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陶白（2-9）
作者 谢舒
(2)
不知为什么，吴天石家的悲剧，没有在我们家发生。所以后来被迫搬家，一家人劳燕分飞，实在没有感到意外。
搬家的时候，我不在南京，跟同班的两个女孩子，到北京去了。她们的约我出去，出自同情，也是女孩子的江湖豪杰气。家人知道有人居然愿意带我去北京，喜出望外。父亲知道我要去北京，很是吃惊，没有想到在那样险恶的世风里，还有人约我去北京，脸上便见到怆然的微笑，也是怜惜我小小年纪，便被社会鄙弃了。而我，从父亲怜惜的表情中感到惜别的伤感。
走前的那段日子，我很少跟父亲说话，以为只要自己努力，便有希望成为古戏里头大义灭亲的英豪。
常常，父亲看到小弟从学校回家，背上有同学用粉笔写着：“黑崽子”，心灵受到刺激，非常痛苦。小弟那时才十三、四岁，比我矮一个头，身心都还没有长成，我可以自己挨揍而绝不哭，但我受不了看到小弟被人欺负。天天我跟小弟一同到学校去，要是有人朝小弟吐吐沫，我就披头散发冲上去跟那些小孩打架。当然，总是我自己被打。打过后自己把流血的地方擦一下，头一抬，跟小弟再继续走。到了学校各自去各自的教室，各自领受各自的命运。有时，相濡以沫真是令人神往的一句空话。
终于，小弟感到难以承受无边际的孤单，而在他那个岁数，是最要跟小朋友玩的岁数，那天他跟我说：我们去找一个森林躲起来吧，永远不要从里面出来了，好不好？我说：好。
那次的谈话，奠定了我和小弟一生的深厚姐弟情意。
父亲好像听见小儿子的悲声，应声走进房间，问小弟怎么了。小弟不说话。父亲走过去，轻轻摸摸他的脑袋，长长叹一口气，站了一会儿，离开屋子。当时，我有些嫉妒小弟，他竟能得到父亲的抚摸。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革命派，父亲哪里敢碰？我目送父亲走出房门，看着他灰白的头发，雪白的汗衫，他腰杆虽是挺立的，但却步履蹒跚，短短一段从亭子间到二楼的楼梯，他要扶着把手下去。
很多年以后，父亲吟鲁迅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我听在耳中有了彻骨之痛。
父亲不知道，在那十年中，我在他的背影上，留下千万道目光，复杂的感情自己都说不清楚。去北京前的那个晚上，我在父亲的书房门口站了很久，想跟他说声再见，但最终没有进。
天还没有亮，我就起身准备走了。不料，父亲比我起得更早，他穿一身白衣裤，站在楼台上送我，微微向我挥手告别。他看上去像一只飞累了的老鹰，孤独地栖息在一棵枯树上。我三次回头看他，三次都没有跟他说再见。但我有一个深切的希望，希望临走时，父亲能摸摸我的头。我们就那么既没有说再见，也没有拉拉手，就走了。那一天，是我少年时代跟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的最后一天。
二十年后，我离开南京到纽约，父亲送我到大门口，我们之间仍旧是既没有说再见，没有拉拉手，就走了。但我有一个深切的希望，希望临走时，父亲能抱抱我这个女儿，也让我这个不能侍奉他晨昏的女儿，抱抱他。那一天，是我成年以后至今，跟父亲生活在同一栋房子里的最后一天。
那年严冬的一个夜晚，宁海中学的一群红卫兵呼啸前往我们家，他们看中了那栋房子，要征用为革命总部，便向母亲下达了搬家通令，一小时之内离开。母亲就告诉了父亲，没有任何解释，只来得及说：你收拾一下东西，走吧。
到哪里去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
父亲的生活自理能力不强，也不知他是如何选择随身衣物的。当时急迫的情景，也不在意料之外，早在之前数月，红卫兵们就已在我家一楼的前厅，挂了一副极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在它前面走来走去，有些习惯成自然了。
搬家的时候，只有姐和小弟跟着母亲。哥哥远在东北。我还在北京等着接见。当时的情景，多是后来回到南京，听姐说的。
一个一脸稚气的男孩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小板车，厉声责令父亲自己拉板车，跟他走。父亲把两只旧皮箱，一套《鲁迅全集》扔到车上，默默拉起板车，跟着那个小孩消失在夜色中。
从前的人发配到边关，也还允许亲朋好友前去送行，喝一壶酒吃一席饭菜，叮咛一番路上保重，方才告别。但那是古人。我们今人倒不如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能看到一个年近耳顺之年的老人，他那瘦小的身影，拉着一辆板车，一步一步，从一条街的夜色中，走进另一条街的夜色中去，很像童话故事，从“从前，有一个老人，一个人住在深山老林里”说起。
父亲去的是宁夏路尽里的马鞍山，当时有几座散建的平房，住着些省级机关的一般干部，现在则是天津新村了，高楼如叠，人声喧哗，而父亲曾经住过的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在那里父亲住了两年，那两年里，他像个物件常被造反组织借去斗，或者陪斗，然后由借方归还，每次都像物件被借方打收条，出借方打收条。借到外地的日子里，逢到借方不错，可得一张铺睡睡觉。反之，也有过寒冬腊月将他往空屋里一推，里面空无一物，父亲蜷缩于屋角，索索抖抖抱着膝盖头也算睡了一觉。这在当时觉得蛮苦，后来四顾一看，那真算得好运气了。
我从北京回来，有些见了世面的味道，在划清界线上，开了窍。北京那个地方，整天都是乘在卡车上，挂着牌子游斗的人，有人笑话说，要是碰到认识的人挂着牌子，在迎面过来的卡车上，还偷偷用眼光打招呼呢。那反过来解放了我，都是了，也就都不是了。整个冬天和后两年的春夏秋冬，我们三个小孩，在湖北路一号和马鞍山一带，昼伏夜出探望父亲。
一月的的马鞍山，相当荒凉，周围的农田更给那个干部居住的地方，增添了凄荒之气，矮小的农舍零散地匍匐在菜地四周。狗的叫声不时传来。我们总是选没有月亮的夜晚出门，总是戴着大口罩，总是贴着墙根走路。父亲屋里点着蜡烛，桌面上晃动着烛光的倒影，憔悴枯瘦的父亲，不是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面壁沉思，就是坐在床上，就着蜡烛的光看书。我们拿出阿姨烧的菜，有时还有灌在热水瓶里的热汤，放在桌上，然后在床边坐下，问问彼此的情况，感受对方的存在。这里应该加一句关于阿姨的话。听起来，人到了那种境地，是不当有阿姨了。我们家的阿姨，是那种危难之中见真心的人。很多人家的阿姨起来造反揭发了，我家阿姨就是不，居民委员会专门开会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站过去革命，阿姨说：人家没有亏待过我，我做人总要像人吧。于是阿姨也被斗。那些年里，相当一段日子，我们家境窘迫，阿姨是不拿工资的，她说大家一道苦就是了。要不是这位善良的阿姨，我们的日子就更艰难了。
在马鞍山，父亲的邻居是省委造反派的一个头，这想起来也是一个巧。那时，省委食堂向他宣告，不许去吃饭了，说他没有资格吃厨师烧的菜。父亲就只得自己生火烧饭。他在这方面是很不行的，只会烧开水。幸好邻家两个善心的老婆婆，挺身而出，帮他升煤炉，买菜，还送给他烧好的菜。这两个菩萨心情的老婆婆，就是造反派头儿的母亲，这就像地下党员潜伏到了国民党警察局长家，反而不惹眼了。老婆婆们对她说：不要怕，有我们在。
父亲那个时候，是“臭名昭著”的人，奇怪的是，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能遇到善待他的人，在干校啊，乡下啊，包括在马鞍山啊，很多人并不拿他当坏人，悄悄对他笑一笑，冷的时候给他一杯热水，帮助他买菜寄信。我家阿姨的丈夫是个老实人，竟也有勇气跟我们在夜晚走过大街小巷，到马鞍山给不能到理发店理发的父亲剪头。这些往事，在父亲的长篇散文《风雨琐记》中，也有详细描述，他还回忆了文革一结束，他带著糕点，到马鞍山去看望两位老婆婆。三个人一起说到过去了的事情，哈哈大笑。
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十六岁到十八岁，是成色最好的黄金年华。我就是在在父亲的小屋里，度过了成色最好的黄金年华。如今回望那个两年，依旧是成色最好的年头，令人感怀追想无尽。那些夜晚中，我们坐在父亲的小床边，常常相对无言。父亲给我们的告诫有二：少说话，多看书。我们有个朋友，总有办法找到禁书，拿来给我们看。一次，他弄到了法国名著《基度山恩仇记》，说来是怪，故事中剑拔弩张的快意恩仇，却让我们久久过着远离残暴的平静美好的生活。六八年夏天有一段日子，我站在电灯下面，汗流浃背地读完了那套书。父亲得知我们在看这些禁书的时候，先是一惊，转瞬化惊为喜，甚至是如释重负，父亲买书极多，中外古今，连线装的“二十四史”和线装的“金瓶梅”都有。我就在无数伟大的书名和伟大的作家名字中,过到文革动乱开始。那些书，后来在抄家时悉数失踪，抄家者把所有的名著都拿走了，独留下了马恩列斯毛，弃在墙边不要。令前去捡拾旧物的我，感到难以置信。我到今天都记得站在那间堆满了革命名著的小屋里的感觉，那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事物和人的两重性。
父亲得知此事，说还是让他们拿走好，知道看好书当然比把它们烧掉要聪明得多了。
在给父亲讲《基度山恩仇记》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莫大的享受，在虚构的世界里忘记了身处大动乱。逢到我们要走了，故事又正说到好听紧急之处，父亲就像个孩子，搓着双手十分不舍得，说啊哟，还要等到下一次啊，好吧，等吧。其中的遗憾倒不是等不得，是风雨如磐的日子，谁都难以想像见了一面，是不是还能再见一面。
