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辽宁“陈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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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两”，是文革中东北辽宁人给当时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锡联取的绰号。为什么叫他“陈三两”，因为在他主政下，辽宁生活困苦，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豆油，而全国其它地区是5两豆油。粮食供应粗粮（玉米面）为主，每人每月只有很少的细粮（大米白面），而我当时所生活的四川成都粮食供应是细粮大米为主，少量白面玉米红薯之类的杂粮。四川很奇怪，白面算杂粮，我记得我家经常拿杂粮票去买新鲜切面吃。
我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听说过“陈三两”。我有个孃釀当时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书，她有同学分配到东北工作，她从同学那里听来“陈三两”故事后，就到我家里讲，从那时我就知道，文革中东北辽宁供应很差，生活比我们苦，辽宁当政的一把手陈锡联被老百姓称为“陈三两”。
在网上看到很多东北人关于“陈三两”时代生活的回忆，将其中一些描述得很生动的转载如下，算是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的一个缩影：
三两油时代的油
“油少，别提那日子有多难了。但是我们家稍微好一些，缘由竟是跟在北京的一个舅舅沾了点光。由于北京猪肉敞开供应，母亲觉得舅舅这个资源得需要利用，于是时常给北京的舅舅寄些钱，让他买些肥猪肉炼成猪油后再寄来。舅舅寄来猪油时，往往连同肉梭子（提炼后的肉渣）也一块寄来。这时，母亲总要先把肉梭子从油里挑出来，然后和上玉米面做顿肉梭子馅包子吃。肉梭子馅包子吃起来，充溢着浓浓的猪油味，感觉特别好吃。
父亲有个同乡是在商店卖猪肉的，父亲一去买肉的时候，经常是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肉都卖光还剩骨头的时候才买。文革初期的时候，还能保证每人每月半斤肉，到了后期连半斤肉也保证不了了。可骨头不要票。父亲通过这种关系可以时不时地买回点猪骨头。说白一点，这种行为就是走后门。
一到熬骨头时，那股掺合着诱人的骨髓的香味串得满楼道都是，让人很是垂涎。骨头通常要煎熬很长时间，直到满锅的水面上浮起一层厚厚的油花。骨头汤冷却后，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那层油撇出来，放到油罐子里，剩下的汤用来炖菜。”
“当初吉林省是二两（注：这个二两和下面有人提到的陈三两（辽宁），汪四两（吉林），潘半斤（黑龙江）有矛盾）。除了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家正好是一个月一斤油，很舍不得吃，平时基本不炒菜，都是炖菜，用大饼子摸锅边子历来是作为老小的我的特权，当时觉得这真是无上的美味。当年买肉为抢点肥的走后门的，打起来的层出不穷，一点肥肉是不舍得吃的，要先靠出油来吃油滋勒。靠出的猪油也就是大油放到小搪瓷茶缸里，倒扣在阴凉处，每次炖菜爆锅只用半勺，很可怜。记得小时吃大饼子偷崴了一勺，觉得美味无穷，不成想被母亲发现好一顿修理，那可是一家人一天的食油。现在对大油一口不沾，看着都恶心，真心为那时的好胃口奇怪
八十年代开始，家里开始能吃炒菜了，但油的使用还是不多，所以舔盘底又成了我的特权。这个毛病至今无法改正，在小一辈的孩子们看来，这很不雅观。”
“每月三两油，确有其事，我从小只要浪费粮食我妈就用这个三两油说事，我一次下厨炒鸡蛋的时候，掌握不好放油的量，手一抖倒多了，我爸轻轻的笑了，说：你知道不，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手这么一抖，这个月就没油吃了”
“黑龙江二两（注：这个二两和下面有人提到的陈三两（辽宁），汪四两（吉林），潘半斤（黑龙江）有矛盾），基本白水煮白菜，留着油过年过节，或者来客人才用，那个年代全国就一个満面红光，肥头大耳的，全民皆廋，唯牦独肥。”
”那时，城市居民的食油定量是每个人每月5两，而吉林却是4两，辽宁只有3两。这都是陈锡联任辽宁省军管会、革委会主任时搞的，因此，在东北有“陈三两、汪四两、潘半斤”的说法。”
三两油时代的肉蛋
