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现实的事情会遮蔽了原来的感觉。但我所有对中国大陆内心的朴素情感，都在飞机降落前从窗口看到大西北这片土地的那一瞬间苏醒了。这就是土地的力量。
▲ 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台湾人没听过，大陆人不知道它其实源自意大利。几十年后民谣歌手蒋明唱它，唱出的是“怀疑和淡淡的虚无”。
9月17日，作家龙应台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做了一场有关音乐的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讲述她记忆中的台湾“流行歌曲”。这场讲座也是银川丰收（音乐）狂欢节的项目之一。
首次抵达银川的龙应台，在飞机上就被感动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会遮蔽了原来的感觉。但我所有对中国大陆内心的朴素情感，都在飞机降落前从窗口看到大西北这片土地的那一瞬间苏醒了。这就是土地的力量。”
《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确”，正是它艺术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战争，就会有压迫性的忠君爱国大规范，《四郎探母》却哀伤地唱爱情、亲情，谈寂寞和思乡，在最残酷的时代里抚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创作者写一首歌，并不知道那首歌是否会成为“流行”，甚至长期流行，成为“经典”。一旦“流行”，代表歌里有种东西，能够打动当时社会很多人的心。如果长期流行，代表着那首歌里有种东西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不同时代的人心。
所以，一首流行歌曲，能够透露出非常丰富的时代讯息。
1人生第一支流行曲是《四郎探母》
我是住着日式的房子长大的。榻榻米地板是让你盘腿而坐的，但是刚刚仓皇渡海而来的人，怎么会盘腿坐呢？榻榻米上就放一张藤椅，七岁的我看那张藤椅，怎么看都是一张破烂——体重下沉的地方藤条断裂，破了个洞，但父亲坐在那里，非常怡然自得。
他穿着白色的短袖棉布汗衫。七岁的我所看见的汗衫，怎么看都像一条破抹布，因为不断搓洗，薄到几乎要破，腋下还有一点肥皂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汗迹。
我的七岁，1959年，是父亲因为战争离乡背井，到一个海岛上重新求存的第十年。十年中，藤椅断了破了，汗衫穿到稀薄了，原以为马上就会回家的希望，逐渐变成了绝对回不了家的痛苦觉悟。
他坐在那个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背对着光，光从他后面一格一格的木头窗子照进来，把他的轮廓变成一个黑色的剪影。窗台上有一个留声机，黑胶唱片在转，他在打拍子，跟着唱。他大概已经唱了十年，而我一定已经听了七年，所以知道他在唱什么——有不少动物，鸟啊、龙啊、老虎啊：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肠痛断……
▼《四郎探母》
中间有好大一段，我完全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在唱什么。但我知道叮叮咚咚过一会儿，要唱到“母亲！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这时，父亲就会从口袋里掏出那折成整齐方块的手帕，低头擦眼泪。
京剧虽然称为“剧”，却主要不是拿来看的；懂戏的人“听戏”，不是“看戏”。《四郎探母》是音乐，是歌曲。而且，对于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失根的两百万人而言，它是让你疼痛、每听必哭的“流行歌曲”。《四郎探母》的“自思自叹”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支流行歌曲。
任何一支可以让你一听就崩溃的歌曲，一定是危险的。会“瓦解军心”的《四郎探母》当然要禁。而编戏、唱戏的人，为了让戏存活，也有对应的办法，于是《新四郎探母》就幽默地上场了。编剧加了91个字，就变成一个可以演的戏。
作家蒋勋在《新四郎探母》公演时赶过去看：“我赶去看，看到探母见娘一段，照样痛哭，照样磕头，照样千拜万拜，但是，拜完之后，忽然看到杨四郎面孔冷漠，从袖中拿出一卷什么东西递给母亲，然后告诉母亲：‘这是敌营的地图，母亲可率领大军，一举歼灭辽邦。’”
“叛徒”杨延辉突然变成了“间谍”杨延辉，“想家”固然会瓦解军心，但是只要你“身在北国，心在南朝”，哭一哭也还好啦。
杨延辉战败，没有自杀谢国成为英烈，竟然投降而且被敌人招赘，当然就是汉奸、叛徒。台湾使出了“九十一字诀”，大陆干脆重写剧本。
吴祖光的《三关宴》，就是依据上党梆子《三关排宴》改编而成。战败的辽国国君萧太后率众到三关求和，佘太君当场要求辽国驸马，也就是自己的儿子杨延辉，当作“战俘”送回宋朝。已经与驸马生了一个孩子的辽国公主当场拔剑自刎。杨延辉被母亲押着回国后，佘太君大义凛然地斥责他“不忠不孝”，杨延辉最终跳下城楼自杀。
可是1980年代，如此刚烈正确的《三关宴》不知为什么又不能公演了。
在台湾戒严时期，禁忌是很多的。《春闺梦》要禁，因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句话“充满反战思想”；《大劈棺》要禁，因为它“淫荡、残忍、有害善良风俗”。有一出戏叫《让徐州》，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以后就不能唱了。《昭君出塞》禁唱，因为其中的唱词：
文官济济俱无用，武将森森也枉然，偏教俺红粉去和番，臣僚呵，于心怎安？于心怎安？
