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早年革命实践研究
三 十 三 世 鹏 飞
从诸暨溪埭到杭州城的路，其实并不远，只要翻过村后的三台山，已是萧山的地面的楼塔了。由此向北，是一马平川的官道。一般在萧山歇一晚，第二天渡过钱塘江，进了观潮门，正好吃午饭。
1916年的8月，十七岁的俞秀松从萧山临浦高级小学毕业，考进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溪埭人的眼里，已经算是秀才了。他就是沿着这条路，顶着酷暑的毒日，走出了山里。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自辛亥革命后，新学流行，差不多每个省都办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最出名的还算是“湖南一师”和“浙江一师”。毛泽东是1913年考入湖南一师的，在俞秀松进浙江一师时，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他比俞秀松大六岁。这两所学校，注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学校。
俞秀松对考进浙一师兴奋不已，他的志向就是做一个学问家，他的父亲俞韵琴是诸暨地方上有名的教育家，是清朝末代秀才，曾担任过清末知事府老师，1917年，在俞秀松考入浙一师的第二年，俞韵琴也担任诸暨师范讲习所的所长，诸暨地方上的初级师范的校长。在乡人的眼里，他的父亲无疑是个学问家。
首先是学校好，浙一师前身可以追溯到创建于1908年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中国建立最早的六大著名师范学校之一。学校实行学生自治、职员专任，力推试行学科制、国文改授国语，浙一师成为闻名全国的民主运动的基地、新文化的基地。
第二是校长好，校长经亨颐(1877—1938)，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老同盟会会员；17岁就参加经元善为首的上海绅商士民1231人联名电奏，反对慈禧废光绪另立新君，遭通缉，避居澳门。1903年初，赴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教育与数理。与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相识，过从甚密。后来经亨颐的女儿经普椿嫁给了廖仲恺、何香凝的公子廖承志，两家喜结良缘。1908年起，就入主校务任校长。他治校有方，锐意革新，提出“与时俱进”方针，倡导“人格教育”，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重视学生品德培养；生平长于诗、书、画、金石，被时人誉为“四绝”。有《经颐渊金石》
第三是教师好，经亨颐所聘教员皆一时名流。如陈望道、沈钧儒、李叔同、沈玄庐、夏丐尊、李次九、刘大白、叶圣陶、沈雁冰、鲁迅，他们个个满腹经纶、学贯中西，思想激进。尤其是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四位老师——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他们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在那里，他成为“四大金刚”的门生。这四位老师，加上沈玄庐，对他的思想潜移默化，影响最大，俞秀松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的早期引导是分不开的。
第四是同学好，俞秀松在浙一师的同学有：施存统、宣中华烈士，叶天底烈士，柔石烈士、汪寿华烈士、、梁柏台烈士、金甲武烈士、曹聚仁、傅彬然、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潘天寿、冯雪峰。他们都是一批极具才华的青年；或成为坚定的革命家、或在文化艺术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他们不满现状，力求上进，志同道合，很有共同语言。
在浙江一师学习期间，俞秀松广泛地拜访有声望的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那里接受了不少新的思想。他通过陈独秀的介绍，结识了曾执教求是书院的马一浮先生。马先生在本世纪初曾留学美国，精通五国文字，是国内最早接触《资本论》的人之一。从他那里，俞秀松请教了什么是剥削和剩余价值等经济学基本原理。
在浙一师这样的大环境里，师生间切磋问难，交换心得，如鱼得水。营造了一个科学、民主的浓厚的氛围。，为他今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巨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是他个人的学识、才具、气质、和思想方向已经是锋芒初露，二是已经初步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经验。他不是单枪匹马的前行，而是结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组成进步的团体去争取真理。
浙江新潮
你看过钱塘江的浪潮吗？当天边远远传来隆隆的闷雷声时，一条白线耀入你的眼光，霎那间，白线成了白色的舞动着的炼缎，演变成一万匹骏马，奔驰无垠的大草原上，马蹄疾疾，劲鼓声声，疯狂地向你奔来，及到你身边，已经转化成无数垒叠的白墙，有几人高，前面的以横扫千军之势，勇往直前，后面的不顾一切的继续向前推进，卷起千层白浪，大有一股“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气势，这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浙江潮。
1919年5月6日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封建的民主反帝爱国的浪潮。“五四”运动是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航船的前进方向。“五四运动”的爆发，在杭州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浙江史志》载：
“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杭州，之江大学学生派出代表联络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女子师范、法政等学校，商议采取统一行动。９日，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召开大会，决定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此后，杭州各校连日集会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青岛，致电出席巴黎和会之美、英、法、意四国代表，请“主持公理”。１７日，杭州印刷工人组织“救国十人团”，提倡国货，抑制日货，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二十一条”，开展各种形式爱国活动。２９日，杭州１７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发表宣言，决定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抗议对爱国学生的迫害，省长闻讯，令各校即日放假。是月，《浙江青年团》月刊于杭州出版。