父亲发现我很能讲故事，幽了我一默：日后你大了，可去说书，我来给你拍惊堂木。我提醒父亲，我说的不是“武松打虎”，说的是西洋小说的故事啊。父亲哈哈笑了，讲：那就拍惊堂木说西洋小说嘛，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父亲真是敢想敢说，要是有人尝试，也未必不能走出新的路子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于任何新的事物，都兴致勃勃，这种开阔的眼界，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终结。
如果能再活一次，我愿意跟父亲一道，出门说书，即便不以此为生，至少也要跟着父亲，一唱一和地痛快几年。
(3)
《基度山恩仇记》说完，深秋就到了，我和姐姐要到苏北去插队了。而父亲也即将在不久之后到干校去。在一个月色特别清亮的夜晚，我们去向父亲告别。这一别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聚首，不免就伤心。起身要走时，父亲对我们说：不要哭，眼泪是没有用的，基度山伯爵有一句话说得好，“等待和希望”，但是现在，我要加两个字：忍耐，你们要学会忍耐，好好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
走时，父亲第一次从他的小屋中昂扬走出来，一路送我们到宿舍大门口。当大别离在即时，我们不再躲藏。要是死是躲不过去的，那么活就要拿出勇气来活。
父亲还是一身雪白的衣裤，站在月色下，那头白发银光闪闪。我们走了。一步三回头。父亲朝我们挥手，再挥手，再挥手。我的口罩被泪水浸湿。
“忍耐”这两个字中包涵的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我不是很喜欢。不过我最初在纽约的挣扎中，凭一股雄心，也凭一种忍耐，才走过最艰难的几年。许多年过去，这“忍耐”两个字，仍旧活泼泼地跃动在我的记忆里，成为父亲的一种形象。父亲是靠忍耐坚持下来的，没有这点东西，人是不能忍受人的躯壳的。
我家那时有三个孩子，都在那个年龄上。姐姐性格最刚烈，爱憎分明，是那种绝不妥协的人，她被拿着棒子的红卫兵赶出十三中校门以后，再也不进那门；我当时是个易动感情的女孩，对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小弟还在发育过程中，个子又小，内向还有些忧郁。而大哥因为已经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复在父母的羽翼下了。大哥后来的遭遇，也很坎坷，他因成绩优异，被南师附中保送去了哈军工，在那里他还是学习尖子，让我们全家感到光荣。他完成了全部学业，最后分到一家集体小厂干活，再没有碰过他的专业—导弹设计。
以父亲对政治斗争的洞察力，他不应当认为他牵连了我们。但是做父亲的天然感情，使他不能不认为是他牵连了我们。记得那次，我和姐姐背着大包小包，要回农村去了。走到院子里，回头看，父亲趴在外阳台的洋灰栏杆上，目送我们，他穿一件老布棉衣，花白的头发在冬天的风里一飘，一飘。我忽然说我忘了一样东西，要姐姐前面先走，自己匆匆跑回楼上，那就看到了父亲的眼泪，他回头看着我，嘴巴张了好几次，才呜咽说出话来：我连累了你们。便泣不成声，倔强的父亲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眼泪，让我手足无措，木讷地站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掉头朝楼下跑，去追姐姐。
多年后我当了母亲，把儿子带到纽约，儿子进入问题年龄时，面对纽约强悍的生存环境，在进入中学的那个夏天，把一头黑发剃光，自费到一家“少林寺”武馆学拳脚以表示不屈不挠的时候，我才真的懂得了父亲的痛心有多痛。这种痛心跟政治上的洞察力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爱。
今年夏天，我在妈妈的书房的故纸堆中，意外找到一封父亲写给我和姐的。当时我们都在苏北插队，父亲则在镇江的五七干校。信的落款只有月，日，没有年份，算来大约应当是七二年或者七三年，年前我虽通过了总政歌舞团歌队的考试，但因为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军队。干校拒绝了总政前往外调的声乐老师的要求，就是不同意他们带我回北京，我万念俱灰，回到农村。此事对我的打击可想而知。什么叫渴望地期待，那时我有了刻骨的体会。两年以后，总政打电话到南京，竟仍然要我前去复试，而我终因在农村唱样板戏过度，生了声带小结，高音唱不上去。人是去了北京，倒是不如不去。再次回到农村，就没有等待了。死心了。那种死心的心情，恐怕是最让父亲心碎的。
记得考取总政后，我以为大好前程就在面前，一时神采飞扬。我和小弟到干校探望父亲，当时他正坐在土坡上看一片菜地。小弟告诉父亲，我唱歌好，考取了总政。父亲听了，非常激动。激动一是因为我总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更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对于他，竟是一个空白，做父亲的难免有失落之感。他问我：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唱歌？
所以后来我在北京总政复试时“落第”，父亲认为是他耽误了我，心情相当沉重。
他的信，就是在那种背景下写的：
“小燕，星星：
……
本来我想对星星多说几句话，但是想了很久，不知道说一些什么话才好。因为我想足以鼓励星星前进的精神力量，不是我，而是星星自己，是我以外的人。如果你们能真正理解我的这样的心情的话，倒反而足以使我在生活中增加一些精神力量。
有些疲劳之感吧？希望你好好休息，使身体更好，精力更充沛。
按照我的主观愿望，想回来看看，特别是想看看星星。继而又想，我回到家里，除了增加你们的负担，不会带来其他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想等一些时日再说吧。
知名不具 十五日上午”
“知名不具”是父亲给我们写信时的落款方式，始于文革。那时，我们在南京的三个孩子，没有自己的名字，人家叫我们“陶白的女儿”，“陶白的儿子”，而且多是用的鄙视刻薄的口吻来叫喊，走到哪，人就叫到哪，非常恼火。乃至很长时间，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人名就是“陶白”。而且此后很长时间，我也不叫他“爸爸”，后来养成一个习惯，我不会叫“爸爸”这两个至爱的字了。而爸爸也不再对我们自称父亲，给我们写信时，他一样不习惯写：爸爸。落款无非两种，若不是“知名不具”，就是“老头”。
几十年过去，看到“知名不具”四个字，凉从心底逼上来，感到愧对父亲。
年少失学，对学龄中的孩子来说，是最惨痛的事情。学校停摆，不再授课，少男少女革命造反，沸反盈天。次年的复课闹革命，其实芯子里也还是革命。我成天晃荡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海洋里，晃荡在革命的边缘，有时骂人，多数被骂，有时被欺负急了还手，多半被人打。那样，渐渐地就跟社会生出了芥蒂，细想起来，我之最终成为一个边缘人，终生缺乏介入团体活动的兴致和能力，很可能发源于此。
和很多曾经怀著远大理想的少年人一样，我也一度沉迷于看大部头的政治著作，不求甚解。但也是在那些日子里，跟上海的一群思想型朋友相识，从而得知意识形态的大字报以外，许多西方哲学界和思想界光辉的篇章，灿烂的名字。但因我本质上对历史，政治，思想这种范畴的东西，缺乏兴趣也缺乏消化能力，所有的阅读都不过流于形式，读了等于不读，那使父亲相当担忧。
一天，父亲跟我说，准备一下，跟我出去。我问父亲去哪里。他不做声，只是催促我走。父亲带我出门了。他带著绒线老头帽，我戴大口罩，用围巾把整个脑袋都包起来。我俩走街穿巷，避开大道和眼光，到了一条狭小僻静的巷子，敲响一家人家的门。就是章品镇先生的家。
章品镇先生是江苏的一个名作家，他写散文和人物，文字极好，跟父亲交往颇深。父亲进门，开门见山问章先生：从前的书有没有被抄光？章先生轻声问：从前什么书？父亲轻声答：就是破四旧的那些书。章先生担忧地说：还有一些，干什么？父亲问他在哪里。他说藏在一个壁橱里。父亲问他能不能让他找一些，给他的女儿看，说完用下巴点点站在一边的我。章先生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你还来借这些书给她看。“这些书”指的都是世界名著。
父亲说：她正是读书的年龄啊，再不读就来不及了！
章先生慷慨打开壁橱的门，说：自己挑吧。父亲挑了很多书，装在帆布包里，拎出章先生家门。世界文学史上很多流芳百世的名字，就是那时候进入我的视野的，比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大、小仲玛，雨果，美里梅，还有中国伟大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等等。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开始了不在学堂的读书生活。那段文化蛮荒的日子，回想起来真是好险。如果没有父亲这样的领路人，我的人生就会留下一段永远无法弥补的文化上的空白了。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父亲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深深吸引着年青一辈的我们。他跟我以及我同辈的不少人，结下了忘年交情。当我们尚在豆蔻年华的时候，就能够跟父亲一起聊天，而毫无代沟之隔。我们可就最敏感的感情问题，跟年出七十的父亲讨论。偶然从干校回城休息的父亲，默默坐在边上，燃着一枝香烟，听我们的七嘴八舌。我们沉迷于林林总总爱情的定义，情绪非常激越，有时甚至起了争执。父亲悄悄走到另一个房间，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马克思全集》，翻到其中一页，让我们看。那是马克思给燕妮的一封情书。父亲说，你们看看，是不是能写出这样的情书？我们无比欣喜，争相传阅，从南京传到上海，仿佛传世之宝。朋友们把它传来传去，抄在笔记本中，企图追赶那种文采和表达爱情的坦白炽烈。现在回想，未必那信就是情书的经典，不过在那种时代，把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对我们那些刚刚涉世的少年人来说，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而关于爱情的定义，我们说出来的都被我忘记，只有父亲说的，印在心底。父亲说：我看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说的，有点意思：爱情，就是一种不安的感情。
