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前期的真实武器装备水平
来源：《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消耗》（军事科学研究院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也有记述）
众所周知，旧中国没有自己完整的军工体系，我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靠战场缴获为主。就火炮和枪械而言，就产自世界上24个国家98家兵工厂，其品种和型号多达110种。仅步枪口径从6.5mm到11.43mm多达13种，各种枪械的型号更是多达几十种。这给部队后勤保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扎在中原地区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队的13兵团3个军（38、39、40军）被迅速调往东北，编入东北边防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糟糕局面。原拟集体转业的42军也被迅速调到中朝边境，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后来这四个军成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之一。
东北全力以赴保障边防军的需要。为边防军部队补充了步枪2000枝，轻机枪540挺，重机枪76挺，60毫米炮179门，81毫米迫击炮45门，92步兵炮55门；总后勤部为边防军调拨补充重机枪28挺，82毫米迫击炮71门、山炮17门。为增强边防军的反坦克力量，总后勤部给边防军拔发了2000枚反坦克地雷，东北为部队订制了2000个燃烧瓶。
在中央军委的统一组织下，总后勤部、东北、中南和边防军为加强部队的装备，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想尽了一切办法，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部队的装备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即便如此，东北边防军仍然无法统一武器制式，只能在现有条件下以连、营为单位将同型号武器装备调剂，尽量集中使用。
据第13兵团估计，边防军与美军相比，就火力而言，团以下部队除了没有坦克之外，其他火力与同建制美军部队差距不是太大。但师以上部队的火力则有悬殊差距。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有效的反坦克和防空兵器，已经确定列编的师属战防炮营和军属高炮营，均因缺乏武器而没有正式组建，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工业落后、经济困难，无法满足部队对装备的要求。
从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编制装备来看，38军、39军、40军的武器配备远远超出了国内其他部队。其中以39军为例，号称美械装备。根据1950年9月的部队战斗实力统计，39军共装备38式步枪7320支，国民党军工厂造79步枪1512支，美制春田式步枪2408支，美制冲锋枪3058支，捷克式轻机枪790挺，美制M1918式轻机枪168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117挺，美制M1917式重机枪155挺，日制92式重机枪7挺，60毫米迫击炮260门，81毫米迫击炮82门，82毫米迫击炮15门，120毫米迫击炮12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2门，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炮9门，92式步兵炮36门，41式山炮12门，94式山炮12门，美制75山炮12门。
由此可见，39军虽然被称为美械装备，但实际上仍然大量装备了各种杂械，尤其是步枪仍以日械为主。所谓美械，只不过是较多地装备了一些美式冲锋枪、轻重机枪和60毫米迫击炮而已。39军的装备水平是平均每连步枪120支，冲锋枪36支，轻机枪9挺，60毫米迫击炮3门；每营重机枪6挺，81、82毫米迫击炮3门；每团92式步兵炮4门，重迫击炮3门；军属炮兵营辖3个山炮营(每营12门)，1个火箭炮连。
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另一支部队，50军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来不及补充调整，部队的装备水平很差。据战前统计，50军共装备38式步枪1565支，79步枪6111支，英制恩菲尔德步枪458支，美式卡宾枪716支，美式冲锋枪1575支，捷克式轻机枪821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120挺，马克沁重机枪125挺，92式重机枪3挺，60毫米迫击炮230门，81毫米迫击炮4门，82毫米迫击炮52门，美制60毫米火箭筒4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4门，92式步兵炮14门，美制75山炮16门，日式37毫米战防炮7门，美制37毫米战防炮36门。
和39军相比，50军装备的步枪以国械为主，冲锋枪数量明显减少，近战火力不足。营以下火力与39军相差不大，但炮兵的数量、质量差距还要大。
第一批入朝作战的还有另一支部队66军。该军的武器装备比50军还要差，尤其在炮兵方面差距更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仅仅是部队实力统计。而这些装备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许多急需修理。许多枪炮使用过度，口径“过老”，实际性能较理论值有所下降。
苏联陆军武器装备什么时候到达中国军队手中
来源：《文史参考》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根据徐向前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苏联方面认为，在这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1951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对于苏联总参谋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毛泽东要求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他给斯大林的电报称：“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斯大林则答复：“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三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还是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协议：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每年三分之一计算，到1954年全部解决。实际上，直到1952年4月，苏联只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其中3个师的装备是要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
客观地讲，斯大林说苏联生产有困难是实情，而毛泽东坚持急需的这些装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问题。朝鲜战争后期，中国军队的确是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
中国在得到苏联提供的军需装备后，对取得朝鲜战争胜利的底气也更足了。 1953年初， 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当然，苏联对华援助也有水分。苏军在1947年后装备了AK－47自动步枪和C－41半自动步枪，对华却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开始装备T-54坦克，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上居然还留有“二战”时对德作战后的弹痕，只是刷了一层新漆。
空军方面，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其中二手369架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该机难以同美军的F-80和F-84交锋，更谈不上打F-86，最后，对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们敢怀疑社会主义苏联生产的飞机的优越性？”当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正是因为这起冲突，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向毛泽东表示道歉，并表示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苏联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尽管大部分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些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战争后期三八线阵地战上顶住美军，起到相当的作用，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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