俞秀松积极投身运动中去，在初期，他并不是出名的学生领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五四”以后，学生们建立了许多进步社团，如“学生自治会”、“劳动第一团”、“劳动第二团”、“全国书报贩卖部”、“学生贩卖（书刊）团”、“浙江新潮社”、“钱江评论社”等组织。
“浙江新潮社”前身为省一中学生查猛济、阮毅成等人和工业学校学生沈端先（沈端先就是夏衍，建国后长期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等人创办的“双十社”，后“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傅彬然、、周伯棣等十四人加入改名为“浙江新潮社”，
刊物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的暑假开始筹办，定于十月十日出版创刊号，取名《双十》——因为辛亥革命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称为“双十节”。这批学生能量很大，把刊物一开始就办得虎虎有势，四开四版，俨然是一份洋洋大报，从报纸所载“本刊代派处”便可见一斑：广及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东至日本神户、西至成都。在派报处的负责人中有长沙马王街毛泽东君和南京高等师范杨贤江君、上海亚东图书社等。
毛泽东是在当年四月从北京回到湖南，也积极投身到学生爱国运动中去了。7月14日，著名的《湘江评论》创刊了，发行量也达到了五千份，比浙一师的刊物早了两个月。但是在发行了五期后，遭到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查封。毛泽东当时是在湘一师附属小学的修业学校代课老师。看来俞秀松至少和毛泽东有过书信往来，浙一师俞秀松提出代办发行的“要约”，湘一师的毛泽东应该有同意代办发行的“承诺”。那时没有电话，全靠书信联系，如果能挖掘到这样的史料，该是多么珍贵啊。
据夏衍回忆：“第一、二次集会的时候，我记得宣中华没有参加，但是《双十》出版之后，俞秀松和宣中华就明显地成了这个小刊物的领导人。俞秀松，诸暨人，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们这些人老练得多，最少可以说，他和宣中华两个，已经不单是反帝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明显的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斗士了。”
夏衍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俞秀松这一时期思想层次的总结，他是受过“革命洗礼的斗士”，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时的俞秀松，还是停留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层次。
《双十》出了两期，编者们便不满足于“中华民国”了。他们转向激进，俞秀松提议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亲自写了《发刊词》，表明了这群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们的热望：“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 这份杂志以谋人类幸福和进化，改造社会，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提出改造社会的责任“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阶级联合一致”
《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动浙江的政界、教育界 《浙江新潮》第二期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
浙江督军卢永祥、
在在一师学潮中，宣中华这位俞秀松的同乡，被选为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学生们罢课，反抗浙江反动当局。“浙一师”学生联合各校与反动派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反动当局以威逼、利诱、乃至最后不惜动用近千名军警包围“一师”，断绝伙食供应，强迫驱逐学生离杭回家，妄图改组“浙一师”。宣中华在1920年10年春，应陈望道函请，到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1924年1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潜往上海，4月13日，在龙华车站被特务识破而被捕。17日深夜，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一师风潮”以后，杭州学生在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宣中华等的领导下，又发起驱逐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运动，终于使齐耀珊被迫辞职，滚出杭州。此是后话，俞秀松已经离开杭州
第三期
尽管有经亨颐校长和全体师生的抵制，俞秀松、施存统没有遭到开除，但在浙一师肯定也呆不下去了，下一步怎么走，往何处走。这不仅是俞秀松在思考的问题，毛泽东也在思考，中国所有有志青年都在思考，中国青年往何处去，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往何处去。
北京求索
俞秀松、施存统、傅彬然三人商议去参加北京工学互助团，傅彬然是萧山临浦人，一师的同学，共同参加《浙江新潮》编辑部的工作，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1930年，组织遭到破坏，就和党失去联系了。抗战胜利后，傅彬然回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出版工作。1949年初，离沪绕道香港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解放后，傅彬然历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1978年5月病逝于北京。