后来几十年，所有关于爱情五色纷呈的释义，都在这个脚踏实地的见解上，显得浮肿。“爱情”这两个字，在那个年代里，是腐败，是罪过。但我们因为年青，不能不对爱情感到激动和向往。父亲对我们感情生活的理解和引导，让我们不至毁灭于铜头皮带，并且在一个打人杀人才是正义的人生场上，领着我们走进丰饶的感情天地。每思至此，感到幸运。一个白发的长者，披荆斩棘走在我们的前面，替我们拨开迷雾，让我们看到爱情和光明。
下乡的日子里，我们不免对日复一日的地种地生活，感到茫然。朋友之间通信，除了彼此鼓励，也互诉苦闷。又是父亲，在来信中，赠送我一句黑格尔的话，并要我转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和朋友们。父亲写道：送给你们一句老黑格尔的话：理解便是克服。
那使得我们能够在茫然中，理清思绪，看清身边的现实，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不放弃学习，并且安下心来，耕作收获体会农人的生活。父亲说总有一天，你们会感谢这段生活。
父亲是我一生最为尊重的师长。即便后来在美国求学，也再没有遇到父亲那样的师长。因为父亲是在最艰险的时候，展现了一个教育家的伟大眼光和胆略，把我们领出精神的误区，走上自我教育的通途，为我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弟于七九年考入北大。那年，父亲与母亲都在中央党校工作。而我正好在京休假。早上起来，母亲说外面树上有喜鹊在叫。不一会儿，喜讯就到了。之前，弟弟从部队退伍，在南京一所学校工作。弟弟能入学北大，使我喜极而泣。我的哭却让父亲感到不安。他坐下来，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难受。我说我没有难受啊，我为弟弟高兴呢。父亲说：你是应当读大学的，但是你没有能，这个不重要，文凭不说明问题，要紧的是自己努力，没有文凭做成大事的人，很多。
什么是大事？也许我和父亲有不同的看法。我和父亲那辈人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理想是直截了当的为着社会，为着百姓。而我们，带有很多个人主义的色彩，主要是打造自己，从而服务于社会。有些拐弯抹角的意思。
(4)
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时，我经过嗓音治疗，已成了前线文工团歌队的合唱演员，舞蹈队有一个大型舞蹈，用了我写的歌词，名字印在精美的节目单上，让我一时沾沾自喜。我把歌词寄给父亲看，想听到他夸奖我，没有想到，我没有得到我之所想，而是相反。父亲认为我写的东西，表面上壮丽辉煌，但言之无物。虽然歌功颂德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征，似乎不可避免，但是真正有思想的人，还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父亲虽不便明说，也表示得相当清楚了。他不喜欢虚浮花哨的人和事，要我学会严肃地生活，严肃地写作，儿戏是不行的。
在安徽磨盘山当兵体验生活那次，我常写信给父亲，竭尽美丽的词藻，描写那里的风景，描写我们女兵们走很远的路去洗澡，一路上嘻嘻哈哈的琐事。我是在父亲面前，显示自己的小才侧艳，结果父亲去信问我：你们这样当兵，学到了什么？他问我，怎么从来不见你描写出操，打靶，夜行军，上军事课？你总是这样津津乐道于琐细的小事，这样的文风，是不足道的。那封信，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感到一番好意是风吹雨打一场空。
而在我写成了第一篇中篇小说之后，有人对我的写实，提出锐利的意见。我也准备接受父亲的指责。然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竟没有说我，私下跟我留在国内的朋友说到这件事，对我在打工期间仍旧能辛苦写作，感到满意。我倒不是认为父亲对我完全赞同，父亲那是知道我在国外写作的不易，他绝不会轻易打击我的积极性，所以他的沉默既是支持，也是委婉的批评吧。总之，我对父亲的心思，后来一直有着准确而深刻的判断，并且之间不多言说，也明白彼此的意思。
七六年的春天，军区文工团到泰州演出，父亲专程从扬州赶去看我。那次，父亲第一次问到了我对入党的看法，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不打算申请。父亲问我为什么，我直率地说，我不认为我比那些党员差，甚至我更加正直。说完准备挨骂，不料父亲听了竟哈哈大笑。父亲通达，而又尊重我的选择。他的笑声直至今日仍旧如此响亮，不拘一格。他说：这件事，你自己决定，我对你的希望，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日后你当工人也好，种地也好，只要能够这样，我对你就满意了。
我们兄妹四人，后来都淡泊官场，淡泊名利，不能不说是受父亲的教育和影响。而说到出身，很多人并不说我们是高干子女，而说我们出自书香门第。这个“书香”，自然说的是父亲。
很多年后，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一纸硕士文凭。父亲病危时，我想着把这个学位证书，带回南京给他看一看，总算是没有白到美国。可是整理行装时，竟把此事完全忘记，父亲好像也不介意我是在哥大读过书的。我和他之间，相通的仍旧该是什么还是什么，美国的文凭不在其中。父亲不在乎那张纸头。对于他来说，很多东西远比文凭重要。
我喜欢跟父亲在一起过日子，内里有一种安宁，踏实，丰满，还有一种活着的兴致。不要看父亲做官，也不要看父亲有名望，一到菜市场，你就根本分辩不出哪个是他，哪个是卖菜的。他闲来无事，常在下午到路口的菜场去走走，看看，还会买一些蔬菜瓜果。他蹲下来跟买菜的老农们聊天，问他们乡下的日子，种田的收获，他不对篮子里的鲜物挑挑拣拣，也不讨价还价，找头一向也不要。我曾经有两次下班经过菜市场，看到两个白发老头蹲在一道，说长道短，以为是结伴进城卖菜的农人，待其中一人站起身来，方才发现，那人竟是父亲。他说他晓得农民日子的不易，看到上了年纪进城卖菜卖瓜的农民，总于心不忍。回到家里他坐在沙发上沉默良久，扼腕叹息。不久，他便起身，铺开纸张写他的文章。回头看父亲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农民生活的。他自离开璜土进城，一颗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让他最动感情，最易落泪的，也是农民的遭遇和小故事。周恩来总理过世一年的时候，我们都在北京。世面上传说，有一个老农从北方小镇到天安门，到了那里取出席子一张，铺在地上，俯身磕头。父亲闻知，竟泪雨滂沱，不能自己。他特别喜欢那种传递着老百姓爱憎的民间传说。
也许是父亲老了，心里生出更多的对我们的爱，有些来不及补偿的意思。盛夏之际，南京的高温可以将人烤熟，我们住的老楼房，吸热快却又不散，滚烫的空气凝固在皮肤上。组织上安排年事已高的父亲母亲，到疗养院去避暑，父亲从来不去，他说舍不得孩子们，宁愿跟我们一起在家熬夏天。他常常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慢悠悠摇着一把蒲扇，说是这样他过得就很安心。
从中央党校退休回到南京，父亲给自己约法三章，其中一条是：谢绝请吃。他几乎从来不出席别人的酒席，在家只要青菜豆腐就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暨阳档案---江阴人文掌故》一书中，有“名人逸事”一章，其中“节高人相重”—-陶白，对此就有记载。文章写了这样一件事，“（1986年）6月，时任副县长的张怀西以江阴县人民政府名义借南京大学召开江阴藉旅宁人士修志工作座谈会，陶白应邀参加并第一个发言，对继承修志传统，完善总体设计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午饭前他悄悄告退，我感到怅然。事后知道，“谢绝请吃”是陶老自律的规矩。”
他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但对有求于他的人，总怀著热忱，就是不认识的人，他也会一样伸出手去，帮上一把。记得一个春节的除夕家宴中发生的一件小事。我们正要举杯祝福春节，楼下有人喊弟弟。弟弟放下酒杯，说我去看看是谁。那让我们感到折了兴头，坐在那里等他。结果事情复杂了，原来是弟弟北大的同学，旅游结婚来到南京。来，事先也没有说，弟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而且他们还希望弟弟能为他们安排住处，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南京，想在南京玩几天。可是除夕夜啊，谁还有心思在那个时候去忙人家的事情？我有些不高兴，跟弟弟说，你带他们出去找个旅店住下，我们正吃年夜饭呢，怎么早不来晚不来的？