”肉是不定期供应的。每年年初一人发60张票。商店里不定期地公布这些票可以买什么东西。有的是买糖，有的可以买茶叶，也有的是买肉的。我当时没有统计过，凭记忆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能有一张肉票，每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牛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没有吃过。由于油只有三两，大家就都喜欢买肥肉，舍不得吃肉，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时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猪油。记得和父亲去买肉的时候，很多人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售货员切到肥肉的时候才买。”
”我小的时候，可没有这种福气。六十年代末，我在大连读小学，当时，陈锡联和毛远新在辽宁省正闹不得人心的“陈三两”，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只限供应三两豆油。有一段顺口溜反映了老百姓对这一土政策的深恶痛绝。“三两油，三个蛋，三斤大米加白面；陈司令，毛政委，都是一群王八蛋。”那时尽管我父母是军人，已经有了不少特殊供应，但大家还是很少能吃上几个鸡蛋。于是乎，不知从哪里刮起一股风，家家户户开始养小鸡。我家也买了十几只小鸡，养到几个多月后，能分清公母时，先把公鸡杀了吃肉，最后剩下几只母鸡。那个年头，养人都十分难，不要说养小鸡了，最大的问题是鸡饲料不好搞。为了这个，我们小孩子就到商店捡菜叶子，回到家把它剁碎，和玉米面和在一起给鸡吃。我们家住的那个海军大院，每天早上有不少老同志和老教授在自家院子里剁菜做鸡食。我记得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写道：“大清早是大晴天，剁菜同志背朝天。小曲哼哼口不闲，师长旅长干的欢。”
三两油时代的粮食
“辽宁本来产大米，但玉米面吃的最多。大米都哪儿去了？一部分献给敬爱的首都人民了，一部分献给亚非拉人民了。玉米面不象现在的，很多都是榨过油的玉米加工成的，非常松散，难以捏成团，有些还是多年的陈粮，到了嘴里又苦又涩，这种玉米面那时在定量范围内可以多买些。这种玉米面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陈化粮”，是国家严禁销售的粮食，连牲口都不吃。”
“我有个同学叫常占，也是邻居。他们家有六口人，母亲没有工作，生活过得更拮据，几乎每个月不等到月末，供应那点粮食就吃完了。后来逼得没有办法，他父亲想起了60年一些农民因忍受不了饥饿，挖老鼠洞取粮的办法。每到秋天，他父亲便领着他，到农村到处挖老鼠洞。后来很多与他们家境相似的人家也纷纷效仿。
从老鼠洞挖来的粮食毕竟不是很干净，他们又经过水洗、晾晒，最后再加工成大米、高粱等。
关于鼠洞的粮食常占说了两件事，我记得还很清楚，一是在洞里，老鼠把粮食都是按类码放，非常规矩；二是一旦老鼠那辛辛苦苦几乎是一粒一粒弄来的粮食被“抢”走，大大小小的老鼠纷纷走出洞穴，找树叉上吊自杀。前边的事据说是真，后边这个事不知是真是假？”
“粮食当时也是不够吃的。不光农村有人吃不饱饭，城市里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也不够吃。当时要买粮食不光要钱，还要凭粮票。连在饭店吃饭也必须交粮票。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定量是30斤。孩子还少。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人们对粮食的消耗特别大。象我在工厂食堂吃饭，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没有，一顿吃6两玉米饼是很普通的。粮票（不是粮食）当时在黑市卖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准确）。以当时平均月工资36块钱的水平，30斤粮票的价值就超过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粮票能买到的也是粗粮。当时每人每月只能买到两斤米，两斤面。其余只能买玉米面，杂交高粱。杂交高粱是一种为了高产的数字而搞出来的粗粮。我一个朋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小吃粗粮长大，都不肯吃那个杂交高粱。下乡的同学说那东西喂马，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还吃过榨过油的玉米。据说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轧了油，我们再运回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吃。还听说当时的粮食部门象上级报告说这种玉米面不适合给人吃。上面批示继续卖。这些内部消息我当然无法证实，当时也没有人大代表质询之类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我确实吃过那榨过油的玉米饼。比平常的玉米饼更松散，不成团。“