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吗？禁。于是剧团就将唱词改了几个字，又可以唱了：
文官济济全大用，武将森森列两班，只为俺红粉甘愿去和番，臣僚送，于心怎安？于心怎安？
父亲坐在破藤椅里听《四郎探母》泫然涕下的光景，七岁的我懵懂不知，几十年之后才明白，原来那每一个流转的音符、每一句唱词，对他，都是最真实的战火记忆，都是最切身的流离失所；那一个“自思自叹”的孤独光景，更是一整代人的定格剪影。
《四郎探母》这一组“流行歌曲”可以流行好几百年，是因为几乎每一代都经历战争和流离，而《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确”，正是它艺术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战争，就会有压迫性的忠君爱国大规范，《四郎探母》却哀伤地唱爱情、亲情，谈寂寞和思乡，在最残酷的时代里抚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年轻一代人很少听传统戏曲了，我认为那是年轻一代巨大的文化损失。在西方，“传统戏曲”是活在当下的。希腊的悲剧譬如《伊底帕斯王》、意大利的歌剧譬如《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德国的音乐剧譬如《尼伯龙根的指环》，被全世界当作高级艺术、人类遗产，请问哪一个不是欧洲人的“传统戏曲”呢？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传统戏曲就被认为是属于老年人的、过去的、陈旧的、属于博物馆的不时髦的品味？
2哪里只是一首天真的情歌！
1995年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陈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之一，我告诉他我自己认识这首协奏曲的经过——1970年，我考进台南成功大学，加入了古典音乐社团。有一天，乐友很神秘地约我去听一个秘密的音乐会：“绝对不可以说出去。”当晚到了一个地下室，非但是个地下室，房间里所有的窗户都用厚毛毯遮住，让光线进不来，让声音出不去。气氛很怪异，既是期待，又是紧张。大家席地而坐。
就在那里，我和一群不到二十岁的大学生一起，第一次聆听了大陆的音乐。那一晚的感觉很奇怪：我们长期被灌输大陆是如何恐怖的地方，但那个恐怖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充满民族美感的音乐？
195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相当紧张的年代。
可回到家，在安全的世界里，转动的是另一种旋律，另一个时代的感觉:《五月的风》《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桃李争春》《莫忘今宵》《苏州河边》《夜上海》《花样的年华》……
你可以想像这样的镜头：在一个日本殖民统治留下来的榻榻米木头房子里，那一边是父亲在哼西皮慢板“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这一边是母亲哗啦啦炒菜，唱着《五月的风》：
五月的风，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
假如呀花儿你确有知，懂得人海的沧桑。
他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你确有知，懂得人间的兴亡。
他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五月的风》
我一直以为母亲喜爱的是陈歌辛歌曲的甜美婉约，在准备这次演讲时，我细看歌词，才惊异地发现，《五月的风》唱的其实是“人海的沧桑、人间的兴亡”，诉说的心情其实是“哭断了肝肠、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的痛。
也就是说，后知后觉的我，要等到父亲过世了、母亲失忆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四郎探母》那苍老的“自思自叹”说“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肠痛断”跟那无比温柔又天真无邪的《五月的风》，竟是同样一种“哭断了肝肠”对时代的倾诉。
这些在1930、1940年代的上海所写成的歌，跟着两百万人在战火中“辗转于沟壑”，颠簸流离到台湾，成为一代人最温暖的安慰。不可思议的是，一整代人所唱的歌，十之七八竟然都来自一个天才作者。
我跟陈钢说，《永远的微笑》是我母亲最爱的歌，我大概三岁就会唱了。他从屋里拿出他父母亲年轻时的合影，跟我说，那首歌是他父亲写给他母亲的“情歌”，然后就在钢琴前坐下来，弹《永远的微笑》。
我也才第一次知道，那个抚慰了一整代人的作者自己却“死于沟壑”。陈歌辛这不世之材在1961年饿死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的时候，只有四十六岁，陈歌辛一定不知道自己的歌，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被当作瑰宝，户户传唱。
我也曾经在罗大佑家里，晚餐后，看他抱起吉他，说：“来，我们来唱《永远的微笑》！”因为知道了陈歌辛的悲凉命运，我闭着眼特别细听，突然发现，《永远的微笑》哪里只是一支天真的情歌！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
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
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永远的微笑》1940 周璇