俞秀松在北京大学见到了陈独秀，并经陈独秀介绍，来到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他逐渐明了工读主义产物，它的实质是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产物，是救不了中国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去替代旧的社会制度。第二是必须通过暴力而不是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在给骆致襄的信中说：“不遭社会嫉忌的方法‘表示’，我以为不然，现在中国社会是甚样的社会？中国底人是甚样的人？我们处在这种社会之中，和这般人谈改造，而不是用急进的方法——好方法——无论如何不成功的。”
在工读互助团三个月，难以维持生活。参加中国第一个工读互助团“北京工读互助团”，满以为那是“新思潮”下的“新天地”，是“改造社会”的好方法。几个月“新生活”的“试验”，他下定了决心，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给骆致襄的信中宣称：“我和存统两人做事，想急进一点
还是俞秀松在上海联系印刷《浙江新潮》第三期的时，看到北京陈独秀主办的《少年》杂志刊登的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的一篇文章《城市中的新生活》，北京正在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立即写信给陈独秀，期求帮助。陈独秀、李大钊慷然允诺，俞秀松赶回溪埭老家，筹措路费。和施存统立即动身往北京赶。
“五四”时期工读互助团出现在中国大地，正是当时国内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中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及其“互助论”与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合二为一的工读主义产物。它的实质是无政府主义。当时迎合了进步青年在摸索救国救民道路时，改造社会的善良愿望，在青年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在长沙的《湘江评论》在9月份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查封，随即发动了有名的“驱张运动”自然是秀才造反,没有结果,于是也想到北京求索。因为北京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中国新思想的大本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领袖汇聚之处。毛泽东到北京已经是12月底了。在东长街福佑寺租房住。1920年1月10日俞秀松、施存统、傅彬然一行三人也到北京，比毛泽东稍晚了几天。
傅彬然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国民党。1930年秋，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认这个‘工读互助团’不是久长之处，所以我们决计就要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去了。又说：“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骆致襄是他父亲俞韵琴的知交，萧山临浦人，俞秀松在临浦读高小的时候，就受到他的照顾，俞秀松去北京前，和家人约定，出于安全原因，以后写信都由骆致襄代转。实际上俞秀松告诉父亲“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破釜沉舟的决心耀然纸上。工读生活的失败给俞秀松思想以极大的震动，他终于明白了“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不通过革命来建立人类的新生活完全是一种空想，是没有希望的”。这时，他才真正认识到“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 俞秀松一行三人决心离京返沪。
毛泽东继续留在北京，到四月才离开北京去上海。毛、俞在北京期间，经常进出北大，经常和他们共同的老师李大钊、陈独秀会面，不知有没有邂逅的机会，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
上海渔阳里
俞秀松一行三人在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离京返沪，找到了浙一师的老师沈玄庐。沈玄庐又名沈定一，玄庐是他的号浙江萧山人。俞秀松的老家溪埭和萧山交界，所以也算个小同乡，他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清末曾任云南知县，早年赴日本留学，于东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组织中华国学生军，参加光复上海的战役。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东渡日本，归国后潜心地方教育，在浙一师任教员。1920年5月与陈独秀字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是中共第一批党员，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但晚节不保，中共“四大”上违反党的纪律，与戴季陶共谋反党，年底参加西山会议派，成了坚定的反共人士。后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清党主任委员、反省院长，1928年8月，被人乱抢打死。此是后话。
在浙一师时，沈玄庐就看好俞秀松和施存统，就欢迎他们到《星期评论》社工作。《星期评论》是孙中山先生出资办的杂志，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经常宣传社会主义，瞿秋白称《星期评论》社为这个“共产党细胞”（瞿秋白语）。
在这段时间，俞秀松、施存统和戴季陶有过几个月的同事经历，对两个青年影响很好，当年6月，施存统想到日本去留学，由戴季陶资助学费，才得以成行。在1933年，那时俞秀松已去俄国，杳无音信。诸暨溪埭要重修俞氏家谱，俞韵琴请戴季陶作序，戴慷然答应。他当时是国民党常委、宣传部长、考试院长。而此时国共两党正在鏖战急，他并不因为俞秀松是共产党的干部，当时称为“共匪”而避嫌，很有一点气度。所以。溪埭俞氏癸酉谱是他作的序。