“粮票从表面上看，是“粮食计划供应”的产物，实则是“饿馁饥馑”的象征。特别是在“三年灾害”和“十年文革”期间，没有粮票，简直寸步难行，满天下拿钱买不到吃的。农民若是生病住院或出远门探亲等需要用到粮票时，必须背上口粮到粮管所里兑换粮票（85折），而且要有“三级（小队、大队、公社）介绍信。
在当时，一个好的当家人不仅要计算着每月几十元工资如何养活一家数口人，还要精打细算精心管理如何使用一个月内的粮票。每人每月供应三两油，根本就不够吃，每日饭菜很少吃到油香味，所以普通人买肉时都挑肥的。当年的米面和猪肉都需要凭票购买，人们“等米下锅”，只等票一到手，迫不及待。”
“北方人有粗粮和细粮之分，细粮就是麦粉，俗称白面，粗粮就是玉米面和其他杂粮了。东北人喜爱的高粱米，根本就很少见，有的只是那种难以下咽并难以出恭的杂交高粱面。大米是盘锦发现油田以后，才有的东北大米。其他的地方，粗粮和细粮都是按粮食定量的比例配给的，最低的比例也是25%的细粮，干部的定量一般是30斤，所以细粮最少的是7.5斤，工人的定量是36~48斤，所以细粮最多的应该是12斤。而辽宁的规定是不论定量多少，每个人每月只有6斤细粮，怪不得他们到了北京就抢购挂面呢。”
三两油时代我们被称为”糖水中泡大的一代“
”今天，“三两油”已经成了匮乏年的代名词。但哪个年代，人们自觉活得也挺自在。因为， “中国老百姓生活在蜜罐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深刻地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脑海中。八十年代国门一打开，才觉得这些竟是荒诞不经的弥天谎言！”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当时的辽宁民不聊生，当时的媒体却天天在唱赞歌，天天歌颂“大好形势”，天天深情地告诫老百姓们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些在凭票买糖的时代长大的青少年居然被称为是“糖水中泡大”的一代。这就是当时的媒体。
民族主义是当今很流行的时尚。有些人讲不出道理就喜欢用不爱国的大帽子来压制别人。其实在我看来，爱国最基本的是要爱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些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甚至造成大批人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是有罪的。不判他的罪，自己也应该闭门思过，夹着尾巴做人才是。然而时至今日，并没有听说毛远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过任何的忏悔，也从未有公开向人民谢罪，却跑出来参加公众活动，而媒体也积极炒作，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现在网上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引用文革时期的统计数字作为辩论的依据，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太天真了。当时辽宁的生活这么苦，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去查当时官方的统计数字一定是说粮食增产多少多少，猪肉增产多少多少。最近看到一些人仅仅根据一两本史书的记载，在没有任何实物证明的情况下就大胆推断郑和当时的大船为长达130多米的万吨巨轮。（唯一有关的实物是一个农民家里收藏的大锚，据专家说“有可能”是郑和的船用过的。）由此想到一百年后，当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不在了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某个博士生作论文的时候从故纸堆里找出些文革时的统计数字，并根据这些数字得出辽宁人民“文化大革命”期间生活如何如何幸福的结论？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看，文革时期的官方数字根本没有资格作为研究资料，更不能用来作为辩论的依据。建议中国史学界和其他学术领域都将这一条作为共识传”
也有人歌颂那个时代
“三两油怎么了？三两肉怎么了？三两蔬菜又怎么了？
那三两油是纯无转基因的大豆肉，不是地沟肉，是绝对的无污染的优质油，现在这样的油，你普通的百姓，政府会每月供应你三两吗？
那三两肉，是绝对的粮食猪的猪肉，没有瘦肉精，是绝对的生态猪肉，现在政府会每月供应你三两这样的猪肉吗？
那每日的三来年感蔬菜，是绝对的没有任何污染的绿色蔬菜，这样的三两蔬菜，现在政府会每月供应你三两吗？
那三两豆油那三两肉那三两蔬菜，是现在的不是一般的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可以能够吃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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