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出去走走 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距今已近百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辉煌壮丽，它的黑暗腐朽，都已化作历史的云烟。按照我国的传统，早该给它修一部正史，以盖棺论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修史的条件，是否各方面均告成熟，至今仍难定音。好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许多条件的成熟也正是一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
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为此，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些浅见，将大清帝国放进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
一
当人们谈论一部中华帝国史，总不忘汉唐明清。这当然有欠准确。因为秦，毕竟是中华帝国之肇始；而元，也是一个曾经拓疆万里、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让我们姑且从俗，就谈汉、唐、明、清吧。大清帝国，就与前面三大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
汉唐明清四大帝国，都有一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都有一个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前三大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一种中心的、主角的地位，一种积极、主动影响甚至制约外部世界的核心地位。而大清帝国，从它立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
在这种被动的宏观态势下，大清帝国虽然依历史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主动的作用，但在宏观的视角下看来，那也只不过是全面被动形势下的局部主动罢了。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部主动也在内外条件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丧失，直至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完全的受制状态。
大清帝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特点，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作为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历史漫长发展的结果。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在我们这座星球的各个地区生息、繁衍的人类社会创立了国家和文明。
然而，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古代人类所创建的国家与文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下，最初都是规模很小、彼此分散，甚至显得支离破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溯历史，探讨乃至努力勾勒一个世界的古代，但那追溯、探讨、勾勒的结果，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的古代，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古代世界，那个被我们勾勒而成的“世界”，是分散的、零星的，甚至是支离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以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仅不过是他们赖以生产、生活的局部地区，至多不过是他们与之进行交换、贸易的边远地区而已。
直到国家规模庞大，出现了疆土辽阔的帝国，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在古希腊、罗马人头脑里，世界指的就是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亦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地中海世界”。在“地中海世界”人们看来，当时这个世界之外，特别是埃及、红海以东以南地区，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埃塞俄比亚”，并非指今日东非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意为“晒黑的面庞”，指的是此外一切未知地带。同样地，在古代中国人头脑中，世界也是局限着的。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加上对中亚、西亚和南亚比较模糊的认知，大致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天下”了。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层面的极度丰富，中国人对世界的探求是无与伦比的。太史公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期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悬神洲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注：《史记》传七十四。）但这个头脑中的世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猜测性，虽有智慧的闪光，却距现实遥远。
因此，在古代，直到中世纪时期，一部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还在准备与雏形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国家、民族创建了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总体文明程度领先的王国或帝国，在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会占据主动的地位。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几个大帝国，在对外交往与文明交汇中基本上都是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
当时的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和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更高文明、更高社会形态上的强大国家或国家群，能够对中华帝国的兴衰与社会发展作出质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如果我们修撰汉、唐、明等王朝的历史，它们的外部环境或对外关系固然也不应忽视，但比起修撰清史来，其重要性就相差不知几许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所有王朝的外部环境加起来，也没有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来得重要。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清王朝（1644—1911年）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这个历史时代。正是从16世纪开始，世界走向一个巨大的质变，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文明的制高点。资产阶级在组织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编织到一体，从而创造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这个崭新的历史进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将大清帝国纳入了它的框架之中，从外部影响、制约直至通过其内部变化，规定了帝国的衰亡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
因此，在修撰清史时，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考量着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怎样的力度日渐深入地介入了帝国的发展，在帝国内部运动中起了何种催化、腐蚀、破坏与革新准备的作用。