陈独秀当时也到了上海，比俞秀松早两个月，堪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1920年1月下旬，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到天津，转道上海。一路上，他们讨论的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这件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的事件就是在这里开始孕育。陈独秀到上海主要目的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
陈独秀早就熟悉俞秀松、熟悉《浙江新潮》。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二十岁的俞秀松所主编的小报《浙江新潮》，在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一则随感，深为赞赏，全文如下：
随感录七四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的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会周报》(引者注：这篇“攻击”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
(一)我祷告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二)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
(三)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姐妹们却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这时，他的老师陈望道从浙江来到上海，也在星期评论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这四位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浙江新潮”人物，进出于渔阳里二号，本来俞秀松准备转道上海去福建漳州的粤军陈炯明，投笔从戎做一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当时陈炯明还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现在那么多老师、同学在一起工作，陈独秀也不肯让他们离去。所以决定留在上海了。
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给骆致襄的信中宣称，介绍星期评论社说：“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打算，我就要离开《星期评论》社，去进工厂”。俞秀松言行一致，他在4月即进了在虹口东鸭绿江路的上海厚生铁厂（今周家嘴路351号），北京的
俞秀松常将《马克思唯物史观》、《星期评论》等刊物带进工厂。那时他每天从霞飞路渔阳里住地步行1小多时到工厂，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乐此不疲，先后工作了四五个月时间。俞秀松是党内最早到工人群众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的人。在俞秀松的影响下，厚生铁工厂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发起单位之一，并派代表参加成立大会。是年5月1日，经陈独秀事先邀集工业社团负责人商议筹备后,召开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各业工人等500余人参加。，会后发表《上海工人宣言》。
毛泽东在这一年的四月从北京来到上海，从五月、六月、经常到渔阳里，和陈独秀讨论湖南的形势和湖南的建团的问题，直到七月离开上海，而俞秀松就住在渔阳里，《湘江评论》的主编和《浙江新潮》的主编肯定有过会面、交流，但是历史上没有记载。毛泽东后来会见斯诺时说，他是1920年六月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俞秀松在五月就加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应该比毛泽东早接受马克思主义。
浦江初曦
191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怒潮震动了世界，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1920年初，列宁便派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为首的工作组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杨明斋是维经斯基的助手兼翻译。他们通过苏俄驻中国大使馆的关系，找到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公开赞扬十月革命、宣传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维经斯基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又转往上海访问了陈独秀。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又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并商讨建党事宜，杨明斋很敬重陈独秀，以后也成了陈独秀建党的得力参谋和助手。正因为是陈独秀的“得力参谋和助手”，杨明斋为此留下了杀身之祸。此时陈独秀委派俞秀松任维经斯基的助手。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而每一项工作，俞秀松都参加了，一直到1921年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和少年国际会议至。除了陈独秀，只有俞秀松、杨明斋和李汉俊是自始至终参与，是建党的最大的功臣。
他已经明确了他的奋斗目标”……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去替代旧的社会制度。第二是必须通过暴力而不是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加了该会的负责工作。陈独秀、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共八人。这里面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都是“浙一师”的的师生，占了一半。但是后来的党史宣传，只突出“湘一师”而没有“浙一师”。毛泽东当时在上海有四个月，也经常出入渔阳里，与俞秀松、施存统都是青年学生，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为何没有参加，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发起人，是毛泽东不愿意参加仰或其他原因，需要党史研究者探讨。
