轿。林育南等许多负责干部和忠诚党员，公开反对、抵制他们的错误方针。有一天正在一处开会，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伙，把他们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名单，故意泄露给敌人，使敌人突然包围会场，将林育南等同志一齐捕获，很快全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笔者仔细研究过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五作家的死因后，也认为仅以叛徒王掘夫告密造成了这么多人被捕，是说不过去的。其理由是： 一、据有关史料记载，王明本来已经从中共中央特科得知国民党特务混入了林育南、何孟雄等反四中全会及王明的人内部，他不让特科的人去告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并以“很危险”、“已来不及”为借口，极力阻止中央特科的同志去报信。 二、王明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时，正在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会议。党内这么多重要负责人被捕，他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很冷淡，并当着与会人员的面说：这是早预料到的，是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林、何等人是在反对中央的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人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接着，他又将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开除出党组织。 三、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牺牲后不久，王明为掩人耳目，假惺惺地写了一首《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诗：“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怆然。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读了这首诗，使人感到很奇怪：龙华二十四烈士都是强烈反对他和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他曾在大会小会上攻击龙华二十四烈士有“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此时怎么又写起悼念这些人的诗了呢？而且还称林育南为“师”，称何孟雄为“友”，岂不怪哉？四、笔者意外地在原黄州市档案馆发现的一件尚未发表的重要史料，也证实了吴炳叔、王云程的证言。这篇史料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作者叫柴云堂，他曾和林育南、胡也频、柔石、殷夫一起被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柴云堂在这篇史料中透露，林育南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入党、历任职务等情况，敌人了如指掌，并把他作为“首犯”、“要犯”对待，还用专机将他押到南京劝降。敌人审讯他时，直呼他为“秘书长”。如果不是内部有要人向敌特机关提供了很详细的情况，敌人是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的。 五、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及“左联”五作家等24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王明、康生怕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出来继续反对他们，故用这样的办法将他们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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