陈歌辛在1940年乱世中写的这首情歌，藏着多么深的不安和恐惧，而且预言了他未来的命运——心上的人儿沉入悲伤。我那穿着粗布旗袍、在厨房边做饭边唱歌的母亲，是不是也曾经停下来被歌词的“悲伤”吓到过？
▲ 龙应台在银川美术馆演讲，谈论流行歌曲与时代的关系。（作者供图/图）
3因为时代的饥渴，歌曲被赋予超重的任务
在学校里跟老师唱慷慨激昂的“反共”歌曲，在家里跟父亲母亲哼《四郎探母》和《五月的风》，在朋友家，发现朋友的爸妈听的是不一样的歌，譬如用闽南语唱的《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雨夜花》是1934年推出的，作词者周添旺用这首歌表达酒家女的悲凉命运，像风吹雨打的花瓣一样，落土飘零。1930年代，这首歌就在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传唱。到了我小时候，已经是1950、1960年代，连我这个“外省小孩”也会唱，可见它多么地深入巷弄。
但《雨夜花》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有一个全新的版本，日本人把它改作《荣誉的军夫》——一首鼓励台湾人参军打仗的进行曲。日本战败以后，《荣誉的军夫》被彻底遗忘。
《荣誉的军夫》的片段
歌，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时代的镜子。一首歌怎么变，折射出来的其实就是时代怎么变。譬如台湾很少人知道，但是大陆人很熟的这首歌：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啊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点击播放南斯拉夫电影《桥》
台湾看到的反纳粹二战电影，全是美国的。南斯拉夫的电影台湾当然看不到。但这个影片在大陆如此深入人心，恐怕大多数人都会以为《啊朋友再见》就是南斯拉夫歌曲，不知道它其实是源自意大利民谣的反纳粹游击队歌。在1970年代文化资源非常贫乏的时代里，这种为国壮烈牺牲又似乎很“人性化”的英雄电影，让人热血沸腾。
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牺牲”和“英雄”的概念，有了非常不同的体会，也许人们还是会喜欢这首歌，但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态度就很不一样，唱法也不同了。民谣歌手蒋明的《啊朋友再见》更多的是怀疑和淡淡的虚无。
啊朋友 我们以为老去是件漫长的事 有时候它是一夜之间
在清晨的镜子看见苍白的自己 像一颗正在消失的流星
啊朋友 圣贤说那坚持一定成功的事 头悬梁锥刺股三顾茅庐
相信它的人就像相信一个漫长玩笑 不信它的人已没了灵魂
啊朋友 告诉我 相遇是件宿命的事 告诉我忠贞与背叛之间……
蒋明《啊朋友再见》
“怀疑和淡淡的虚无”作为一种态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时代已经走到了这里。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息歌》。1950年代是台湾整肃高峰期，很多共产主义信仰者被逮捕、枪毙。在牢房里，当一个政治犯被叫出去送往刑场时，同监的犯人就唱《安息歌》相送。政治受难者蔡焜霖这样描述那个场景：
“军法处（现台北喜来登饭店）的凌晨四五点是恐怖的时刻。沉睡的寂静中响起狱卒的脚步声和打开铁门的咿轧之声。每位难友梦中惊醒，在关着几千人的大牢内大家屏气静息，静听着狱卒一一念起被判死刑、将被押出去执行枪决的名单。被叫到名字的牢里前辈，常是从容起身换上早就备好的雪白衬衫或干净衣服，与牢友一一握手后，走出去，被五花大绑送往刑场。这时留下来的人，唱着《安息歌》送行。
安息吧 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 照亮着路
我们会继续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 你为爱国而牺牲
冬天有凄凉的风
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 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 照亮着路
我们会继续前走
《安息歌》
这首歌究竟是哪里来的呢？
我来不及查证，但一般的说法是，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集会，与警方冲突，逐渐扩大成大规模示威，到了12月1日爆发流血冲突，四名学生死亡，重伤很多人，就是历史上的“一二·一惨案”，成为全国反内战运动的开端。
当时，圣约翰大学学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成幼殊，写下这样一首歌词，献给昆明牺牲的学生，由另一个同学作曲，在上海的纪念大会发表。这首歌，在原来的出发地，不论是昆明或上海，早就被遗忘了，却随着信仰辗转渡海，到了最绝望的死角，成为人生最后的叹息。
歌，往往因为时代的饥渴，被赋予超重的任务。譬如《绿岛小夜曲》，一直有传说，是绿岛的政治犯写的——绿岛，曾经是台湾政府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这首歌里藏着多少政治的暗示与影射。多年之后，真正的作者终于出来声明，这首歌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而歌，就是在歌颂台湾宝岛的美丽，如此而已。
歌如历史，自己有脚。歌，是有独立生命的。你希望它流行，它不见得流行。你认为它只有一种意义，它钻入地底，出现时是一种全新的宣示。你希望它演灭，消失，它却四处流转，如星火燎原。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时代。（文/龙应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