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大清帝国的历史，是有阶段性可寻的。大体而言，似乎可以划分为早期，即初创期，大约从1644年到平定三藩之乱；全盛期，即康雍乾盛世；中后期，即问题期，大致在嘉道年间；晚期，即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1年。从更宽泛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注意一下世界近代史的阶段性。一般而论，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期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然后是产业革命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再就是帝国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45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现当代时期，另当别论。这样，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阶段晚期到第三阶段前期。这一对照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清晰地指出：大清帝国的初创期和全盛期，大致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阶段，即原始积累时期，而大清帝国的问题期与晚期，则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二、三阶段，即产业革命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早期帝国主义时期。由此，大清帝国在与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其兴衰轨迹不是更加生动，更加鲜明了么？！
二
1644年，当八旗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北京金銮殿上彷徨的时候，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经好望角，占据了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我国的澳门等地，建立了它线型的东方海上帝国。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依托其拉丁美洲殖民地，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几乎将太平洋变成了西班牙内湖。
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主义，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需求，因此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当时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马可波罗游记》的鼓舞下，到东方图谋香料、金银以及一切精美的产品和工艺品，同时，他们高举传布福音的旗帜，给自己充满功利主义的野心，蒙上一层正义和美好的包装。可惜，基督的福音换不来任何物质的果实，而殖民者又拿不出什么高档的产品或硬通货与东方进行交换。于是，出路只有一条：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从西方殖民者一踏上东方国家的海岸开始，赤裸裸的暴力劫掠就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们。
他们带着火和剑来到东方，留下的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下的记录。在东非，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返程中，炮轰了摩加迪沙城邦，达•伽马的后继者阿尔美达，于1505年血洗了曼巴萨城邦：“无论男女老少以至无辜幼儿，全都不免一死。……不仅是人遭殃，甚至天上的飞鸟也被射杀殆尽。”（注：J.S.Kirkman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1968,p.73.）在东北非，葡萄牙殖民者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了长期的社会冲突与动乱，造成了8，000人丧生。在他们被年轻的“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驱逐之后，人民欢呼：“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注：R.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p.61.）
在东南亚，1511年当攻占马六甲时，葡驻印总督阿布尔柯克竟下令对城中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并纵容部下在城内大肆劫掠。（注：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葡萄牙殖民者还是罪恶滔天的非洲黑人奴隶贩卖的始作俑者。（注：参见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7页。）至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掠夺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早期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暴力劫掠，造成了亚非与拉丁美洲许多处在文明发展较低梯次的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破坏，甚至中断了这些国家、民族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扭曲与摧残。殖民主义的负面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
早期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到中国，是在明朝中叶。受其自身特征规律性的支配，来到中国的早期西方殖民者，并没有改变其暴力劫掠的恶的本质。葡萄牙殖民者甫抵我国广东沿海，就“拐掠城市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货，每岁不知其数”；“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杀掠，莫敢谁何”。（注：史澄：《广洲府志》卷一二二。）西班牙殖民者在占领菲律宾群岛后，北上入侵我国台湾。荷兰殖民者更在1624年，即晚明天启四年，侵入台湾，建立赤嵌城，并掠夺土地，搜刮赋税，掠卖人口，实行残酷的殖民占领和统治。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自16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我国内地传教。
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了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汇。事实上，当我们回顾明中叶以后的中西交往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伴随着这一交往的展开，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日益凸显，而殖民者的暴力劫掠活动则渐有软化的趋势。西方殖民者并非不想将他们在华暴力劫掠活动无本万利的继续下去，而是碰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东方封建帝国，使他们不得不收敛本性，改变策略。
即使到了16世纪20年代，大明帝国早已盛世不再，葡萄牙殖民者在大明水师面前依然是碰得个鼻青脸肿。“中国官吏令葡萄牙人退出屯门岛，葡人不从，中国战舰遂攻之，葡人大败而归。”（注： Emil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as, Vol.Ⅱ,p.319,London,1910.）1523年发生在西草湾的海战，更是“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注：《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三月。）。经过反复的交往，碰撞与冲突，葡萄牙殖民者终于向中华帝国软化。1553年，葡人“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占据了澳门。“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注：郭棐：《广东通志》。）这是近代西方殖民者用行贿的手法，首次搞“洋腐败”，击中了第一名中国贪官，“非暴力”获取了澳门。此后，澳门葡萄牙当局更向中国政府缴租纳税，甚至助兵平叛，终于成了中华天朝眼中的“良夷”。
由于长期的传教与贸易，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与明廷关系良好。大清立国后，南明小朝廷还不断有人希望借助澳门葡人的力量，挽狂澜于既倒。而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在相当一段时日里，怀抱着同情亡明的立场。然而，前产业革命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加之葡萄牙这个地处西南欧一隅的小国国力的局限。葡萄牙殖民者对大清帝国的建立，竟完全无力施加任何影响与制约，只能坐等与之修好的时机。
至于17世纪崛起的荷兰，虽则侵占我国台湾，并在打击老牌殖民者葡萄牙时毫不手软，占尽优势，但在中华帝国面前亦显得力不从心。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荷兰人与葡萄牙、西班牙人一样，难有作为。至多不过拿海外华侨作为欺凌对象，恣意屠杀，显露其原始积累时期恶的本性。有时，荷兰殖民者怕影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内心恐慌，事后还要专门遣使向中国皇帝谢罪。至于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则根本无须待大清帝国动手。一位统领25，000名精兵的抗清英雄郑成功，一次成功的跨海作战，就将宝岛收复，将荷兰殖民者赶下了大海。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距今已近百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辉煌壮丽，它的黑暗腐朽，都已化作历史的云烟。按照我国的传统，早该给它修一部正史，以盖棺论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修史的条件，是否各方面均告成熟，至今仍难定音。好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许多条件的成熟也正是一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
