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守旧派竭力反对
电线电报是近代引入中国、引起相当争议的“奇技淫巧”之一。顽固派认为电线会变乱风俗，是背祖弃宗之举，如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坚决表示要禁止架设电线，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顽固派的逻辑中，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众多洋务大臣屡屡拒绝
对架设电报线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连洋务派开始也多认识不足，屡屡以无用而拒绝，奕訢、曾国藩、崇厚、左宗棠、刘坤一等都曾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是劳民伤财的无益之举。
李鸿章大力提倡
而李鸿章则在1865年3月就曾致函总理衙门，提出架电报线费钱并不多，但专递信息却非常迅速，现在洋人正想方设法在中国架设电线，中国一时能禁止，但“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如果不能永远禁阻，不如中国现在自己开始创办电报事业。然而，他的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和其他洋务派官员的响应，结果不了了之，但李鸿章并未因此作罢，而是一直在等待恰当的机会。事实上，洋商已想尽种种办法，主要加是架设海线而非陆线绕过清政府管理在中国架线设局。凡此种种，足见开创自己电报事业的艰难。
电讯的重要性终于为人所认识
几年后，洋务派大员开始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看到电报的作用赞不绝口，崇厚在1870年末出使法国，至1871年末返国，期间多次利用外国人开办的电报机构与总理衙门互通电信，使奕訢也体验到电报的便捷、重要。但真正使洋务派下决心架设电报线的直接因素，还是70年代中期日本对台湾的进犯。1874年，清政府派洋务官员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抵抗日本侵略。到台湾后，沈深感台湾孤悬大洋，与大陆通讯、联系极不方便，必将影响军机大事。他看到外商能越津架线，信息往来无阻，便正式奏请朝廷准予架设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海路到台湾的电线。但几经波折，此事最终未成。
李鸿章再次上奏
1879年，为加强海防，也是为了作一试验、探索，李鸿章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效果良好，增强了他架线设局的信心。此次中俄伊犁交涉军情骤紧，李鸿章不失时机再次上奏，详陈必须立即架设电报线的理由。这些理由，今日看来都是“常识”，但那时却是有待普及的“新知”。他并以正在俄国进行的中俄谈判、以自己年前在天津做的试验、探索为例，具体说明架电报线的紧迫性与可行性。李鸿章深知经费、经营管理方式与主权是朝廷最关心、最担心的问题，所以此折虽短，但他仍在最后部分专门针对朝廷的疑虑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好的奏折确应如此提出具体办法）：“旱线”（即陆线）从天津到上海所需不过“十数万两”，可先从淮军军饷项内拨款开办，等到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招募商股，分年缴还本银；经营方式自然是“官督商办”；由于中国目前没有这方面人才不能不雇佣外国专家，但他明确提出要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
清廷最终允准
此折虽短，却有充足的理由、具体的事例与明确的办法；险恶的现实和李鸿章的透彻分折，使清廷终于顾不得电线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准李鸿章着手办理电报局。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设立电报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