这时一直沉默的父亲开口了：这样不好，人家是来结婚的，喜事，到南京人生地不熟，找到这里，是相信你能帮忙，怎么能把人家推出去？快，把人家请上来，一道吃饭，好好儿待客！
小弟赶紧下去，把唐突闯来的同学请上楼，让人家暖和暖和，坐定了下来一起吃饭。这事儿，一直让我感到自己在父亲面前，做人比出了高下。
有个朋友，在扬师读书并且留校，跟父亲结下深厚的情谊。在父亲离开扬州回南京之时，他赋诗送别，其中一句让我铭记至今：“忘年思挚友，终世仰知音”。在扬州的那些年中，父亲常常把几个扬师的年轻人，请到简陋的防震棚里，秉烛夜谈，豪情满怀地吟咏诗词。大雪纷飞的夜晚，在年轻人离去之后，他还久久徘徊在防震棚里，抽烟，思考，写作。这些年轻人后来说到父亲，都十分缅怀与他相处的日子，得知他过世，痛哭失声。
九三年秋天，是父亲在阳世的最后一季。傅抱石先生的女儿傅益瑶，从日本回南京，听说父亲垂危，到医院去看他。彼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只有眼睛还能表达感情，益瑶俯身问：陶伯伯，认得我吗？父亲闭上眼睛再睁开，意思是当然记得，那眼神是戏谑而欢喜的。益瑶不说伤感话，也不说安慰话，她说笑话给父亲听。父亲听了，几近瘫痪的脸上，出现一个动作，十分吃力，但那是一个笑容，回忆往事的笑容。益瑶高兴地说：你看你看，陶伯伯都笑了。
我送益瑶离开病房，在下山坡的路上，她挽着我的手臂，口吻一转：星星，现在到了最高境界了，你要有准备啊，千万不要让你爸爸感到难受。我开始不明白如何说是到了最高境界了，只是悲哀茫然地点头。她说：你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他是一个有情操的人，现在有情操的人，已经不多了。说罢，瑶子一声叹息。从她淡然的口吻中，我听到了永诀的哀音。
多年后，瑶子到纽约举办画展，我约她小聚。期间不断说到彼此的父亲。益瑶认为，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父亲是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它将奠定她做人的基色和终生的追求。她一再重复说，她的父亲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父亲，留给了她无尽的财富，终生用之不竭。益瑶又如大姐，期望我不辜负身为陶白的女儿。我想告诉她，我虽无伟大建树，但应当是没有辜负的，因为父亲生前曾写信与我说：“我之所以喜欢你，因为你毫不俗气”。父亲这四个字“毫不俗气”，激励我一生追求和坚持这种境界，虽然一点不俗气几乎不可能。
儿子出世那年，父亲从北京寄给我一个横幅：独钓寒江雪。并在信中问我，可解此意？我复信说：这是你一生的写照。父亲复信：看了你的理解，我哈哈大笑，心满意足。其实我当时对父亲这幅字的理解，不过是直觉。后来一年一年的光阴逝去，这幅字始终跟着我们，在纽约搬家又搬家，每次搬家总悬挂于最显眼的地方。渐渐的，体悟出字后面的深意。每当夜到深处，每当受到挫折，每当感到异乡生活的寂寞，“独钓寒江雪”都是我莫大的安慰和激励，有如茫茫大海上的一盏灯。
我把父亲当作终生的知己，父亲也是那样待我的。父亲给了我质体的生命，更给了我灵魂的生活。如今虽人隔两世，却常感到他依旧人在人世。
一个人的为人，有着统一的展现过程。于公于私，父亲都展现了一种旷达慷慨的风采。
说起五十年代中开始至六十年代初，父亲一直兼任江苏省体委主任、书记，并体院院长。
我还记得曾和父亲到体院去，看运动员们训练，听父亲跟他们聊天说笑，跟他们一道在食堂吃饭。一年夏天的夜晚，我和小弟随父亲到中山陵九层塔前面的露天台阁，参加茶话晚会。运动员们济济一堂，围坐在二十来张圆桌边，听父亲做报告。父亲做报告是非常精彩的，台上台下无有间隔，他从来不用预先写报告稿，开口即滔滔不绝，旁证博引，信手拈来，转而又落在要点上，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就仿佛现在最好的节目主持人那样，浑身散发着令人折服的魅力。
在那次的茶话会上，父亲说到怎样把江苏的各项体育运动，提高到国家水平，世界水平。问年青的运动员们，平时训练量是不是过重，伙食好不好营养够不够。父亲声若洪钟，恢谐幽默，出入于典籍而不迂腐，更不打官腔，座下不时发出哗然大笑，而父亲也不时哈哈大笑。突然，雷声爆响，闪电劈过，雨水从四面吹进庭阁，打湿了我们的裤脚。父亲旁若无事，依旧滔滔不绝，运动员们也都不觉风雨骤降，兴致勃勃听父亲一泄千里。
父亲提出用大运动量训练的观点，对运动员高标准，严要求。那些年中，江苏的体育事业生龙活虎，取得很多可喜的成绩，深得当时主管全国体育事业的贺龙元帅的欣赏。贺帅有意调父亲前往国家体委工作，终因当时的省委不愿放父亲走，才没有走成。贺龙还给父亲拍过很多照片，文革中都丢失了。父亲对贺龙一直怀有知遇之恩的情感。
动乱过去，电影院放映纪念贺龙的电影“元帅之死”。大哥他们去看时，问父亲去不去。父亲说不去。又说：“不忍心看”，神情黯然。
父亲病重时候，很多老运动员到医院看望他，他们俯身，轻声唤他“陶老！”父亲睁开眼睛，竟然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说出谁是打篮球的，谁是从事田径或者体操运动的，甚至记得谁得到过什么奖项。令在场所有的人动容，无言以答。他们坐在床边或椅子上，深情地看着那个不久于人世的老人。
追悼会上，很多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男女运动员，冒着严寒前去送别父亲，伴随着那个长眠的老人而去的，还有那几年中他们和他的甘苦同尝，荣辱与共。
(5)
文革中，有不少人跳得很高，对被打倒的人，态度凶狠，毫无情面。文革后，父亲却不计前嫌。从北京回到南京最初的日子里，很多从前绝情的人，络绎不绝到家里看望父亲，有些人站在客厅门口犹豫不决，不好意思进去。父亲请他们进来就座，还问问近来可好，但旧事只字不提。有几次，我正好下班进去，父亲竟要我喊“叔叔阿姨”。我不喊，眼睛只看着来客。父亲要我斟茶，我也不动，两次一说不见我动，便自己起身，亲自倒茶，端至茶几上请客人喝茶。客人走后，我跟父亲说：你还请他们喝茶？父亲温和地说：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不得已，你不能怪罪所有的普通人啊。
有一个年青机关干部，文革中在专案组整人积极，锋头很健，十几年后竟被提议当副*长。根据调中央工作的一位原省委领导人的指示，组织部门特地上门征求父亲的意见，照说，父亲是不会忘记那人的所作所为的，不料，父亲竟没有一句恶语相加，淡然说：就让他去当副*长好了。
病危之时，父亲曾经托人带话，要此人来见一见，或是想化解一段无须结在心上的结吧。那人却没有来，但愿是良心发现，问心有愧，不敢面对曾被他损害过并宽恕他的老人，而不是厚颜无耻。
我曾在美国的旧金山，遇到江苏的作家高晓声先生。那年他应邀前往美国讲学。高先生以写农民题材小说，斐声海内外。我是在朋友家见到高先生的，高先生下塌领事馆，有时过来坐坐，逢到朋友有空就留他吃饭，还陪他四处活动。朋友把我介绍给高先生时，说：她就是陶白的女儿。高先生平和地对我点点头，问我是不是也在美国读书。我非常平淡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说我刚被解雇。高先生同情地说：你们也是不容易，人生地不熟的。碰到高先生，使我想起江苏的一段旧事，多少有些不很自然。朋友拿我开了一个玩笑，说：老高，她今天从纽约到旧金山来，是来替她父亲赎罪的。
高先生对她说：不要胡说。
五十年代，江苏有一群才华横溢的年青作家，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叫《探求者》。反右运动中，年青作家们全部被打成右派。当时，上面派父亲前去对这群作家宣读这个决定。宣读并不表示他们当右派是父亲的决定，但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非常的个人化，这帐会记在宣读人的身上。我知道这桩公案，也知道是父亲去宣读的文件。但是文革结束后，是谁去宣布平反的文件呢？就不知道了。
一日与高先生单独相处，说到此事。高先生告诉我：不错，当年是你父亲宣读的决定，但那不怪你父亲的，他是领导之一，总要有人去宣读，不是你父亲就是其他人，都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其实你父亲对我们还是很关照的，对安置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上心。最主要的还不在这里，是后来《探求者》得到彻底平反，全省只有你父亲一个人，公开向我们这批人表示了道歉，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一声不响的。你父亲很不容易，有胸怀的。
高先生向我建议说：你不妨写写你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值得一写的干部，但要写出他，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个复杂的人，思想和经历都复杂，他自己呢，也是一直有着强烈的内心冲突的，但要是写得好呢，就耐人咀嚼了，很有意义。