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为此，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些浅见，将大清帝国放进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
一
当人们谈论一部中华帝国史，总不忘汉唐明清。这当然有欠准确。因为秦，毕竟是中华帝国之肇始；而元，也是一个曾经拓疆万里、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让我们姑且从俗，就谈汉、唐、明、清吧。大清帝国，就与前面三大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
汉唐明清四大帝国，都有一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都有一个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前三大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一种中心的、主角的地位，一种积极、主动影响甚至制约外部世界的核心地位。而大清帝国，从它立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
在这种被动的宏观态势下，大清帝国虽然依历史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主动的作用，但在宏观的视角下看来，那也只不过是全面被动形势下的局部主动罢了。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部主动也在内外条件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丧失，直至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完全的受制状态。
大清帝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特点，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作为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历史漫长发展的结果。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在我们这座星球的各个地区生息、繁衍的人类社会创立了国家和文明。
然而，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古代人类所创建的国家与文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下，最初都是规模很小、彼此分散，甚至显得支离破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溯历史，探讨乃至努力勾勒一个世界的古代，但那追溯、探讨、勾勒的结果，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的古代，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古代世界，那个被我们勾勒而成的“世界”，是分散的、零星的，甚至是支离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以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仅不过是他们赖以生产、生活的局部地区，至多不过是他们与之进行交换、贸易的边远地区而已。
直到国家规模庞大，出现了疆土辽阔的帝国，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在古希腊、罗马人头脑里，世界指的就是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亦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地中海世界”。在“地中海世界”人们看来，当时这个世界之外，特别是埃及、红海以东以南地区，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埃塞俄比亚”，并非指今日东非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意为“晒黑的面庞”，指的是此外一切未知地带。同样地，在古代中国人头脑中，世界也是局限着的。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加上对中亚、西亚和南亚比较模糊的认知，大致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天下”了。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层面的极度丰富，中国人对世界的探求是无与伦比的。太史公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期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悬神洲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注：《史记》传七十四。）但这个头脑中的世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猜测性，虽有智慧的闪光，却距现实遥远。
因此，在古代，直到中世纪时期，一部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还在准备与雏形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国家、民族创建了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总体文明程度领先的王国或帝国，在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会占据主动的地位。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几个大帝国，在对外交往与文明交汇中基本上都是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
当时的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和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更高文明、更高社会形态上的强大国家或国家群，能够对中华帝国的兴衰与社会发展作出质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如果我们修撰汉、唐、明等王朝的历史，它们的外部环境或对外关系固然也不应忽视，但比起修撰清史来，其重要性就相差不知几许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所有王朝的外部环境加起来，也没有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来得重要。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清王朝（1644—1911年）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这个历史时代。正是从16世纪开始，世界走向一个巨大的质变，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文明的制高点。资产阶级在组织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编织到一体，从而创造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这个崭新的历史进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将大清帝国纳入了它的框架之中，从外部影响、制约直至通过其内部变化，规定了帝国的衰亡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
因此，在修撰清史时，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考量着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怎样的力度日渐深入地介入了帝国的发展，在帝国内部运动中起了何种催化、腐蚀、破坏与革新准备的作用。
