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学名蓍年，字守常，后改名李钊、李大钊。钊者，刀也；大钊者，大刀也。
李大钊为遗腹子，他出生时他的父亲、祖父、祖母都已经离世。他的堂爷爷，也是李大钊父亲的过继父亲，成为照看他长大的爷爷，不是亲爷爷胜似亲爷爷。
李大钊出生时，他的这个爷爷正好在院子里捕捉到了一只百灵鸟，所以老来得孙、高兴的不知道如何好的老（堂）爷爷给他起的乳名是“灵头”，后来觉得不应该这样直白，又反其意改为“憨头”。
李大钊生下来10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也病逝弃他而去。
他只能与堂爷爷和堂奶奶过活。那个作为普通农妇的堂奶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总想把财产多给嫁出去的亲闺女一些，所以对李大钊既没有那么疼，也没有那么爱。
这个（堂）爷爷早年到关外（东北）谋生，精明强干，攒下一份家业，只是弟兄三人，人丁不旺。到第三代只有李大钊这么个独苗。这就是说，李大钊没有亲兄弟姐妹、没有亲堂兄弟姐妹，也没有第二级堂兄弟姐妹（一个曾祖父的同姓同辈后代）。
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性格上、逻辑思维上肯定与普通家庭环境成长的孩子有所不同。这样童年经历的人，有可能成年以后渴望亲情渴望友情，从而待人真诚待人慷慨。
李大钊的（堂）爷爷的亲外甥王庆云中了举人（请见我的博客《故事21，王举人、李大钊的表叔》），当了体制内的官员，这肯定是让这个当亲舅舅的生意人自豪的事、也是羡慕的事。他自己无男性后人，就过继了自己弟弟的儿子，供他读书，准备走功名之路。可惜这个让老爷爷倾注了全部希望的过继儿子在22岁就英年早逝，老爷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这里。
好在这孩子名为憨头，但是绝不是憨头憨脑之辈。所以当举人表叔一出来“春风猛如虎”的上联时，只有八九岁的李大钊脱口而出就能对出来“秋水静如狳”的下联（请见《故事21，我第一次吃葡萄干，记王举人、李大钊的表叔》）。
八九岁的李大钊已经学过了《三字经》、《千字文》这些初级读物，《四书》已经学过一大半了。
这种自小和外人交往少、跟大人在一起的时间多、读书时间多对孩子性格、待人接物的影响是很特殊的。具体说，自小就没有经历过小朋友小玩伴之间的相互欺凌、相互攀比和尔虞我诈（恶作剧），对人防范心比较少，会认为世界上有邪恶，但是仍然认为大多数人是好人。我儿时就有相同的经历，即大人在我和现实的社会间建立了一道笆墙。我清楚的记得，就是在去年，追随我已经9年的副总说：“x老师，您总认为世界上好人多，实际上哪有那么多的好人？”。我这个部下、粉丝，可是比我小19岁！还要他来教育我。
这个爷爷既是慈的、也是严的。慈体现在对他生活的照顾，严体现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
爷爷的慈爱，一方面给李大钊童年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李大钊早熟和因缺少与同龄孩子正常交往形成的“交往性紧张”心理。这种心理再加上持久的成才教育和道德引导，就自然形成强烈的道德自律感和知识超越欲。而且，这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的性格倾向，比如，内心的外向冲动和外表的内向压抑，刚强的进取意识和慎重的稳健态度等。这些对李大钊成年之后的性格和行为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李大钊年幼时只是跟着爷爷学习认字练字，六岁时进本村大黑坨村的私塾学习，不到三年，村里的私塾先生就说“这孩子太聪明了，我教不了他了”。爷爷把他送到邻村小黑坨村，到我县崔刘张史四大家之一的“京东快马张家”陪张家大公子读书，一读又是三年，可是张家大公子不幸夭折，李大钊也已经名声在外，爷爷只好把他送到二十多里地外的井坨村“一门三进士”的宋家私塾读书，在宋家四年学习是李大钊的重要成长阶段，这里他有了他的终生好友、后来成了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时期后勤处长的宋仲彬。这个宋仲彬后来又成了冯玉祥的部下师长。宋仲彬促成了李大钊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一定程度上促成国共合作。宋促成的李大钊和冯玉祥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导致冯玉祥的西北军脱离北洋军阀体系，这也让基督将军、倒戈将军冯玉祥在中共史书上保持着好名声。
这个宋仲彬家是北京最早的发电厂，石景山发电厂的大股东，体育名嘴宋世雄是他的堂孙子。
李大钊16岁时离开本县到府学永平府书院学习，这就相当于考上了秀才。不幸的或者有幸的是，清政府在1905年废除千年科举制，李大钊的仕途之路就此中断，但转入了新式永平府中学，成了洋学生。
也就在这个国家的变故之际，李大钊家也发生了变化，一生为他挡风遮雨的（堂）爷爷于当年离世，也可能是带着儿孙仕途梦的破碎而心情绝望吧。这时候的李大钊的堂姑伙同其他李姓本家把堂爷爷的财产巧取豪夺，或者说挥霍干净。
这里我解释一下，在过去的农村，男性直系后代继承老一辈的财产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是旁系侄辈来继承，则麻烦事儿很多。就以我家为例，我爷爷在七七事变后回老家继承他的堂伯父的家业。这个堂伯父夫妻俩把相当多的财产转移到他的独生女那里，当然了我爷爷奶奶看得开，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当堂伯父老夫妇俩去世时，一定要大办葬礼，我奶奶跟我讲“你这个过房（过继）祖太太（曾祖母）去世时，大办三天，光肥猪就杀了七头，全村人来白吃白喝”。而且村里人也抱着这个被过继的人占了大便宜的心态。我爷爷奶奶和那个堂堂姐姐（second cousin）家一直保持好的关系，甚至这个堂堂姐姐不到40岁去世后，那个堂堂姐夫娶了后老婆，他们一家也仍然到我家白吃白喝的，我爸爸、我姑姑他们在逛庙会的时候，也是到他们家一住两天三天白吃白喝的。这个堂堂姐姐的儿子，比我爷爷岁数还大三岁，仍然每年给这个所谓的“舅舅”来拜年一直到70年代。这说明我们家人品、修养都不错。