离开旧金山后，高先生又去了纽约讲学，就住在我家。因为高先生对父亲说了公正话，我对他自然感到近了几分。高先生跟我说了很多国事家事，也说了他当右派那些年，在乡下的日子，如何地编篾席子，如何地种菜，还会杀猪，所以很熟悉农民的生活。难怪高先生的农民体裁小说，几乎无人出其项背。走时，高先生跟我说，回到南京他会替我去看望父亲，把我在美国的生活告诉他听。我写信把此事告知父亲，父亲非常高兴，也是因了高先生一句公正话。父亲复信说：心意到了就行了。
如今，两位都已作古。他们之间的这段往事，让我看到宽容和理解的道德力量所在。他们两人，都经历了人世的苍茫风雨，饱经磨难，然而他们对过往的人际是非都没有复仇之心，真是高峡出平湖的气派。
父亲的最后六年，我远在他乡，没有侍奉他的晚年，更谈不上反哺。想到这些，总是心如刀绞。姐姐宽慰我说，你做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其实也就是给了父亲一些香烟钱。八六年我到纽约，不多久国内物价飞涨，听说香烟的价格涨的幅度最大。家里人劝他戒烟，他不听，说是高级的抽不起，就抽低级的吧。我和先生每月都从生活费中省出一笔收入，给父亲寄去，足够买两条高级香烟。这就是唯一使我感到自己到纽约，对父亲派上了一点用场的事情。万没有想到，九二年我赶回南京，看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告诉我，他还有一千多美金，压在家中床上的棉花胎下，“以后留给你的妈妈吧。”我寄给他的所有的钱，他都没有花，舍不得。他说那是我寄人篱下挣来的血汗钱。
最后，那一千多美金，父亲留给了母亲，而母亲把它悉数用在了出版《陶白文集》上。
在纽约。父亲去世后不久的一天，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欧洲史博士学位的美国朋友爱丽森，去哥大图书馆看我，我告诉她父亲去世了。我们相对而坐，她要我讲给她听父亲的事情。我用英语讲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一生，感到有些地方无法精确地选用词汇，但是我的感情突破了语言隔阂，竟能那样生动地把父亲描绘了出来。爱丽森蓝灰色的大眼睛，深深地看着我的黑眼睛和嘴唇。我告诉她，父亲昏迷之前，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豪迈的诗句。她说：有些人，当他们的肉体走向消亡的时候，思想却在无限地扩张。她的眼睛闪动着，抬起来时，茂密卷曲的睫毛濡湿了。结尾，我说到在追悼会上，父亲瘦弱的身躯上，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爱丽森忽然垂下脑袋，流泪了。很久，她起身走到我身边，抱着我，轻轻在我耳边说：Shu, you have a great father（舒，你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我久久迷惑于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女人，何以会听到父亲那样的老人，在退出人生场的时候，身上覆盖党旗以为一生的总结，而动情，而落泪？
伴侣
情侣间的感情，夫妻间的感情，孩子眼中父母间的感情，都是欲说更纠缠。总是人生路上多少风起雪落，到后来纵然回首，还是欲说更纠缠。
“海角有知己，榴莲香欲滴”，这两句诗，是父亲送给母亲六十岁生日的一首百句诗中的两句。七四年五月的那个春天，父母亲住在扬州大虹桥旁的瘦西湖边，一栋浅黄色外墙的小楼里。清晨早起，父亲从书房里走出，拿著一页写满毛笔字的宣纸，轻搁在茶几上，对母亲说：喏，给你的。是年，父亲六十五岁。
母亲拿起那页纸默念，念了很久，轻轻搁在茶几上，笑笑，什么都没有说。母亲常常就是那样安静，少言寡语。父亲呢，默然坐在沙发上抽烟，神情很轻松。那年我回扬州探亲，经过一个辛苦的文革，大家都感到很疲劳，松弛下来以后，格外感到家庭生活的珍贵。客厅的气氛也很沉静，是历尽沧桑后的暮年人生才有的波澜不惊的沉静。
推窗远望，瘦西湖周遭山青水绿，五亭桥隐隐在望。
母亲是广东惠阳县淡水人，那个地方离父亲的故乡江阴，可说是天涯海角了。不料他们终于在上海两河汇流，并且一同经历坎坷的几十年。
一九三一年，父亲从江阴到上海，读上海法政学院；三年之后，母亲从遥远的淡水，乘船北上，她带著一身南方的荔枝香气，踏上黄浦江边的土地。那年，她二十岁不到，是一个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纤纤素腰，额前一排刘海的女孩。那时父亲方才二十五岁。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对我说起她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听上去并没有戏剧性，平常得好比邻家人之间的串门儿。父亲是同一位地下党的战友，到母亲居住的弄堂去的，母亲说当时的父亲又黑又瘦，谦和地站在那位领导同志身后，不怎么说话。母亲并没有说父亲长相如何。住赤壁路七号的时候，父亲书房的书桌玻璃板下，曾压着一张父亲年青时的黑白照片，西装，分头，饱满的嘴唇，唇线分明鲜活，两眼望着前方。那该是母亲初见他时的模样了。
那位带父亲去找母亲的同志，不久即在北四川路被国民党逮捕，从此音迅杳然。九一八事变后的革命失败后，地下党遭到血洗，领导上要求所有人暂时潜入地下，化身百姓，保存实力。这样，父亲远去南洋，在那里继续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母亲当时还没有离开上海，由于那位领导同志的被捕，上级要她立即搬离原来居住的地方，她甚至来不及收拾东西，便跟前去通知她的人，匆匆离开了亭子间，藏了起来。在那之前，母亲在上海纱厂给女工们上文化课，传扬革命道理，过着十分简素拮据的生活。常常一个烧饼就是一天的口粮。不久，已在南洋立足的父亲，从遥远的天涯给母亲寄去一信，请母亲到南洋会他，并随信寄去一笔路费。因为地下党一切活动都转入更深的地下，组织上同意母亲离开上海远去海外。
父亲的邀请信和路费，就是父亲对母亲一片心意的表白。他们在南洋开始共同生活。“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炮声一起，父母比翼飞回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从此开始戎马生涯。
那位被捕的年轻领导人，不久被解押到南京，受尽残酷拷打折磨，在雨花台英勇就义。这些，父亲和母亲都不得而知，直到文革起来，上海的造反派到南京调查此事，问母亲是否知道那位同志被杀害的事，出卖他的是什么人，母亲方才知道，他们的战友已经牺牲三十多年了。那个晚上，我久久坐在母亲房间的椅子上，十六岁的我，不懂得怎样安慰长辈。母亲时时站起来，走到椭圆形的长穿衣镜前，也不知是端详她自己，还是遥望那些战斗的年代。总之母亲心情非常沉重。
再后来，二十多年以后的一个夏天，父亲也已经去世，我回到南京看望母亲，母亲要我陪她到雨花台去看看。在烈士陈列馆，我赫然看到了那位把父亲和母亲连结在一起的先烈。照片上的先烈，比我年青二十来岁，玻璃柜中他的血衣上，曾经鲜红的血迹，已经变得灰白。
在那些生着是生，倒下便死的先烈们面前，我忽然感到父亲和母亲感情生活的份量。不管他们有多少起落，那带伤的感情，都不是我们有资格去评说的。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这样壮烈的丧失，一再发生，包括文革中自杀的战友和朋友。那使得他们的感情，有著烈火金刚的色泽。
母亲出身大户名门。外祖父是一所中学的校长，算是有身份的人。我的曾外祖父，做过吉隆坡的甲必丹——首领。外祖母从南洋嫁到淡水，陪嫁的丫头好几个，嫁妆十分可观。母亲的家境是很优越的，祖父也对这个女儿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她十几岁在广东接触了马列主义，于是和三个同校的女孩子，乘船逃离故乡，一路溯水北上到上海，去找党。介绍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那几位男同志，在她们四人离开广州之后不久，便被捕牺牲了，死时都才二十五、六岁。自那年始至今，母亲已有七十年党龄，如今在省里，是凤毛麟角。
六十年代初期，外祖母到过南京看我们，那是她唯一一次到南京，恰好又是夏天，她很不习惯那种让人坐立不宁的炎热。说到淡水那个大家族，外祖母说了一件事。母亲出奔革命之后，一日，她上街采买年货，撞上一个算命人。那人拦住外祖母要给她算命，还说主要关乎于她的子女。那样，外祖母就请他算起来。算命先生说，你家日后有人做大官，是女儿做。
外祖母一笑了之，根本不信。离家前，母亲在淡水女子中学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接连跳过两级。至今，她还是我们家背诵唐诗宋词古文的泰斗。由于母亲是不告而别，族里碎嘴的人就说她是跟一个男人跑掉的。家里自然非常没有脸面，相当失望。
母亲那一走，直到四九年共和国建立，跟家里从无联系。
(6)
一九五五夏年，母亲在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带着我回到广东。族里的人纷纷前去看她，看我。她们说，是真的，阿芬做了大官了。阿芬的男人也是大官。于是大家欢喜，忘记了从前对她的指责。离开故乡之前，母亲有一个十分女儿气的名字，桂芬。后来改了名字，才叫洁。洁与白，是一个意思，也是一对儿。不知道母亲改名的时候，父亲是不是已经改名陶白了。他们改名字这事儿，有些宿命的味道。一改，就把自己的姻缘给定了。
对父母之间的感情，特别是文革期间他们的相处，我始终感到心痛。父亲见报，母亲开始有些怪罪于他，觉得他牵累了孩子们。母亲曾劝过父亲，不要写那么多的文章，写的话，不要那么有批判性。