同月，党纲开始起草，由戴季陶负责。党纲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在起草的过程中，俞秀松自始至终在场。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纲》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对陈独秀说：“只要孙文在世一天，我就不能参加共产党”。大哭一场，离去。党的纲领起草完成，由北京的张申府，带了一份去法国，成立旅欧支部，一份由施存统带去日本，成立旅日支部。
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提出“用劳工、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书记）。1920年6月建立起来的组织，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简称中共发起组）。8月，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关于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意见定名为共产党，以后加入中共发起组的有：、陈望道、沈玄庐、李达、杨明斋、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沈泽民、袁振英、林伯渠、李中、周佛海、邵力子、张秋人、李中等。
会后施存统带着党的纲领赴日本留学，同时在日本开展建党、建团的工作
7月，杨明斋开办华俄通讯社, 这个通讯社把来自苏俄的大量报道译成中文，供给中国报刊刊登；又把中国的重要消息用电报发往莫斯科，沟通了中国与苏俄之间的信息。当时中国报刊上的《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答英记者底（的）质问》等等，便是中俄通讯社提供的。是党的最早的宣传机构。
8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参加会议的有十一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陈公培、杨明斋、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还有维经斯基。此时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上海党小组成员。与会者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
8月22日，俞秀松受陈独秀与发起组的委托，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会议的有, 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施存统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因此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是当之无愧。会议决定俞秀松任书记。由于是国内最早建立的青年团组织，因此它担负了组织、发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团任务。俞秀松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个章程分寄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各地建团。不久，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也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在湖南，一九二0年十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就在长沙开始了建团工作，一九二0年底团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团的书记。全国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
同时陈望道也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并交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全文版。
9月，为了培养建党干部，中共发起组成立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社长，俞秀松任秘书。上海外国语学社于1920年9月30日开始招生。有后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五大书记任弼时；有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有在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家蒋光慈；有成为鲁迅密友、北京大学教授的曹靖华；有在一九二五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的李启汉。都在这里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共第一个培养干部的党校。从当时的礼教来说，俞秀松还是他们的师辈。
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代替了先前的《新青年》。这是中共第一份正式党刊。
至此建党的程序已经全部完成，有党的纲领、党的宣传机构、有培养干部的党校、有党的刊物、有党的书记，共产国际也批准了维经斯基的中共建党报告
现在有党史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的日至少可以提前11个月。是1920年8月才是对的。毛泽东在1940年称“7月1日是党的生日，明年是建党二十周年”，1942年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把党的“一大”召开作为党的生日，也没有错。实际上党的一大也不是7月1日召开的，而是7月21日才开的。
推迟一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成为党的创始人，提早一年，毛泽东的名字就排不进了，好像有损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而创始人陈独秀已经被开除了党籍，成为“托派”，所以以党的一大召开为党的生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苏俄首行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不久，陈独秀离沪为负责除上海以外的全国4个大城市的建党工作，因此俞秀松“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成员之一”，这段时间“实际上一个人承担了上海小组的全部工作”
