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ZT)
“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
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
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
“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
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
“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诗人郑敏说。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
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
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
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点杯茶,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不给你吃。”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
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