三十年代，父亲在上海时就开始写杂文，直言不讳，笔锋尖锐，充满救国救民的热情，跟后来他的杂文中的忧国忧民是一样地激越。那些文章，本来随著岁月流去而逐渐陈旧，未料文革之中，为了收集批判父亲的材料，造反派不辞辛苦到上海图书馆的地下室，挖地三尺，把封在尘埃下的旧报纸旧杂志，都翻了一个遍，加上父亲解放后写的一些文章，编辑成《陶白毒草集》，成为批判父亲有力的炮弹。这个《毒草集》为后来的《陶白文集》做了宝贵的补充。真是种瓜未得瓜，种豆未得豆。
在新四军教导队，父亲仍旧写文章，还可得微薄的稿费，母亲记得每次父亲拿到三、两块钱的稿费，只要有机会见到母亲，都会从他的营地，走到母亲的营地，约她到街市上，买些猪头肉请她吃，肉就包在一张报纸里，拿在手上一边走一边吃。妈妈每次说到那猪头肉，都让我垂涎。
六十年代初期，母亲的直觉告诉她，父亲那样直言不讳地批判某些政策和社会上的某些现象，恐怕会要惹火烧身。其实，今天来想，母亲年方十八就决然离家出走，船到武汉看到外祖父登报寻她，要女儿桂芬见启事立即回惠阳，如果不回，就断绝父女关系。但母亲毅然前行，那样的坚韧不动，因为有一颗要救中国的心。难道父亲那些充满救国热情的文章，她看不出其中的赤子之心？不是母亲看不懂，是女人对政治风险本能的嗅觉，是母性中本能的舔犊深情，使她要父亲笔下留心。但母亲可曾想到，“笔下留心”的那点心，正是一个杂文家的良心，没有那点心，父亲为什么要写？又能怎么写？
我三岁时随父母从无锡搬到南京，住在四条巷。后来从三条巷搬至青云巷……，再到赤壁路七号。七号的院子和房子，大又静。那是属于颐和路公馆区的一条窄而短的路，几十年前，就连白天也鲜少人迹。那栋房子，四九年以前住的是谁，无从考查，总之是国民党的要员，那一带一度也曾车水马龙，达官贵人出没往来。解放后，住过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她先生是剧作家，剧作家也不知政治上出了什么事儿，搬出七号，去了上海，那家的女孩子后来成了中国著名作家。那房子的后院长满树木花草，曾经是冬有茶花红艳，秋来桂树送香，更不用说春天时的枝繁叶茂了。
背靠背的邻家，跟我们之间隔著一层竹篱笆，在我们家这边，生长着茂密的竹丛。六六年春天，竹枝上长出很多细长的竹鞭，竹鞭上开了米粒大小的白花。母亲扳下一根竹枝，点着白色小花，说：我们客家人说，竹子开花是凶兆，这房子说不定要出事呢。
真是应声落地，那年夏天就出事了。
父亲见报后，从丁山疗养院由宣传部的人陪同，回到七号，我们几个孩子紧张地站在楼梯边，没有像往常那样到门口等等他，喊他一声：爸爸。父亲迈过门槛，后面跟着一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他的腿迈过门槛的时候，有一瞬间的犹豫。然后迅速恢复常态，一步一步朝屋里走进去，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又有一瞬间的犹豫，仿佛是停了一停，仿佛是要听到孩子们叫他一声。我们一声不响站著，互相簇拥着，好像受惊的小鸟。母亲没有下楼，她在书房等父亲。父亲上楼的时候，我们都抬起眼睛，从背后看着他。他的步子很轻，一步上一个阶梯。我们听到他一直走到书房，听到书房的门关上。
母亲和父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是完全陌生的，无法模拟的阶段。父亲是没有说话权利的人，我们几个孩子则茫然天真地相信组织。母亲比父亲的负担更重，养育孩子的重担，落在母亲的肩上。她既不能与父亲商量，也不能与我们商量，更不能与外人商量，她是吃的几份辛劳几份苦痛。
我曾经出面，组织过一个家庭批判会，批判父亲，以此表示革命的立场，当时还请了组织上的同志参加。征询母亲的意见时，母亲说，你们自己决定吧。她总是处在两难的地位上。父亲被通知了，没有感到惊异，只点点头，说知道了。也许父亲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的来到，不到一下，是过不去的；不到一下，我们也是长不大的。
会上我的言辞最为激烈，非要父亲给个答复，为什么反对革命反对党。母亲始终沉默，坐在藤椅上，既不看我们，也不看父亲。在小弟怯生生问到“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对革命”这个稚气的问题时，父亲抬起一直低着的脑袋，温和心疼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还小，我怎么跟你解释？便拿了香烟要点火。我说：不许抽烟。于是父亲放下了香烟。母亲跟著说了一句：你就不要抽了吧。
这是个双关语气。当时我不懂，后来回想，竟还是一种安慰，那种安慰，只有父亲听得出来。
会后的晚上，我在母亲的房门口徘徊，想到白天的事，害怕起来，害怕父亲自杀，那一想，吓出一身汗。我觉得自己闯了祸了，万一父亲因为我们亲人的“背叛”而去死，我就永远背上一个罪名。推开母亲的房门，见她坐在椅子上不做声。我们家那时很少有人说话，楼上楼下死一般寂静。父亲当时在他的书房，与我们是咫尺天涯。
我搬了板凳到橱柜前，拿那放饼干糖果的听筒。母亲看着我，还是不说什么。我掏出饼干和糖果放在裙兜里，然后看着母亲。母亲微微点头，下巴朝书房那里动了一下。父亲的书房门牙着，门缝稀薄的光线中可见烟雾。父亲坐在那儿抽烟，听到有人进来，抬起头，月光柔和地照着他瘦小的身形。我把满兜的糖果饼干倒给他。父亲极其温和地看著我，嘴巴动了一动。终于什么都没有说。我退出房间，轻轻把门关上。
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为了几个孩子，母亲终于想到了离婚，那样我们便不必在家庭成份的栏目中，填写“黑帮”，也可以不受人欺负。母亲真是很天真，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后来，母亲去了中级人民法院，走到门口徘徊不决，终又回到家里,没有离婚。可是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母亲最后留步不前，我们至今没有问过。而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直到他去世，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到。它是一个暗藏在内心最隐秘地方的一个伤痕。
母亲没有去过父亲独自居住的马鞍山，我们从那里回到家，总把父亲的情况简略地说给母亲听，母亲总是一言不发。好像那些情形跟她隔山隔海。我时常感到母亲绝情。
六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天色绝黑的时候，我和姐姐出门到父亲那里去。父亲坐在床上，依旧拥着被子，桌上一支蜡烛，两只鸡蛋糕，那种用油纸包起来的圆形的蛋糕，一毛钱一只。我们走的时候，父亲把蛋糕包在半张报纸里，说：今天是你们妈妈的生日，这两个蛋糕带给她。
蛋糕交给母亲的时候，她一惊，一边接过蛋糕，一边说：“谁要他的蛋糕。”说着落下大滴的眼泪，迅急背过身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母亲流泪。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战场上见多了战友的牺牲，我们家最狼狈和凄惨的时刻，她都不哭。那天见她落泪，我慌了，跑出房间，站在露天阳台上，也哭了。
(7)
六七年秋后，我们家的压力小了一些，当时已经几乎没有不被揪出来的干部了。刚揪出来的，新鲜；早先揪出来的，有些陈旧了，便成了死老虎。这样，父亲反就多了一些自由活动的可能。他在被解押到外地去陪斗的时候，解押他的人对他看的不是很严，有时也让他自个儿到街上看看走走。即便出借单位就在南京，也是同样的规矩。一晚，解押父亲的人要回家吃晚饭，便允许我父亲自己找个地方去吃饭。父亲便凭着我们跟他描述过的记忆，买了点心，找到了湖北路一号。他见到了母亲，但是没有见到一个孩子，我们个个年少精力旺盛，在死生无常的日子里四处乱窜，蓬勃成长。我回到家里，才从一直跟着照拂我们的珍阿姨那里得知，父亲曾经来过。她说，母亲对于父亲的突然出现非常吃惊。那是那样的一个大杂院，到处睁着监视的眼睛。母亲让父亲在家里只坐了一会儿，就催他离开。父亲到厨房跟珍阿姨说：我走了。珍阿姨心里难受，一定要父亲吃一盘饺子，吃了再走。父亲匆忙在厨房，站着吃下了那盘饺子，珍阿姨为他探路，见周围无人才让他走出大院。就那样，父亲去了一次湖北路一号，总算知道他的亲人住在什么地方了。我知道了这事儿，不问青红皂白，便跑到房间，想着要对妈妈说句刻薄话的，推门见母亲坐在旧藤椅上，抬起一双杏眼看看我。我说：你不留爸爸吃饭？母亲反过来问我：他在这里吃过了吧？
母亲知道，珍阿姨一定是会那么做的。
成年后，在感情的道路上历经沧海，方知患难夫妻间有夫妻语言，那是任何外人都无法介入的一个话语体系，往往固若金汤。
父亲病危之际，我偶尔从医院回赤壁路拿换洗衣物。母亲陪我走到父亲的卧室门前，她拧开门把儿，推开门，看到空无人在的床，跟我说：有时，一个人在客厅走走，走到这里，想起你爸爸不在了，心里很空。
妈妈平和的口吻让我觉出人生悲欢一场空。
几年以后，母亲给我写过一封信，中间有一句话：我们把你们几个抚养成人，现在，他走了，我也老了。
这是我记得的，母亲有关父亲的最动人的一句话。这话里，她说“我们”。他们一直是最紧密最亲密的、风雨同舟结伴而行的两个人。后来我自己在历经感情的路上走久了，走远了，才明白那种明知会伤到亲人，却又不得不去伤的事情，是女人最大的惨伤。
但是，父亲是理解母亲的。
他为母亲六十岁生日作的那首诗题称：“值邓洁六十生辰写百句以贺并示子女云尔”，是一首非常美的诗，用的是他最喜欢的入声韵，念来朗朗上口，好像桑田歌谣，其中很多诗句，如梦如痴动人肺腑：“东江钟秀地，荔枝楼头碧”，忆的是母亲的身世和故乡。