可是李大钊的这个堂姑姑一家，人品不好的很。李大钊的（堂）爷爷一死，留给李大钊就剩下房产了，田地和金钱都没有了。李大钊要交伙食费、交学费，没有现金是不行的。
这时候的井坨老宋家，就提议由宋家资助李大钊继续求学，基于尊严、基于个性，李大钊没有同意。有财有势的宋家当然了解李大钊的潜质，何况本县的故事里本来就有江南才子上海嘉定人徐郙在本县崔家借读三年，最后高中状元、官拜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之美谈。
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四年、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六年的时候，主要靠他的岳家，即他的夫人赵韧兰的娘家资助。这个赵韧兰的奶奶是李大钊的另一个姑奶奶（我奶奶的奶奶的妈是李大钊的一个姑奶奶，呵呵）。赵家和李家同住大黑坨村，对李大钊太了解了，当然了，作为李大钊姑奶奶的赵家肯定不是像李大钊（堂）姑姑家那样鼠目寸光、贪婪愚痴。李大钊家本族和亲戚家有很多人参加革命，甚至多人成为中顾委委员、副部级领导干部，但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那个姑姑一家人，她们家是反面角色、微乎其微的反面角色。我们家还可以以李大钊姑奶奶的后代身份来到网上来讲故事，他姑姑家的后代这样做就应该不好意思了。
今年春节，我回家时去探望一个本村的堂爷爷辈分的老夫妇俩，我称他们为三爷三奶。他们两个人老太太96岁、老爷子94岁，每月有近1万元的退休金。老两口耳不聋眼不花，思路仍然敏捷，操着沈阳口音的老太太说到：“你三爷家是中农，人口多，供他读书需要30亩好地的每年收成，你太爷肯定不干的。是我爹、你三爷的老丈人，供他上高中、读大学。他每次给家写信，就是要钱”。我那每天锻炼走路近5公里、个头不高、腰板笔直的三爷在旁边嘿嘿的笑着。
所以，李大钊的岳家对李大钊的成名成家功不可没，他的夫人在完成李大钊的公葬以后不久也思念成疾，于贫病交加中逝世，中共后追认赵韧兰为中共党员，这是她是应得的。
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习六年，这是他吸收知识时期。这个阶段的学习，应该叫兼收并蓄。
这个学习期间恰好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华大地政党林立，李大钊参加过其中的社会党。
在1913年，李大钊接受立宪派孙洪伊、汤化龙的资助，到日本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三年，李大钊学了新知识，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结识终生好友章士钊。还秉着对朋友负责的一根筋逻辑把一个10岁的小屁孩、一个未来公子哥儿的candidate、愣是严加管制，终于培养成了未来的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汤佩松。
可是李大钊没有拿到学位，他就回国了。
李大钊回国后只是担任一些杂志的主笔之类的。当然了，章士钊这个终生挚友一直在方方面面帮助着李大钊，这包括介绍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主任），后来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社会声望，又成为北大教授和其他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
在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梁启超、张东荪、李大钊等人，其他人慢慢的兴趣转移或者转而反对马克思主义。
是“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显学。
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李大钊没有去参加，只是派他的学生、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张国焘代他参加。其实原因很简单，他在带头和北洋政府交涉，为教授争取拖欠多月的工资。李大钊在年轻时还是愤青。
看看在民国时期的二十年代人们都挣多少钱：
我太祖父（海归、京奉铁路局局长），月薪 700大洋
李大钊 （海归、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月薪280大洋（最高时）
我堂太祖母（天津直隶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邓颖超同班同学，比邓大4岁），小学教师，月薪 70元
天津警察，月薪 8块大洋
毛泽东，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月薪 7～17块大洋
天津市工人，月薪3块大洋（年底有50～200块大洋的分红）
记得我爷爷讲过，还住在天津时有一天他出去上学，同父异母的小妹妹就跟出去了，他没有发现，结果妹妹就丢了，全家人很着急，是一个警察抱着小妹妹送回来了。我爷爷那抠门的继母让仆人拿出来一块大洋酬谢警察叔叔，最后是我爷爷的奶奶（我的高祖母）给了警察3块大洋。警察叔叔高高兴兴的走了。
可是月薪280块大洋的李大钊家生活拮据。算起来他们家人口是不少，但是在北京过一个中产阶级的日子应该没问题。
可是李大钊的钱根本不够用，到月底甚至都揭不开锅。
有穷学生需要资助，李教授一掏就是几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大洋。党组织需要经费，李大钊自己掏腰包。还有迎来送往的朋友，乡下来的乡亲，。。。。。
所以，北大校长蔡元培后来有个规定，每月付薪金时先让会计科扣下来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赵淑兰女士。