中共发起组成立职工委员会，以推动上海的工人运动，由李启汉、俞秀松负责
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
从留守渔阳里党的机关本部到外国语学社，从青年工作到工人运动，还有上海党的工作。这样重的担子，做不完的工作，都压在俞秀松的肩上，他没有叫苦，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年，他还没有满22周岁。他前前后后在陈独秀身边工作由18个月，反过来被王明、康生之类污蔑为“陈独秀最好的干部”。
1921年3月底受陈独秀的委托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代表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杨明斋、张太雷一起首次跨出国门，经天津、奉天、哈尔滨、满州里抵达莫斯科。他此行肩负着3个重要使命：一是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有关会议；二是负责接洽国内青年赴苏俄留学事宜；三是他本人作短暂留俄学习
6月，出席少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青年团代表，有俞秀松、张太雷、杨明斋、陈为人四人。而四人中唯一受到青年共产国际向中国正式邀请能到会的代表只有俞秀松一人，也是唯一被授有表决权的中国正式代表。
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际的莫斯科，还有来自中国的自称是“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等四个组织的代表，怀着各自的企图到处活动，力图在共产国际获得合法地位与支持，特别是“社会党”党首江亢虎居然以中国“左派社会主义党”的代表身份，取得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议决权。江本是投机政客，江的“社会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封建的大同主义的大杂烩。6月22日，即大会开幕之日，俞秀松、张太雷见到江亢虎也以代表身份出席大会，立即警觉，决定揭露其真面目，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揭露江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的代表资格。随后江的代表证即被收回（《俞秀松张太雷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现存中央档案馆）。
此间，俞秀松、张太雷、还对自称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姚作宾等人进行揭露，并致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出“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姚作宾等，其实他们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姚等在第二次中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并声明，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们讨论甚至决定的事项，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此后，姚等的所谓“共产党”因不被共产国际承认而不了了之。
俞秀松、张太雷在莫斯科期间对这些冒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揭露，对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国际国内的有利环境，这就避免了如美国、朝鲜等国在此期间，因几个“共产主义政党”分立，就正统地位、统一组织等问题以共产国际为舞台长期纷争不休，造成危害领导革命斗争的不利局面。他坚定的立场，毫不妥协斗争策略，为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立下了大功，俞秀松在国际共运舞台上首战告捷。但现存的研究俞秀松文章，无人提及此事。本篇文章首先提及，目的是希望党史学者能更深入其研究。
在7月9日召开的少年国际人二大上，俞秀松作了发言。对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上海建团、上海工运论述甚详。报告鲜明地指出：“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
会议结束后，俞秀松于1921年8月3日正式搬入东方大学宿舍，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在东方大学第一届中国班，他的同学有罗亦农、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任作民、柯庆施、胡士廉、许之桢、汪寿华，卜士奇、任岳、陈为人、谢文锦、曹靖华、蒋光慈、韦素园、吴芳、周昭秋、韩慕涛、傅大庆、廖化平、韩平的、李宗武、吴保萼等三四十人。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俞秀松、从国内赶来的同学宣中华、张秋人及瞿秋1922年1月白、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等留学生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盛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1922年4月，俞秀松结束了在苏俄的第一次留学生涯回国。18px
俞秀松和施存统
提起施存统中国99％的人不知道，但提起施光南，中国99％的人知道，因为大家都听过他的歌，如《打起手鼓唱起歌》、《周总理，您在哪里》、《祝酒歌》、《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台湾当归谣》等。被誉为“时代的歌手”，这位人民音乐家的父亲就是施存统。