“青山惹梦思，世路慎选择”，说的是母亲还在少女时代便投身大革命风浪的志气。
“慷慨葬同伴，风华不虚掷”，追述母亲在征途上经历血雨腥风却志坚不拔。
“云淡气高爽，相见似相识”,“低语星斗斜，遗恨从头说”，回想他们的相遇和爱情。
“桂江飞鸟惊，淞沪横空裂。临风悲沉遗，茫茫秦淮黑。欣过中原道，长安读碑碣。腊鼓响汾水，消息秦陇绝。黄河破冰飘，汉水长流阅”，父亲一路追述他和母亲共同走过的千难万险。
“跨驴敌占区，有子年三十……青山绵延长，挈雏临江雪。”提到他们生于炮火中的第一个孩子。一泻千里，流水行云，恣肆汪洋，往事历历重现，诗中的母亲从一个青丝红唇的女孩子，到骑马奔跃的女战士，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妻子和母亲，不由得人不掩面而泪下。
作为礼物，这样令人动容的诗，少有女人有幸能在六十岁生日时候得到。而母亲，也自有她自己的方式，说尽了她心底的感情。
父亲有一张大书桌。几十年来，从赤壁路到湖北路再回到赤壁路，最后到“虎啸花园”，妈妈始终把父亲的书桌带着搬家。那是一张相当宽敞的桌子，桌面是浅棕黄的颜色，闪着光，我年少时，顶喜欢那张桌子，上面搁一盏绿色玻璃罩子的台灯。那种式样的台灯，现在几乎看不到人家用，太过平常，甚至古板。可是我却在纽约的“家居用品精品商站”看到那种灯，一式一样。
书桌在赤壁路七号放了有十年，父亲在那桌上读书写作也十年。后来，在那个深夜，母亲带著我们匆忙搬家，上车前她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准许把书桌带走。
那张桌子搬进湖北路一号的房子，很吃力，翻来倒去才搬进屋。桌子搬到大一点的外间，住四个人，加上父亲的书桌，就特别挤。可是也因那张桌子跟随了我们，便好像父亲的人，也一道搬去了湖北路。我们在桌上放着书，歌本，还有几个热水瓶。父亲后来从干校回到南京，发现他的书桌竟然还在，喜从中来。于是，那桌子又重新还原为书桌。很多年过去了，我们搬到赤壁路十七号，那沉重的桌子，母亲坚持要把那书桌带着。那时，桌面不再闪亮，有了斑点，是水迹和墨汁染的。
书桌的主人去世以后，书桌寂寞了很久，好几年我们不曾移动父亲生前留在桌上的东西，圆形的端砚上，还结着父亲研墨的墨斑；笔筒里插着毛笔，圆珠笔，钢笔，毛笔的笔尖坚硬好比血茄，蒙着薄灰。还有无序地放着的书，别针、指甲剪、打火机，凌乱如同我们无法收拾的丧父后的茫然。桌面已经失去了光泽，抽屉把手发白，留下人手常常拉动的痕迹。不记得始于何时，母亲把书桌从父亲的卧室搬到客厅，她在桌上记日记，写信，看报纸，给刊物写回忆录。桌上的书报越堆越高，凌乱得很。母亲也不让动。那样又过了十年，我们又搬家了。那书桌还是跟着她走，现在放在她的小书房里，依窗而立。
它相当旧了，只有骨架依旧，重量依旧。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她七十九的岁数上，与父亲的几位同好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一起努力，编辑出版了六十万字的《陶白文集》。这也许就是父亲的遗言“遗后剑篇发鼓声”本来的意思，只有母亲记在心底，也只有母亲懂得。这就是母亲和父亲半个世纪的泣血深情。每念及此，总有“细雨梦回鸡塞远”的惘然和心痛。
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著名的长诗《俄罗斯女人》，是歌颂爱情坚贞不垮的一代巨作。文革结束后，在长江路一个军队礼堂，看过一部参考片，片名是《迷人的幸福的星辰》。这部片子，是从《俄罗斯女人》改编而成。影片中最高贵的那个女人，就是涅克拉索夫笔下第二章中，让世人叹为观止的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公爵因和一群青年贵族“阴谋”推翻沙皇统治，被流放去西伯利亚，公爵夫人自愿追随她的丈夫远去荒无人烟的地方。夫人离开彼得堡途径莫斯科，莫斯科为她举行盛大送别宴会，表达崇高的敬意。影片中，临行之前，公爵夫人端坐在一条长凳上，貂皮大衣的毛领烘托着她娇美高贵的脸。押送流放队伍的警官坐在夫人对面，恭敬地问她：夫人，那么遥远，那么寒冷，你想好了吗？夫人说：想好了。警官说：那么夫人，如果你决心已定，我必须给你上手铐了。夫人优雅地从长凳上站起，颀长的身材线条如此美丽，她默默伸出双手，让警官给她铐上手铐，然后将手臂收回身边，仿佛执着取暖的手笼，她转过身，面向观众安详走过来，然后走向缈远而寒冷的地极。
公爵夫人和另外十三个被沙皇批准前往西伯利亚的贵夫人们，抬着高贵的头，走向西伯利亚，陪同心爱的人赴难。文革中，我们无数的妻子们，虽然不能像沃尔康斯卡娅夫人那样，抬起头颅保持女人娇嫩的尊严，然而，她们陪同亲人度过黑暗岁月的坚忍和忠贞，一样可歌可泣。
(8)
儿子
第一次到老家江阴的璜土镇，我只有十一、二岁，父亲把我和姐送去过阴历年。那是我们头一次见到堂房兄妹们。他们黝黑的肤色，机灵的眼睛，乡下男孩的害羞和热情，都让我想起早年的父亲，那个顽皮的，精力充沛的农家孩子。后区里乡下一间草屋里，点着油灯，吃饭用的是粗瓷大碗，锅屋里搭着大铁锅，炉膛中的柴火，屋子外面泥泞的村道，高堆着的草秸，圈里的肥猪，满地跑着的鸡和鸭，一切都让我们感到好奇。我对农村和农民所产生的感性认识，最早就是来自父亲的老家。数年之后，我下乡插队，看到苏北农庄的穷荒，就不是很生疏，更曾在庄上的一些年青农民身上，看到狡黠魅人的智慧，天然的艺术才情，让我联想到同样出自农村的父亲。
祖母脸上闪着快乐的光。她对我们有着不同于对其他儿孙的感情，那种感情，是所有一生呆在乡下的女人，在迎接城里回来的儿孙们时都有的。
老家的屋子十分破旧，茅草顶，泥土墙，屋子里的一些板壁，因为漫长光阴的烟熏火燎，发黑了，酥软了。祖母踅着小脚，领我们去看一间很小的房间，土墙土地，地面夯得很结实，里面相当暗，靠小窗下，放着一张矮小的木桌子，一张小板凳。祖母说：喏，这是你们老子小时候念书时用的。
父亲离开璜土以后，祖母一直就没有改变过小屋里桌椅的摆设，像供香火一般。老家人说，父亲小时在同龄的孩子中顶聪慧，读私塾的时候成绩就好，就是顽皮得不得了。父亲在去读书的路上，一路走，一路捡柴拣草，帮衬家用。祖母给他做的鞋子，他一出家门就脱下来，背在肩上不舍得穿，赤脚来去。父亲读完了私塾，又读江阴师范，在那里他参加了“CY”（共青团）组织，还是个积极份子。一九二八年，他离开璜土，前往上海就读法政学院。三一年，父亲成为共产党的人，开始鞍马风雨的人生。
共和国建立后，父亲做了官。老家的人觉得父亲很给他们挣面子，在江阴是数得着的人物。但是老家的乡亲们，并没有因此而受惠于他。直到今天，我的那些堂兄妹们，仍旧在乡下种地。有时，他们有些嗔怪父亲，认为父亲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近来细看 《陶白文集》，其中一篇《我的青年之梦》，才知父亲年少时，是这样的：
“提起我的青年时期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可笑的，曾做过不少黄粱梦。
我出生于农民家庭，在私塾读了近十年书，同时还要帮助父兄种田。讲到种田，除不能挑重担外，各种活我都能干，这不是吹牛。后来在十年内乱时期，在干校劳动时，竟使人感到诧异。至于那时为什么要读书，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想种田，一则是懒，再则是觉得种田没有什么出息。怎么办呢？开始想到常州、上海的铁工厂当学徒，因为没有人帮忙，结果是一场梦。继又想拜师学中医，还特地到常州买了一部“本草纲目”回来，结果又是一场梦。于是又想到什么商店当学徒，不消说，也是一场梦。最后，由于我的父亲是看风水的堪舆家，继承父业，这不是梦。可是我觉得又不是天天在死人，天天有人造房屋，还是要靠种田吃饭，不愿学，父亲也不勉强。就这样，在十几年中，我是梦中度过的，像一只无法破笼而飞翔的小鸟。
好像是从天外飞来一道灵光，终于做了一个没有梦想到的梦。有一位和我父亲有点乡亲的间接的长者，建议我到江阴去投考不要出学费的师范学校，好当个小学教师。这对我来说，虽是喜出望外，同时又遇到一个难题，功课不行啊！不管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在短时期内，认真补习功课，能否考取，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到了考期，我背上一个小包袱，独自步行到县城。那时是什么心情，现在已经忘记了，结果没有考取。这是意料中事，我也并不沮丧。当我在回家的半路中，父亲居然来迎我了。我当即告诉父亲，没有考取。父亲也并没有责怪我的无能无才。接着我又告诉父亲：当我回来时，该校校长郭西农先生面告我，回去继续补习功课，这次招生没有招足，下次再来考。回家后，便继续补习功课，第二次居然考取了，并名列第二。从此对求学的愿望，竟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居然自筹学费，到上海读大学去了。我之所以能走上这一条做脑力劳动者、继之又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我青年时期，确实是没有梦想过的。除了别的原因，我还要感谢江阴东乡人郭西农校长。”
如此来看，父亲对自己前途的选择，多少有着偶然性。并不如我们的想像，一早就有了革命理想，一早就晓得要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终身。父亲最后追随共产党革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天生的叛逆性格，不安现状，他看到了农民命运的悲哀无望，而立意挑战这种命运；另一个原因，就是他遇到了江阴东乡人郭西农校长，没有这位教育界长辈的鼓励和指点，父亲很可能就一辈子留在家乡种田了。在上海，父亲遇到了教授社会学课程的老师、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先驱李达，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革命。