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大清帝国的历史，是有阶段性可寻的。大体而言，似乎可以划分为早期，即初创期，大约从1644年到平定三藩之乱；全盛期，即康雍乾盛世；中后期，即问题期，大致在嘉道年间；晚期，即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1年。从更宽泛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注意一下世界近代史的阶段性。一般而论，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期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然后是产业革命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再就是帝国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45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现当代时期，另当别论。这样，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阶段晚期到第三阶段前期。这一对照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清晰地指出：大清帝国的初创期和全盛期，大致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阶段，即原始积累时期，而大清帝国的问题期与晚期，则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二、三阶段，即产业革命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早期帝国主义时期。由此，大清帝国在与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其兴衰轨迹不是更加生动，更加鲜明了么？！
二
1644年，当八旗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北京金銮殿上彷徨的时候，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经好望角，占据了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我国的澳门等地，建立了它线型的东方海上帝国。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依托其拉丁美洲殖民地，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几乎将太平洋变成了西班牙内湖。
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主义，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需求，因此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当时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马可波罗游记》的鼓舞下，到东方图谋香料、金银以及一切精美的产品和工艺品，同时，他们高举传布福音的旗帜，给自己充满功利主义的野心，蒙上一层正义和美好的包装。可惜，基督的福音换不来任何物质的果实，而殖民者又拿不出什么高档的产品或硬通货与东方进行交换。于是，出路只有一条：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从西方殖民者一踏上东方国家的海岸开始，赤裸裸的暴力劫掠就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们。
他们带着火和剑来到东方，留下的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下的记录。在东非，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返程中，炮轰了摩加迪沙城邦，达•伽马的后继者阿尔美达，于1505年血洗了曼巴萨城邦：“无论男女老少以至无辜幼儿，全都不免一死。……不仅是人遭殃，甚至天上的飞鸟也被射杀殆尽。”（注：J.S.Kirkman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1968,p.73.）在东北非，葡萄牙殖民者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了长期的社会冲突与动乱，造成了8，000人丧生。在他们被年轻的“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驱逐之后，人民欢呼：“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注：R.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p.61.）
在东南亚，1511年当攻占马六甲时，葡驻印总督阿布尔柯克竟下令对城中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并纵容部下在城内大肆劫掠。（注：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葡萄牙殖民者还是罪恶滔天的非洲黑人奴隶贩卖的始作俑者。（注：参见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7页。）至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掠夺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早期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暴力劫掠，造成了亚非与拉丁美洲许多处在文明发展较低梯次的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破坏，甚至中断了这些国家、民族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扭曲与摧残。殖民主义的负面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
早期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到中国，是在明朝中叶。受其自身特征规律性的支配，来到中国的早期西方殖民者，并没有改变其暴力劫掠的恶的本质。葡萄牙殖民者甫抵我国广东沿海，就“拐掠城市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货，每岁不知其数”；“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杀掠，莫敢谁何”。（注：史澄：《广洲府志》卷一二二。）西班牙殖民者在占领菲律宾群岛后，北上入侵我国台湾。荷兰殖民者更在1624年，即晚明天启四年，侵入台湾，建立赤嵌城，并掠夺土地，搜刮赋税，掠卖人口，实行残酷的殖民占领和统治。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自16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我国内地传教。
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了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汇。事实上，当我们回顾明中叶以后的中西交往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伴随着这一交往的展开，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日益凸显，而殖民者的暴力劫掠活动则渐有软化的趋势。西方殖民者并非不想将他们在华暴力劫掠活动无本万利的继续下去，而是碰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东方封建帝国，使他们不得不收敛本性，改变策略。
即使到了16世纪20年代，大明帝国早已盛世不再，葡萄牙殖民者在大明水师面前依然是碰得个鼻青脸肿。“中国官吏令葡萄牙人退出屯门岛，葡人不从，中国战舰遂攻之，葡人大败而归。”（注： Emil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as, Vol.Ⅱ,p.319,London,1910.）1523年发生在西草湾的海战，更是“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注：《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三月。）。经过反复的交往，碰撞与冲突，葡萄牙殖民者终于向中华帝国软化。1553年，葡人“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占据了澳门。“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注：郭棐：《广东通志》。）这是近代西方殖民者用行贿的手法，首次搞“洋腐败”，击中了第一名中国贪官，“非暴力”获取了澳门。此后，澳门葡萄牙当局更向中国政府缴租纳税，甚至助兵平叛，终于成了中华天朝眼中的“良夷”。
由于长期的传教与贸易，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与明廷关系良好。大清立国后，南明小朝廷还不断有人希望借助澳门葡人的力量，挽狂澜于既倒。而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在相当一段时日里，怀抱着同情亡明的立场。然而，前产业革命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加之葡萄牙这个地处西南欧一隅的小国国力的局限。葡萄牙殖民者对大清帝国的建立，竟完全无力施加任何影响与制约，只能坐等与之修好的时机。
至于17世纪崛起的荷兰，虽则侵占我国台湾，并在打击老牌殖民者葡萄牙时毫不手软，占尽优势，但在中华帝国面前亦显得力不从心。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荷兰人与葡萄牙、西班牙人一样，难有作为。至多不过拿海外华侨作为欺凌对象，恣意屠杀，显露其原始积累时期恶的本性。有时，荷兰殖民者怕影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内心恐慌，事后还要专门遣使向中国皇帝谢罪。至于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则根本无须待大清帝国动手。一位统领25，000名精兵的抗清英雄郑成功，一次成功的跨海作战，就将宝岛收复，将荷兰殖民者赶下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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