施存统和俞秀松是亲密的同学、同志、战友。他们一起参加浙江的五四运动，一起创办《浙江新潮》，一起到北京参加工学团，一起到《星期评论》工作，一起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起起草党的纲领、一起参加生活共产党的发起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创建，同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努力密不可分。两人在早期建团中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起到了先驱者的表率作用，也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历史写下壮丽的一页。中国青年团（共青团）创建同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努力密不可分。
俞、施各有特点，俞秀松踏实勤恳、稳健坚定、厚重务实，思维成熟，但官话说得不好，有点口吃，容易影响交流。施存统聪明机灵、文笔犀利、思维敏捷
金华的官方网站称施存统才是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尽管团中央官方的一切团史资料、都认为俞秀松是团的第一任书记，唯有金华例外。是使我联想起河南的南阳和湖北的襄阳为争诸葛亮的“茅庐”的所在，闹得不可开交。我认为有必要理清事实，因为这不是“茅庐”之争，不能糊涂。
1920年6月施存统赴日本留学，当然他主要的任务是去日本发展共产主义小组和建团工作。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不在上海，所以由俞秀松担任书记。如果他在上海的话，完全有可能是他担任第一任书记。而金华方面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成一个地方的团组织，那就大错特错了。上海建团，维经斯基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把它看成中国的建团。因为它是中国唯一的、最早的青年团组织。
随着全国各地及法国、日本都完成建团的工作，形势发生了变化， 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改组不是重组。已经去掉了“上海”的冠名。而且俞秀松赴苏俄参加少共国际二大，是唯一由正式资格、唯一由表决权的代表，这证明了少共国际承认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位。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发言，向世界宣布：“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便是佐证。
1921你3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而施存统还在日本，一年后才回国。为何称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因为团的代表大会还没有开过，但团的组织已经存在。
金华网站把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作为青年团成立的开始，显然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1918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一直到1924年才召开，能说国民党是1924年成立吗？金华方面参照中共“一大”召开作为党的成立期，来推导青年团成立。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22年1月，负责中国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施存统回到上海。当时俞秀松还在苏俄，不久，被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指派负责团临时中央局，全力以赴进行团的组织整顿、发展和筹建团的“一大”工作。因为俞秀松去苏俄后，青年团的工作陷于前面停顿、群龙无首的状态。
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施存统当选为书记，而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两人做团的工作在时间上虽有差异，但就做团的工作高度责任感、对团的贡献、热爱青年成为青年良师益友而言，则并无差别。这是两人在早期青年运动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榜样作用最显著的特点。四个月后施存统因身体健康原因，辞去了书记的职务。9月俞秀松再次出任团中央书记。同时，兼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俞秀松历史上三次出任青年团（共青团）书记。俞秀松、施存统、张太雷，并称为青年团（共青团）创立的三杰，俞秀松无疑是排在首位的。
施存统在1925年11月，著文抨击西山会议派，被孙传芳通缉，回到金华老家养病。1926年8月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同时在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1927年2月，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白色恐怖严重，悲观失望，1927年8月30日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而不退出国民党，影响极坏。从中共创始人沦为中间道路者。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充分体现。但施收虽然退党，但退党后，他没有任何危害中共的言论、行为。1937年他还主动写了《一个诚实的声明》，对1927年脱党和1927年的思想和言论作了自我批评。公开声明决不攻击共产党。1945年12月，民主建国会成立，当选为常务理事1949年被邀请秘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选为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并当选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辞去劳动部副部长职务，当选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同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不幸因病而瘫痪。1970年11月29日，因为1927年退党的问题被打成叛徒，被迫害致死，他没给子女留下分文遗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人们赞他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