当然了，李大钊从小不缺吃穿钱，对钱没有概念。这也可能是其原因。就比如说我吧，5岁挖野菜、12岁走街串巷卖葡萄，。。。。。，到现在也没有发财，但也没有把钱当爷爷。也可能是因为不拿钱当爷爷，所以也发不了财。
旧社会阶级分明，到北京投奔老师杨昌济的毛润之龙潜北大图书馆当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心高气盛的毛润之的境遇和心情可想而知。
30年后夺得政权的毛润之说：。。。。。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作为共产党叛徒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丝毫没有贬低他的老师李大钊。
李大钊和孙中山打交道，一下子就成了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李大钊和吴佩孚打交道，让吴佩孚说出来“劳工神圣”；
李大钊和冯玉祥打交道，促成了冯玉祥彻底脱离北洋军阀体系，促成北伐成功；
李大钊和张作霖打交道，。。。。。，那叫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李大钊被捕以后，各方势力展开争斗。
老友章士钊用尽力量。
本县同乡会努力着，试图影响少帅张学良。我的曾祖父、堂曾祖父也是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堂曾祖父是当时东北除了日占南满和俄占北满铁路之外的、中国人自己修的东北第一条铁路----大虎山到通辽铁路的总勘探师，他是北京市第一份现在城市地图的测绘者、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副厅长。
通过游说老师是我县人的张学良、和祖籍本县的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张作霖差不多同意不处死李大钊（在古代，杀士是恶行，历史留恶名）。可是被北伐军打击的节节败退的孙传芳、张宗昌坚决要求处死共产党党首（国民党北方实际负责人）李大钊。特别是刚刚搞过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
李大钊被绞死了，这是一件历史事件。我们就不去对是应李大钊的要求才进口了德国产的绞刑架或者是。。。进行纠缠了。
或许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
但是我因此对蒋介石、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带有强烈的憎恨和厌恶，一辈子的、纯个人色彩的憎恨和厌恶。
在我10岁左右，我爷爷讲到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时，我觉得特别解恨。
39岁的李大钊被绞死了，但他没有出卖同志，尽管他受尽酷刑。
平生不识李大钊并且“对共产主义绝对反对”的棺材铺掌柜听说要盛殓李大钊的遗体，特意挑选了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以成本价卖给李家，以表示对其人格的敬佩。
在北大校务会议上讨论李大钊家属的抚恤金问题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诸位同仁说得也许有道理。但如果本校之中，谁要像守常那样，为了主义而被他们绞死，我们也可以多给一年的抚恤金。
六年后的1933年，北大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北大教授、社会贤达、政府官员中李四光等捐大洋10元，马寅初等捐20元，周树人（鲁迅）、梁漱溟捐款50元、周作人、戴季陶捐款100元，陈公博捐300元，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捐款1000元。
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在其父遇难后，在周作人等掩护和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李葆华曾经担任过大跃进后的安徽省委书记，被安徽人称为李青天。他改开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顾委委员。
2005年，已经96岁的原中顾委委员李葆华同志感冒发烧，还自己搭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挂号看病，当然因医生给草草检查、治疗延误而不幸去世。而李大钊的族侄、黄埔四期与林彪、文强、周恩寿同宿舍的、冀东抗日联军司令、交通部党组书记、中顾委委员李运昌同志则活到101岁。
李葆华的两个儿子都是副省级干部，可是他们至少在正厅级职位时还一直是骑自行车上班。
我看到国内的报纸上有过一个观点是：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为代表的旅欧共产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良性基因。我是不是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固有的良性基因？
不完全统计的李大钊的朋友（包括忘年交）有：
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汤化龙，汪精卫，张国焘，周作人，周树人（鲁迅），孙洪伊，汪精卫，蔡元培，毛泽东，张申府，周恩来，陈毅（元帅），杨昌济，白坚武，吴佩孚，冯玉祥，蒋梦麟，梁漱溟，杨宇霆，高君宇，邓中夏，蔡和森，章士钊，吴弱男，刘半农，朱家骅，张太雷。。。。。。
二十年代天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过：共产党，我们真的不能不反对，但是守常（李大钊）信共产主义，我们又不能反对。
人品好，人格魅力，与主义、与信仰有关也无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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