一九七九年，父亲在北京工作期间，写诗悼念他人生路上的第一个领路人李达，题目是：悼李达老师
“鉴开混沌天始醒，长忆烽烟说古今。
脱剑封豸呼大白，笑看薪火陆同沉。”
足见父亲对这位启蒙老师，怀着怎样的感激之情。
祖父早在四九年之前就过世了，我们四个孩子都没有见过这位辛劳一生的祖父。父亲曾经被国民党抓到，在苏州监狱里坐牢，天天唱国际歌，激励自己，激励牢友。祖父得知小儿子的下落，便脚穿一双草鞋，肩背一双草鞋，徒步从江阴走到苏州去看儿子，他苦口婆心地劝父亲，要他表示一下，不革命了，随他回去种地。父亲不从，革命的决心如铁。祖父无法，擦着眼泪，离开了监狱，又独自走回江阴。
那就是他们父子的最后一面。
前些年的一个清明，姐姐和小弟到江阴扫墓，晚上跟堂亲们围坐闲聊，得知老家过去是有族谱的，动乱时候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或者是自己人给烧了，生怕祸从中起，总之一个家族的起源和繁衍的历史，因为政治运动，而散失在时空中。想不到的是，老家竟存有祖父祖母各一张黑白照片。姐姐和小弟将翻拍的照片，带回南京。在我父亲过世许多年以后，我从他生前的存物中，找到照片，才得见祖父的面容。从祖父脸上，我看见了父亲的眉目神气。他们父子真是一看就知道是血脉相连，不同处在于祖父看着谦恭老实，还有些木讷，父亲就不同了，英气勃勃的。
一九九四年春天，父亲去世的次年，我从纽约回到南京，母亲把父亲生前的最后一本日记给我，是在他的遗物中找到的。那本蓝色塑料封皮的日记本，写于一九八七年，历时半年。日记的页码是父亲用红色圆珠笔标的。第七十二页上有这么一段：“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如果父亲多活两个月，你就会见到你日夜思念的儿子，终于归来了。你在临终时，不是还呼喊着我的乳名吗？”
读了父亲老来用这样的笔调写到他的父亲，有如听到隔世的婴儿在啼哭。足可想出当年，祖父留着眼泪离开苏州监狱的时候，父亲隔着牢房的铁栅栏，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祖父于四九年三月，在老家病逝。一个多月后，春到江南的四月，解放军渡过长江，摘下了南京长江路上“总统府”的牌子，插上红旗。他们父子擦肩而过，期间就隔着这地覆天翻的两个月。三个月后，在无锡工作的父亲，带着大哥去璜土祭父。在祖父的泥冢前，父亲鸣数枪致意，弹壳从枪膛里跳出来，落在地上，庄子里的小孩围上去抢弹壳。大哥也抢着低头去捡，父亲拉住了他，跟他说：先给他们吧，以后我再给你。
此后，文职官员都将武器上缴，父亲再没有放过枪。
(9)
祖母叫谢胡氏，裹小脚，是个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五十年代后期，父亲曾把祖母接到南京住过一些日子。父亲忙于公务，祖母从不打扰他，觉得他做的都是要紧的事情。他们母子多数只是在饭桌上见面。一道吃饭，他们之间的话也不多，父亲对她只是说：多吃菜，吃饱。
后来祖母回到了老家，再也没有到过南京。父亲按月寄钱给她。动乱中数年，父亲的工资锐减，只有二十元。他跟造反派说，他要供养母亲，请示多给一些。这样，他一直供养祖母，到她去世。
我最后一次见到祖母，是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当时我想回老家去插队，觉得那里总比苏北要好一些，至少可以吃米饭，而且是祖籍所在，处境想必不会那么冷漠。祖母当时年事已高，由于父亲出事，她一直牵记，又不得一见，身体就不好下去。联系插队落户都是我的大伯母出面。大伯母十分看老，现在回想，那年她也不过四十出头。她哀求了很多人，一圈转下来，仍是不成。
祖母晓得我连回去种田都不行，很伤心，坐在一张椅子里叹气，用一块小而旧的蓝花布不停地擦眼泪。临走时，祖母跟我说：回去见到你老子，不要跟他说，他要生气的。
我当时发誓，永不回老家。大伯母听到后，双手卷进围裙里，流下了眼泪，跟我讲，星星（我小时的名字）你不要气，再来试试看。我拉了大伯母的手，告诉她，日后我有了出息，再来试试。但我真的没有告诉过父亲，怕父亲记老家的一点不得已。
离开江阴后，我去了苏北种地，再没有回老家，直到父亲过世，我去扫墓，才重新见到父亲出生并安息的故乡。那已经到了九六年。一晃，二十八年。
我那善良忠厚的大伯母，也已经去世了。扫墓的时候，我在她坟前，烧了很多纸钱，指望给她在阴间花销，答谢她当年对我的照应，为我吃的心酸。
六六年夏天父亲出事，老家的亲戚一直想瞒过祖母。还是镇上中学的造反派结伴去祖母那里造反，祖母才晓得出了大事了。他们把年迈的祖母搡到寒风里站着，一哄而上冲进草房去抄家。却发现父亲的老家原来那么破旧，于是一哄而散。那以后，祖母倒下了，一病不起。她要在上海的姑妈到南京，替她看看父亲，这个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姑妈夜里到了湖北路一号，我们当晚就带她去马鞍山。
父亲见到姑妈去，似乎不太高兴，问姑妈来干什么。姑妈没有开口，就开始流泪。老家的人，在父亲面前，都有些木讷的。我们就那样坐了一阵，姑妈终于说：阿哥，是姆妈要我来看看你的。父亲的表情便缓和下来，有些欲言又止。父亲靠着枕头坐在床头，盖一床厚棉被。马鞍山留给我的记忆，完全跟白天没有关系，一切人世的故事都发生在夜晚，还有就是一个永远盖着棉被，坐在床头的年老的父亲。沉默了很久，父亲才对姑妈说，回去吧，跟姆妈讲，没有什么，不要担心。
在老家人的心目中，父亲做人做官都是蛮风光的，然而姑妈眼前的父亲，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点着蜡烛，所有的玻璃窗都用报纸糊起来的，很是狼狈。父亲是不愿意让姑妈看见他的样子，姑妈看见了就会说给祖母听，祖母心里会难受，父亲不想让老母亲为自己难受啊。祖母那么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太太，是经不起父亲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姑妈从篮子里拿出特意回江阴乡下带出来的糯米团子，那是父亲最喜爱的吃食，父亲也只是点点头。他心里究竟怎么想，没有人知道。告别的时候，父亲没有从床上下来，只是对姑妈挥挥手，说：以后不要来了。
姑妈替祖母看望父亲，那就是最后的一次。后来他们母子之间，除了每月照例要寄去的生活费，父亲从不写信，一个字都不留在纸面上。
如同没有给他的父亲送终一样，父亲也没有给祖母送到终。
六九年隆冬，插队的地方下大雪，所有的道路都被雪掩埋，整整一个星期没有邮件。邮递员下来的时候，带来一封一星期前的电报。电报是乡下的堂兄弟们发来的，说祖母病危，希望我们回去。我们因为大雪封路耽误了时间，便没有回去。日后见到了父亲，知道父亲也收到同样的电报。那时他在镇江蚕种场的干校劳动改造。他把电报拿给干校的领导，领导居然同意他回去奔丧。可是父亲思前想后，没有回去。南京闹“五湖四海”的时候，外界就曾传说，父亲是反革命组织“五湖四海”的黑后台，甚至有人在常州看到他拿着长矛在大街上指挥闹事。那样的情况下，父亲觉得不能回去，一回去什么都说不清了，还要给家乡的人惹麻烦。父亲寄去一些钱，请亲戚好好将祖母安葬。
数年之后听家乡人说，祖母不吃不喝好几天，不甘心咽气，指望看儿子最后一眼。临了，堂亲们伏在她耳边说：祖良不能回来了，叫你安心去。
祖母眼角掉下一滴泪，咽了气。
祖父母身上，江阴人的坚执和醇厚之情，在父亲的血脉中流淌。
江阴出人物，很多英雄豪杰从那里走上历史舞台，让后人评说到今。江阴人生性强悍，做事干练机智。说是江南一族，却跟北方人一般地不屈不挠。
父亲个子不高，极瘦，特别精神，好像习过武。他眼珠乌黑，看人机警专注，双目炯炯有神。跟他面对面说话，他总是看着你的眼睛，你就感到他的诚意和专心。他那张长方脸，线条分明，两颊微凹，鼻梁端直而长，他的模样，很像在深山老林里修炼的道人。
他又很幽默，有些老顽童的味道。八十年代，他和母亲到江阴，为捐赠的事情奔忙，姐和小弟分别陪同他们去过两次，留下很有趣的照片。有父亲拄着拐杖半蹲着在哈哈镜前面嘻笑的，有跟小弟挤坐在小碰碰车里，开车玩的，还有往摆在地上的小礼物上扔竹圈圈的。父亲睡眠一向不好，每晚看过电视，先吃安眠药，等药性起来，回房睡觉，他喜欢模仿济公，躬着身，一晃一晃地走着唱着：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父亲用手比划着打扇儿，脸上露出恢谐自嘲的微笑。
后来有一次，我在母亲面前模仿父亲的济公，我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怀念，几近湿濡。
父亲走路，两手背在后面，腰杆笔直，十分挺拔，甚至年至八十，也无老迈之感。四一年皖南事变突围的夜行军中，他从山崖上掉下去，被一棵斜刺里长出去的大树卡住，保全了生命，从此腰椎就坏了。天气不好的时候，他需要穿钢骨做的护腰背心，把人撑起来。病重期间，姐姐给他擦背，才看到他的脊椎骨是弯曲的。
文革中，挨斗于他是家常便饭，总是两臂被人朝身后扳，扳得高高的好按下他的头，他不服，竭力要挺起被按着的头，抬起双眼，看着台下的人。父亲经过丁山宾馆的一死，喜欢说一句话：我倒要看看。就是这个要看看，他活了下来。所以，父亲总是竭尽全力，挺直起在战场上摔弯的脊梁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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