俞秀松自1925年去苏俄学习后，遭受了十四年的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处境，和施存统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狱。但是他意志坚强，从未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发生怀疑、动摇，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
俯仰尽由人，岂能与松齐
大浪淘沙，俞秀松和渔阳里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创始者，几乎没有修成正果的。他们中一类事先退出；一类退党或脱党，成为民主人士；一类遭遇党内不公正待遇，遭受残酷迫害；一类叛党，成为历史的败类。
戴季陶在中共发起组成立前，就退出。后成为蒋介石的智囊、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常委、考试院长，1949年10月在广州服安眠葯自尽。属第一类。
因各种原因退党、脱党的有：李汉俊，1923年年退党，1927年11月，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杀害。1952年承认其为革命烈士。李达： 1923年退党。1949年重新入党，、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1966年8月去世。陈望道，1923年退党。沈雁冰：。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东渡日本，脱党。曾任文化部长，政协副主席。1982年3月病逝后中央追补为共产党员。施存统1927年退党。属第二类。
被撤销职务、成为党内斗争牺牲品的有：陈独秀。中共中央在江西九江召开“八七”会议。被罢免职务。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2年客死于四川江津。而因遭遇党内不公正待遇，被苏俄处死的有：俞秀松，1939年2月以托派、组织暴动的罪名，在莫斯科顿河坟场就义；杨明斋于1938年2月，被以托派的罪名逮捕。5月，被苏俄处决。1962年，直到中苏关系破裂，他们才追认为烈士。属于第三类。
叛党投靠敌对阵营的有：沈玄庐，1924年退党，成为坚定的反共分子1928年被暗杀。邵力子： 1926年退党，1为蒋介石智囊人物。后为国民党和谈代表，1949年起义，投奔中共，翻了两次大饼，.c1967年12月在北京去世。周佛海： 1924年脱党加入国民党，后投靠蒋介石。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中宣部长，抗战时，投向汪精卫成为汉奸a 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属第四类。（邵力子例外，）
杨明斋1925年10月，杨明斋带领一批中共干部赴苏培训（包括俞秀松）后，杨明斋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被周恩来尊称为"忠厚的长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坚决要求回国从事地下工作。但中共并不看重杨明斋，他被安排到河北丰润县任中学教师。在此期间写作并出版了1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1929年11月15日，向忠发的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杨明斋、彭湃、（时政治局委员）王若飞、（时中央委员）易礼容（时湖南省委书记）、郑超麟（时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都是党内表示异议的人，杨明斋只身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境，吃尽千辛万苦，进入西伯利亚，企图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但他到伯力后，却被扣留，未能如愿到莫斯科，他写的说情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终于转送到共产国际。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1934年8月，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1938年5月以托派罪被处决。后平反，追认他为烈士，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也增补了有关杨明斋的事迹陈列。
只有俞秀松和杨明斋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动摇、没有怀疑，自始至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对陈独秀，现在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但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要实事求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污秽和不实之詞都将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干净，还其本来面目。陈独秀功过是非的“死結”一定会解开，历史一定会给陈独秀一个公正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不仅是中国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创举，而且也是世界史上影响深远、彪炳千秋的大事。俞秀松一生曲折坎坷，风雨兼程，既有叱咤风云的辉煌，更有内外夹击的磨难。他的人生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而俞秀松为党的创建经历的风险、付出的辛劳和建立的殊勋也是举世公认、永垂青史的。
陈毅赞颂的青松诗好像就是专为俞秀松写的，陈毅写这首诗是1961年12月，作为一种预兆，第二年，中央就追认俞秀松为烈士。现全文摘抄，作为本文的结束。
大雪压青松，青松高且直。白雪层层压，青绿更易识。
2007年5月28日于浦东
后
秀松公是我宗二十八世祖。她的夫人安志洁在世时（她去年刚去世），曾嘱我为秀松公写点什么，直到她去世，我都没有动笔，今年秀松公的四弟寿臧太公要我为村史写两篇文章。说 “溪埭里的人，也要研究俞秀松”。抱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作为溪埭里的人来研究秀松公的、来写秀松公的。我是学工科的，写作不行，但我是用精神来写的。本文以秀松公的思想成长为主线，以挖掘有关秀松公新的史点为目的，对历史事件作了个人的分析、评判。寿臧太公为此提供一些素材，一并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