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艺术节上播了一出吴兴国主演的新编京剧《水浒传108忠义堂》，编剧是台湾作家张大春，从“忠义”的角度演绎水浒的故事。但，对于《水浒传》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视角。
中国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形成一个群体，游民的意识得以表达，是始于宋代。而且游民群体的形成在文化上有所表现，就是通俗文学的大量出现，像《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这一类故事产生于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到元代有了水浒戏，明代《水浒传》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这本小说建立的最初基础是游民，就是江湖艺人诉说的游民的故事，体现了游民的思想和游民的文化。
这种文化首先是一种反社会精神，反映一些社会动乱，这跟历代以来儒家、道家和佛家倡导的和谐社会稳定社会能安居乐业的生活不同。在书的楔子里面，作者为这种社会动乱找到了天道的根据。为什么要先合理化？因为历来主流思想都是否定造反。当然水浒不单纯是造反活动，而是抢劫，宋江故事本来就是抢劫集团，36个人，抢来抢去。到了南宋把各种际遇夸大，把一个本来是抢劫集团的故事赋予了他们有跟异族斗争，保卫朝廷，要有忠义、反对奸臣等一系列内容。
水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社会的隐形社会，这就是江湖。比如智取生辰纲，吴用去劝说阮氏三雄入伙，说动阮小二的时候，提到他家庭的困难，比如税重、水深的地方都被梁山泊霸占，他们就很感慨。吴用就挑拨说，你们一身本事，干嘛不把梁山泊的强盗抓来到官府去求个赏金。阮小二说，那要吃江湖好汉笑话。这种说法就跟主流社会的说法不一样。这老百姓叫“帮匪不帮官”。这就是江湖道义，这跟主流社会的道义是不同的。
评水浒要评出新意确实很难，但这部小说问世后，受到了那么多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人群的关注，这个社会现象本身就非常值得研究。书里的描写可能和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有许多契合。这本书讲顺民变暴民，但暴民最终被招安变成奴才的过程，其中有许多对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和谋生智慧的描写，必须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做解释。
水浒中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他们曾经只想过着殷实、安逸的日子，可在社会的惊涛中，他们没办法把握自己。这种深深的无助感、这种小草一样的生存状态，历史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体验到，最后他们都因缘际会地上了梁山。这是小人物在生存困境中结下的一种“互助组织”，梁山人所谓的兄弟情谊，其实都是建立在彼此结盟才能生存的需要上的。他们这些小人物在那个时代没办法独活，因而必须结成命运共同体。
忠和义本来是不同的道德伦理要求，忠是臣子对皇上，下级对上级。忠是不平等的。忠多在庙堂上体现。义，则基本上是江湖中人士和社会上的人彼此之间的道德约束，比忠更为平等。和忠相比，义往往是无权势者抱团取暖的一种道德要求。水浒中宋江将聚义堂改成忠义堂，忠放在义的前面，说明其在用意识形态对梁山人进行改造。以“忠”这种不平等的道德要求来驾驭、超越义。
宋江就是一个标本。秦朝灭亡后，在权力场上成功的基本上是宋江这样的人，如出身贵族的项羽有扛鼎之勇，就是斗不过出身小吏的地痞刘邦。吴思在《闲看水浒》的序言中提到：“在宋江和刘备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深刻答案。这二位都以仁慈体贴著称，在他们身上，暴力集团的成员们寄托了最佳预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预期，在他们的麾下卖命，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刘备和宋江无须逞匹夫之勇，他们的才干是当好一个商人。”宋江和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深刻地了解当时中国人的人性，当时中国的世情。这种人性和世情就是：实在的人情，虚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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